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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而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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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名: Too big to fail
作者: 安德鲁•罗斯•索尔金(Andrew Ross Sorkin)
译者: 巴曙松 / 陈剑 
 
内容简介

  该书通过一幕幕生动的场景描述,向读者客观而详尽地展现了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美国主要监管机构和投行的众生相。在这部作品中,你可以看到雷曼是如何一步步地自断生路,监管机构是如何在“政治正确”的牵绊下做出选择,各大投行又是如何在人人自危的环境下力求自保。前所未有的访谈,不曾公开的华尔街决策内幕,揭示了美国经济萧条如何发展成全球金融危机,再现了从银行到政府再到整个美国身处金融危机第一现场的反应。
 
作者简介

  安德鲁•罗斯•索尔金(Andrew Ross Sorkin)《纽约时报》首席记者及专栏作家,2001年创立了纽约时报的在线财经报道网站。
  2004年获得美国财经新闻界荣誉杰洛德•罗布奖,2005年和2006年他的新闻再次获得美国商业新闻奖和作家学会奖。
  2007年,世界经济论坛提名他为全球青年领袖之一。
 
 
大而不倒
大而不倒 推荐序(1)
中国银监会党委副书记、副主席 蒋定之
经过全球的共同努力,金融危机正在走出最为艰难的时期,而与此相伴随的是,对于这场危机的反思才刚刚开始。其中,关于大而不倒的相关问题成为全球金融界关注的重要课题,直接引发了不少理论的深层思考与现实的改革举措。
金融连接着国民经济各部门,在经济体系中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小平同志一直强调:“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美国的此次金融危机,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小平同志这个判断的高瞻远瞩。中国金融业在亚洲金融危机和此次金融危机中迥异的表现,同样印证了小平同志对金融业巨大影响力的深刻洞察。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因为历史积累的沉重包袱和体制机制的弊端,当时中国的银行业一直被视为是“技术上破产”,直接制约了当时应对危机的种种举措的落实。而在此次金融危机来袭时,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中国银行业经历了大规模的重组改造,公司治理机制和内部管理水平显著提高,主要财务指标可以说处于改革开放以来最为 健康的水平,这就为中国应对危机提供了良好的金融基础。正是因为有了较为健康的财务状况和大幅改善,中国的银行体系才能在危机中表现稳健,同时也能够有效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应对危机扩大内需的一系列政策举措,为中国应对危机提供了有利的金融支持。
过去几年的金融实践表明,与国际经验相比,中国的金融业既不必盲目自卑,也不能盲目自大。事实证明中国的银行业同样可以创造骄人的业绩,积累有价值的探索经验;但同时,在许多领域中国银行业依然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发达国家的金融业对于此次危机的反思有许多合理的成分,同样值得我们深入参考和借鉴,对大而不倒现象的思考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此次美国次贷危机的演变过程来看,通过同业及其他行业的传
导,大型金融机构的破产会产生巨大的外部效应。监管当局从稳定金融业、保护存款人和投资人广泛利益的角度出发,往往对大型金融机构破产所带来的蝴蝶效应持十分审慎的态度,因此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大而不倒的状况。这将带来两个后果,一方面,从大而不倒的内在逻辑看,一旦对一家金融机构实施了救助,那么救助规模更大的机构也就自然成为选择,于是政府在无形中鼓励了数量更多、层次更深的风险经营行为,因为金融机构不仅可以据此获得巨额收益,而且通过自身规模的扩大,可以博取更多获得救助的筹码;另一方面,政府的救助行为将给普通大众带来强烈的信号,这种隐性担保极可能刺激针对这些机构或相关金融产品的投资,危机再次出现时,政府所面临的救助压力也将更大,否则预期的覆灭往往会带来更为严重的损害。
因此,单从理论角度看,考虑到控制金融业的道德风险,大而不倒的救助策略应深刻反思。然而,现实往往比抽象的逻辑复杂得多,在道德风险与经济崩溃之间,政府往往优先选择前者。回顾历史,此次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所表现出的大而不倒不乏渊源,比如, 1984年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联手救助大陆银行、 1985年英格兰银行挽救约翰曼特利银行家公司( JMB)、1994年法国政府拨款救助里昂信贷银行、 1998年美联储拯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日本政府曾长期实行拒绝金融机构破产方针,等等。
                  大而不倒 推荐序(2)
当然,随着时间的演进,政府救助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甚至曾有控制这种趋势的尝试。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最初制定救市政策时有三个主要原则:流动性可救;政府不可直接购买而只能辅助交易;公司持有者不能从救助中获益。这就解释了保尔森为什么决定挽救贝尔斯登却放弃雷曼。当雷曼融资无望时、巴克莱银行曾试图进行收购,却被英国监管部门坚决制止。在此期间,美国政府并没有为促成交易而做出任何努力,一切均因雷曼资本金不足,首先就不符合流动性可救原则。但随后形势的发展大大超越了保尔森和美国的金融决策者所能预见和控制的范围,他最终不得不放弃这些原则,美国联邦政府也随即在危机中变身为大而不倒的忠实践行者:先后斥资 4 000亿美元救助房利美和房地美、针对全美大型金融机构推出 7 000亿美元救市计划、拨款 2 000亿美元救助 AIG,甚至为三大汽车巨头提供 800亿美元融资,等等。
如此看来,大而不倒似乎成了一种无法摆脱的魔咒,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安德鲁 ·罗斯 ·索尔金的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线索,可供我们在思考这个重大问题时做参考。
实际上,大量的国际金融监管实例表明,大而不倒是一个不囿于监管部门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说,它是整体经济、金融健康度的一种综合反映,既受金融业自身监管水平的影响,更受到其他各经济部门的运行状况,以及一系列特定的决策约束条件的影响。美国此次金融危机中的一系列案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窗口。
2009年 10月,《大而不倒》在美国出版发行,引起广泛关注,很快就登上了亚马逊财经类畅销书榜首。投资家巴菲特曾专程为本书制作了一张巨幅海报送给作者,并多次在公开讲演中称赞“这是一本很棒的书”。他还在致股东的公开信中专门提到了本书,不少海内外的金融界人士,都在通过阅读这本书,促进自己对于大而不倒问题的反思。
通读全书可以发现,这本书之所以能够在有关金融危机的书籍中脱颖而出、引起广泛关注,是因为这本书的不少内容既不同于那些哀鸿遍野、危言耸听的灰色论调,也不同于那些艰涩难懂、严肃刻板的专业分析,这本书侧重于对历史事件的生动还原。当然,可以看出本书中对于不少重大金融问题的判断,也难免受到金融危机恐慌气氛的影响而显得有些极端。不过,瑕不掩瑜,这些并不影响本书成为一本值得一读、并且促使我们反思的关于金融危机的参考。
目前我们正在经历的金融危机告诉全世界:金融动荡无域界——一场严重的危机可同时引起重大的金融经济损失;金融动荡无国界——在全球化的今天,主要国家在危机蔓延中无一幸免。《大而不倒》为人们展现了大量的第一手实例,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展开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我想,本书中文版的出版也可以像英文版的出版一样,带给读者有益的启迪,同时我也希望中国的银行业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充分借鉴国际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探索出一条有国际视野、适应中国国情的系统性风险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的监管之路,为中国金融业的健康发展、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做出应有的贡献。
巴曙松研究员主持和组织了《大而不倒》的翻译,并在本书出版之际邀请我为该书中文版的出版作序,阅读之后,有了些初步的思考,姑且作为这本书的序言吧。
TOOBIG TOFAIL
                  大而不倒 中文版序
《大而不倒》在中国出版,我感到非常荣幸。这本书揭密了金融危机幕后的重重阴谋,也提供了很多在最动荡无序、最让人绞尽脑汁的特殊历史时期如何进行有效领导以渡过难关的案例。在这场震惊世界的金融危机中,全球经济岌岌可危。
随着中国逐渐发展成为在在全球经济和政治中占据最重要地位的国家之一,我想《大而不倒》一书可以为中国提供一些重要的经验教训。我想最大的教训也许就是:我们其实会犯错误。
《大而不倒》不仅讲述了金融危机中金融机构发生的故事,更讲述了华尔街和华盛顿精英们的故事,这些精英们自认为拥有巨大的权力和无穷的手段,可以决定这场游戏的胜负,但他们看不到抑或不愿意接受这场游戏的真正结果:最糟糕的时刻正在到来。
这是一个关于冒险家们的故事:他们敢冒一切风险,并已承受着巨大的风险,但又固执地认为自己没有冒任何风险。
这也是一个关于华尔街文化的故事,现在这种文化已经渗透到了世界各国。华尔街上人们总说:“还可以去做另一桩交易,还可以去打另一张牌”。但是,在这场危机中,他们已经无牌可出了,这场金融危机 真的是一场“想象力的失败”。
这本书也提出了诸如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监管方式等重要问题,在中国这些问题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被提出了。自由市场模式确实存在着一些缺陷:运作良好时,它所产生的市场经济效应颇为壮观;运作失灵时,它产生的效果依然壮观,但后果却是灾难性的。
当初我写《大而不倒》时,并未预料到此书出版后会有如此大的影响。这本书出版的第一个星期,亿万富翁、投资家、本书的角色之一沃伦 ·巴菲特给我发了一幅巨幅海报,上面用硕大的字体写着:“安德鲁……你这本书将比这张海报还要大!(意即这本书比这个巨幅海报还要惹人注意)沃伦。 ”摩根士丹利的首席招待官约翰 ·麦克在接受电视采访时称,读这本书后,“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他说,“因为我又回到了当时的场景。”全世界许多政治家、首席执行官们现在都在读这本书,“大而不倒”也成了一个热门词汇。
我希望本书能给中国人民提供一个考察金融危机的独特视角,深层次地探究金融危机的起因及发生、发展的路径,了解金融危机中为挽救金融系统各方所做的不懈努力,为避免再次发生危机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安德鲁 ·罗斯 ·索尔金 2010年 8月
TOOBIG TOFAIL
                  大而不倒 译者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
在美国经济刚刚在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冲击下稍稍喘定之际,反思金融体系缺陷,完善金融监管的,号称是大萧条以来力度最大的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全面展开。在繁复的美国金融改革方案中,针对大而不倒问题的监管调整,可以说是最为引人注目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针对大而不倒问题所进行的一系列金融改革举措,不仅会深刻影响美国的金融市场格局和监管体系发展,同时也必然会影响到全球金融监管的走向。从中国金融市场的情况看,如何防范中国金融市场中的大而不倒问题,同样成为了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因此,要想把握正在展开的针对大而不倒问题的一系列金融改革及其影响,我们首先需要深入了解大而不倒问题的起源,以及在金融危机时期这一问题是如何显著暴露、并且对全球金融市场形成显著冲击的。即使重点是要分析中国金融体系中可能存在的大而不倒问题,同样需要对美国的大而不倒问题形成演变的脉络做一个系统的梳理。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组织翻译了这本《大而不倒》,希望它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这样的作用。同时,在对待金融问题的研究上,从个人偏好来说,我更愿意研究真实的历史和来自第一线的金融市场波动,乐于从记录真实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中去分析问题、探究真相,因为这样得来的结论更为贴近真实的市场。在大而不倒问题上,这本书通过生动的语言和大量第一手的素材,把金融危机在美国上演的情景做了还原,可以提供给读者一份切近危机真实状况的观察资料。
从美国金融市场的演变历程看,可以说,华尔街是座从来不缺少观众的舞台。那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断上演着各种喜剧和悲剧,然而台前幕后却似乎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雾霭,让局外人产生距离感,看得热闹却不真切。当此番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从华尔街蔓延开来,迅速扩散到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时,人们的目光再次聚焦到了引发金融海啸的震源:华尔街。
在这次危机中,众多的华尔街百年老店均遭重创,有的甚至毁于一旦,美联储和财政部等机构对局面也失去了应有的控制力,在金融海啸巨大的漩涡中无所适从。他们实际经历的困境来龙去脉究竟是怎样的?当局者的内心又经受了怎样的煎熬?安德鲁 ·罗斯 ·索尔金先生通过本书为读者展现了美国金融市场从经历危机漩涡到挣扎自救的故事。
习惯于被仰视、被学习的华尔街,这一次成为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直接导火索。是什么让那么多以风险管理为职业的金融家放弃了基本的风险管理原则与底线?是什么动力在推动这些金融家越来越远离实体经济运行、而把金融交易推向赌博的方向?是什么原因使得美国的监管者在如此大的金融危机即将爆发时依然视而不见,危机爆发后无力回天?华尔街发展历史上那些构筑这个金融中心基石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对市场的敬畏感都到哪里去了?《大而不倒》一书可以说是从特定的视角记录了这个危机演进的过程,并对我们的这些疑惑提供一些思考的素材。
索尔金先生是《纽约时报》首席记者及专栏作家,其写作风格颇有特色,对事实的描述和对节奏的把握颇有功底,文字流畅,但是翻译起来却有不小的难度。本书的翻译由我主持,并且由我和陈剑分工来担任全书的校订工作,陈剑博士作为主要的协调人,协助我做了大量的协调和统稿工作,巴曙松、陈剑、张阿斌、李明达、韦勇凤、唐红、惠博、杜婧、彭茜、覃川桃、孙兴亮等共同参与了初稿的翻译。初译工作从 2010年 1月底开始,到 3月初完成初稿。为提高翻译质量,我们又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对译稿进行了多次交叉校对,几易其稿,希望能通过更为细致的工作来弥补自身水平的不足。当然,翻译中的不足和错误也在所难免,欢迎各位读者批评。
特别需要感谢的是,中国银监会蒋定之副主席专门为本书中文版作序,索尔金先生也专门为中文版的出版起草了序言,湛庐文化的编辑们为该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的努力,在此一并致谢。
在一个信息总量不断增长、传播速度不断加快、传播网络不断扩张的时代,翻译工作似乎越来越变成一种费力不讨好的工作,但从个人体会看,之所以坚持每年选择一两本有代表性的、有借鉴意义的著作进行翻译,一方面是督促自己跟踪阅读,也促使自己能有更多机会与研究生一起讨论、学习和沟通,另外这也是一种基础性的工作,通过介绍一些有参考价值的著作给中文读者,也可以更好地开拓视野,增进对全球金融市场动向的了解和把握,我想,这种及时动态的对全球金融市场的把握,是正处于改革和发展关键阶段的中国金融市场十分需要的,这也正是支持我们坚持做一些翻译的力量所在。
巴曙松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2010年 8月
TOOBIG TOFAIL
                  大而不倒 成书的背后
本书的写作源于 2008年 9月 15日,星期一的凌晨。那个在美国经济历史上可能是最著名的周末,我和《纽约时报》的同事们一起,一直忙于报道当时的相关事件的详细情况。直到凌晨 2:30,当我走进家门时,刚刚写完的报纸头条仍然让我惊魂未定:雷曼兄弟已正式申请破产保护,美林证券公司被出售给美国银行,美国国际集团摇摇欲坠。
于是,我摇醒了妻子皮拉尔 ·奎恩( Pilar Queen),特别想和她聊聊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我和她分享了这些新闻,并详细地述说了这些戏剧性事件,“你绝会不相信这些,这就像是一场电影!”
皮拉尔看了我一眼说:“不,这像是一本书。 ”
那次谈话后的一整周,我甚至根本没去考虑写书的想法。为了给报纸撰写新闻,我忙得几乎透不过气来,就算是几千字的写作都会让我感到害怕。但皮拉尔一直坚持,她温柔而又坚定地鼓动我,并最终说服我承担这项任务,甚至在我自己都怀疑能否完成时,她仍一如既往地信任我。事实上,在接下来的 365天里,她全程鼓励我完成这项任务,这让我觉得自己就像是在马拉松比赛中不停地全力冲刺。
为完成本书,我对直接卷入金融危机的 200多人进行了长达 500多 个小时的采访。受访者包括华尔街的首席执行官、董事会成员、管理团队、现任及前任政府官员、外国政府官员、银行家、律师、会计及其他顾问。他们中的很多人给我提供了详实的文档资料,其中包括会议记录、电子邮件、谈话录音、内部报告、文件草案、讲话稿、日程表、通话记录、工资单以及费用报告等。本书正是根据这些材料创作出许多生动细节的。此外,受访者还花了大量时间煞费苦心地为我提供了很多保密会议的情况。
撰写本书时,由于一些罪状调查仍在进行,许多民事诉讼还未结案,很多事情还没有定论,因此多数采访的前提是其内容不得作为消息来源。不过,虽然书中的每一细节都是以大量采访内容为基础创作的,但书中人物的对话或当时人物的感受不一定就是相关人物自己提供的。书中描写的内容有些是当事人自己提供的,有些则是当时在场的其他人或电话(通常是免提电话)另一端的人提供的,些是由那些会议刚结束就得到消息的灵通人士提供的,还有一些来源于会议记录或其他一些书面材料。
关于金融危机的书已经非常多了,本书的创作正是建立在我杰出的财经媒体同行们已经完成的大量记录基础之上的。我想本书是第一本最详实地记录了金融危机这一最具悲剧色彩的当代历史事件的读本。很多人一直在热切地探究此次金融危机的真正成因,密切地关注着它的发展态势,他们是我创作本书的无穷动力。
伽利略曾说过:“所有的真理一旦被发现,都很容易理解。关键是要发现它。”我希望我已有所发现,同时也希望本书能帮助大家理解在过去这些年里所发生的许多令人费解的金融事件。
TOOBIG TOFAIL
                  大而不倒 本书的贡献者(1)
白宫
乔治 ·布什( George W. Bush)美国总统乔舒亚 ·博尔滕( Joshua B. Bolten)白宫办公厅主任
国会
希拉里 ·克林顿( Hillary Clinton)参议员(*党-纽约州)克里斯托弗 ·多德( Christopher J. Dodd)参议员(*党-康涅狄格州),银行委员会主席巴尼特(巴尼) ·弗兰克( Barnett“Barney”Frank)众议员(*党 -马萨诸塞州),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米奇 ·麦康奈尔( Mitch McConnell)参议员(共和党-肯塔基州),参议院共和党领袖 南希 ·佩洛西( Nancy Pelosi)(*党-加利福尼亚州),众议院发言人
财政部
亨利(汉克) ·保尔森( Henry M.“Hank”Paulson Jr.)财政部长安东尼 ·瑞安( Anthony W. Ryan)金融市场助理部长米歇尔 ·戴维斯( Michele A. D*is)公共事务助理部长,政策规划部主任凯文 ·弗罗默( Kevin I. Fromer)立法事务助理部长尼尔 ·卡斯卡里( Neel Kashkari)国际事务助理部长戴维 ·麦科密克( D*id H. McCormick)国际事务副部长罗伯特 ·斯蒂尔( Robert K. Steel)国内金融副部长戴维 ·内森( D*id G. Nason))金融机构助理部长杰里迈亚 ·诺顿( Jeremiah O. Norton)金融机构政策副助理部长菲利普 ·斯瓦格( Phillip Swagel)经济政策助理部长罗伯特 ·霍伊特( Robert F. Hoyt)总顾问詹姆斯 ·威尔金森( James R.“Jim”Wilkinson)首席顾问丹 ·杰斯特( Dan Jester)财政部长顾问肯德里克 ·威尔逊( Kendrick R. Wilson III)财政部长顾问马修 ·斯考金( Matthew Scogin)国内金融副部长的高级顾问史蒂文 ·沙弗兰( Steven Shafran)保尔森的顾问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简称“美联储”)
本 ·伯南克( Ben S. Bernanke)主席唐纳德 ·科恩( Donald Kohn)副主席凯文 ·沃尔什( K*in M. Warsh)董事
13
斯科特 ·阿尔瓦雷斯( Scott G. Alvarez)总顾问
纽约市
迈克尔 ·布隆伯格( Michael Bloomberg)市长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简称“纽约联储”)
蒂莫西 ·盖特纳( Timothy F. Geithner)行长克莉丝汀 ·卡明( Christine M. Cumming)第一副总裁特伦斯 ·切基( Terrence J. Checki)执行副总裁威廉 ·拉特里奇( William L. Rutledge)高级副总裁威廉 ·达德利( William C. Dudley)市场集团执行副总裁加尔文 ·米切尔( Calvin A. Mitchell III)公关部执行副总裁托马斯 ·巴克斯特( Thomas C. Baxter)总顾问
纽约州保险部
埃瑞克 ·迪纳罗( Eric R. Dinallo)负责人
证券交易委员会(SEC)
查尔斯 ·克里斯托弗 ·考克斯( Charles Christopher Cox)主席埃瑞克 ·西里( Erik R. Sirri)市场监管部主任琳达 ·查特曼 ·汤姆森( Linda Chatman Thomsen)执行部主任迈克尔 ·马基亚罗利( Michael A. Macchiaroli)市场交易部副主任
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DIC)
希莉亚 ·贝尔( Shelia C. Bair)主席(女)
中国政府
王岐山( Wang Qishan)副总理
英国政府
詹姆斯 ·戈登 ·布朗( James Gordon Brown)首相阿利斯泰尔 ·达林( Alistair M. Darling)财政大臣
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
卡勒姆 ·麦卡锡( Callum McCarthy)主席赫克托 ·桑特( Hector Sants)首席执行官
房利美
丹尼尔 ·穆德( Daniel H. Mudd)总裁,首席执行官
房地美
理查德 ·塞隆( Richard F. Syron)首席执行官
                  大而不倒 本书的贡献者(2)
高盛集团
劳尔德 ·贝兰克梵( Lloyd C. Blankfein)董事长,首席执行官盖瑞 ·柯恩( Gary D. Cohn)联席总裁,联席首席运营官乔恩 ·温克里德( Jon Winkelried)联席总裁,联席首席运营官戴维 ·维尼尔( D*id A. Viniar)首席财务官
克里斯托弗 ·科尔( Christopher A. Cole)投资银行总裁拜伦 ·特洛特 (Byron Trott)投资银行副董事长戴维 ·所罗门( D*id M. Solomon)常务董事,投资银行联席负责人哈维 ·施瓦茨( Harvey M. Schwartz)环球证券销售部负责人约翰 ·罗杰斯( John )董事会秘书
雷曼兄弟公司(文中简称“雷曼”)
小理查德 ·富尔德( Richard S. Fuld Jr.)首席执行官赫伯特 ·麦克达德( Herbert H.“Bart”McDade)总裁,首席运营官约瑟夫 ·格雷戈里( Joseph M. Gregory)总裁,首席运营官伊恩 ·洛维特( Ian T. Lowit)首席财务官,联席行政总监斯科特 ·福莱德汉姆( Scott J. Freidheim)首席行政总监艾琳 ·卡伦( Erin M. Callan)首席财务官托马斯 ·拉索( Thomas A. Russo)副董事长,首席法律顾问史蒂文 ·贝肯菲尔德( Steven L. Berkenfeld)常务董事杰拉尔德 ·多尼尼 (Gerald A. Donini)股权业务全球主管迈克尔 ·格尔本德( Michael Gelband)雷曼资本公司全球主管安德鲁 ·高尔斯( Andrew Gowers)公司公关部主管亚历克斯 ·柯克 (Alex Kirk)股权投资全球负责人休 ·麦克吉( Hugh E.“Skip”McGee)投行业务全球负责人马克 ·沙菲尔( Mark )并购业务全球共同负责人杰弗里 ·韦斯( Jeffrey Weiss)全球金融机构集团部负责人布拉德 ·怀特曼( Bradley Whiteman)金融机构、并购业务全球共同负责人
拉里 ·维森尼克( Larry Wieseneck)全球财务共同负责人赵建镐( Kunho Cho)副总裁保罗 ·图纳吉( Paolo Tonucci)财务主管杰斯 ·博泰( Jasjit S.“Jesse”Bhattal)雷曼亚太区首席执行官
摩根士丹利
约翰 ·麦克( John J. Mack)董事长,首席执行官瓦利德 ·查马哈( Walid A. Chammah)联席总裁詹姆斯 ·戈尔曼( James P. Gorman)联席主席科尔姆 ·凯莱赫( Colm Kelleher)执行副总裁,首席财务官,战略规划负责人肯尼思 ·德雷哥特( Kenneth M. deRegt)首席风险官加里 ·林奇( Gary G. Lynch)首席法律官托马斯 ·尼德斯( Thomas R. Nides)首席行政总监,秘书罗伯特 ·金德勒( Robert A. Kindler)投行业务副董事长乔纳森 ·金德里德( Jonathan Kindred)摩根士丹利日本证券总裁丹尼尔 ·辛科维特斯( Daniel J. Simkowitz)环球资本市场副总裁鲁思 ·波拉特( Ruth Porat)金融机构集团负责人保罗 ·陶布曼 (Paul J. Taubman)投行业务负责人罗伯斯 ·斯卡利( Robert W. Scully)董事长办公室成员
美林公司
约翰 ·芬尼根( John Finegan)董事会成员格雷戈里 ·弗莱明( Gregory J. Fleming)总裁,首席运营官彼得 ·克劳斯( Peter S. Kraus)执行副总裁,管理委员会成员托马斯 ·蒙塔格( Thomas K. Montag)执行副总监,全球销售交易
负责人
斯坦利 ·奥尼尔( E. Stanley O’Neal)首席执行官,前董事长
约翰 ·塞恩( John A. Thain)首席执行官,董事长
彼得 ·凯利( Peter Kelly)律师
美国国际集团
罗伯特 ·维纶斯塔( Robert B. Willumstad)首席执行官,前董事长史蒂文 ·本辛格( Steven J. Bensinger)首席财务官,执行副总裁约瑟夫 ·卡萨诺( Joseph J. Cassano)美国国际集团金融产品子公司
                  大而不倒 本书的贡献者(3)
(伦敦)负责人,前首席运营官戴维 ·赫尔佐格( D*id Herzog)财务总监布莱恩 ·施赖贝尔( Brian T. Schreiber)高级副总裁,负责战略规划马丁 ·苏利文( Martin J. Sullivan)前总裁,前首席执行官
花旗集团
维克拉姆 ·潘迪特( Vikram S. Pandit)首席执行官
史蒂文 ·沃尔克( Stephen R. Volk)副董事长
爱德华 ·凯利 (Edward“Ned”Kelly)全球机构客户银行部主管
黑石集团(BlackstoneGroup)
彼得 ·彼得森( Peter G. Peterson)共同创办人史蒂芬 ·施瓦茨曼( Stephen A. Schwarzman)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共同创办人约翰 ·斯图津斯基( John Studzinski)高级常务董事
彼得 ·温伯格(Peter A. Weinberg)合伙人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
沃伦 ·巴菲特( Warren E. Buffett)董事长,首席执行官阿吉特 ·贾恩( Ajit Jain)总裁,负责再保险业务
贝莱德集团(BlackRock)
拉里 ·芬克( Larry Fink)首席执行官
佩雷拉 ·温伯格合伙公司(Perella WeinbergPartners)
约瑟夫 ·佩雷拉( Joseph R. Perella)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加里 ·巴兰奇克( Gary Barancik)合伙人
艾维克合伙有限公司(Evercore Partners,美国投资银行)
罗杰 ·阿尔特曼( Roger C. Altman)创始人,董事长
绿光资本
戴维 ·爱因霍恩( D*id M. Einhorn)董事长,共同创办人
JC·弗劳尔斯公司
克里斯多夫 ·弗劳尔斯( J. Christopher Flowers)创办人,董事长拉扎德公司 ( Lazard Freres)加里 ·帕尔( Gary Parr)副董事长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高西庆( Gao Xiqing)总经理
美国银行
肯尼斯 ·刘易斯( Kenneth D. Lewis)总裁,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布赖恩 ·莫伊尼汉( Brian T. Moynihan)总裁,负责全球公司及投行业务乔 ·普莱斯( Joe L. Price)首席财务官格雷戈里 ·柯尔( Gregory L. Cur)企业策划部主任
摩根大通银行
杰米 ·戴蒙( Jamie Dimon)董事长,首席执行官迈克尔 ·卡瓦纳( Michael J. C*anagh)首席财务官约翰 ·霍根( John Hogan)首席风险官巴里 ·朱布罗( Barry L. Zubrow)首席风险官马克 ·菲尔德曼( Mark Feldman)常务董事詹姆斯 ·李( James B. Lee Jr.)副董事长史蒂文 ·布莱克 (Steven D. Black)投行业务共同负责人道格拉斯 ·布朗斯坦( Douglas J. Braunstein)投行业务负责人蒂莫西 ·梅因( Timothy Main)投行金融机构部负责人威廉 ·温特斯( Willian T. Winters)投资银行联席负责人史蒂文 ·卡特勒( Stephen M. Cutler)总顾问
美联银行(Wachovia)
罗伯特 ·斯蒂尔( Robert K. Steel)总裁,首席执行官戴维 ·卡罗尔( D*id M. Carroll)资本管理部负责人简 ·舍伯恩( Jane Sherburne)总顾问
富国银行(WellsFargo)
理查德 ·科瓦切维奇( Richard Kovacevich)董事长,总裁,首席执行官
巴克莱银行
杰瑞 ·米塞尔( Jerry del Missier)巴克莱资本总裁小罗伯特 ·戴蒙德( Robert E. Diamond Jr.)巴克莱公众有限公司总裁,巴克莱资本首席执行官约翰 ·瓦利( John S. Varley)首席执行官小阿奇博尔德 ·考克斯( Archibald CoxJr.)巴克莱美洲业务董事长迈克尔 ·克莱恩( Michael Klein)独立顾问
三菱金融集团
畔柳信雄总裁,首席执行官韩国发展银行闵裕圣( Min Euoo Sung)首席执行官
佳利律师事务所(
艾伦 ·贝勒( Allen Beller)合伙人维克托 ·鲁克( Victor I. Lewkow)合伙人
克维斯史温和莫尔律师事务所(Cr*ath, Swaine &Moore)
罗伯特 ·约菲( Robert D. Joffe)合伙人法伊扎 ·赛义德( Faiza J. Saeed)合伙人
达维律师事务所(D*is, Polk andWardwell)
马歇尔 ·许布纳( Marshall S. Huebner)合伙人
盛信律师事务所(Simpson Thacher &Bartlett)
理查德 ·比蒂( Richard I. Beattie)董事长詹姆斯 ·甘布尔( James )合伙人
沙利文 -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Sullivan &Cromwell)
罗基 ·科恩( H. Rodgin Cohen)总裁杰伊 ·克来顿( Jay Clayton)合伙人迈克尔 ·怀斯曼( Michael M. Wiseman)合伙人
沃切尔·利普顿·罗森·卡茨律师事务所( Wachtell, Lipton,Rosen &Katz)
爱德华 ·赫利希( Edward D. Herlihy)合伙人
威嘉律师事务所(Weil, Gotshal &Manges)
洛丽 ·法伊夫( Lori Fife)企业财务和重组业务合伙人哈维 ·米勒( Harvey R. Miller)企业财务和重组业务合伙人托马斯 ·罗伯茨( Thomas A. Roberts)公司合伙人
                  大而不倒 序(1)
2008年9月13日,星期六早上7点,公园大道公寓,杰米·戴蒙(JamieDimon)去厨房倒了杯咖啡,希望喝了能让自己好受些。他感到脑袋昏昏沉沉的,就像喝多了酒那样难受。不过他头痛的原因可不是醉酒,而是脑子里装了太多的事情。
戴蒙是美国第三大银行——摩根大通银行的首席执行官。昨晚他临时接到通知,与十几位华尔街首席执行官一起前往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参加紧急会议,研究救助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的方案。如果雷曼倒闭,整个市场将遭受巨大冲击。
昨晚,女儿男友的父母第一次到家里做客,妻子朱迪特地举办了一场欢迎晚宴。戴蒙散会后急忙赶回家,可最终还是迟到了两个多小时。希望能博得一点同情的戴蒙尴尬地说:“我可从未这样迟到过。但不是我故弄玄虚,现在的情况真的很危急。”尽管想尽力避免说漏,他还是透露了一些会议内容。戴蒙一边为自己调制马提尼酒,一边对开始警觉起来的客人们说:“你们明天就会在报纸上看到相关消息了。 ”
正如戴蒙所说,星期六各大报纸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他在晚宴上提及的突发事件。戴蒙斜倚着橱柜打开了《华尔街日报》,头版新闻的大标题赫然映入眼帘:“雷曼与时间赛跑:危机正在蔓延”。
戴蒙很清楚雷曼可能熬不过这个周末。本周早些时候摩根大通打算拆借资金给雷曼,不过仔细看了它的账簿后,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担心雷曼倒闭,戴蒙还决定要求雷曼提供额外的抵押品做担保。他明白,如果 24小时之内得不到救助,雷曼就一定会破产。
其实戴蒙关注的不仅仅是雷曼,他敏锐地意识到,华尔街另一巨头——美林公司( Merrill Lynch)也遇到了麻烦,于是他向员工们提出要求,要确保摩根大通也拥有美林公司的足值抵押品。与此同时,尽管公众还没有察觉出这些危机状况,危险正在向全球保险巨擘——美国国际集团( AIG)逼近。到目前为止,因为美国国际集团是自己公司的客户,所以摩根大通正抓紧时间筹集资金去救助它。戴蒙估计,若一周内筹不到足够资金,美国国际集团也将面临灭顶之灾。
在由少数几个大人物(包括政府要员在内)组成的核心危机化解小组中,戴蒙的位置尤为重要。因为他是做金融实务的,通过“交易流”之类的先进工具掌握着最新、最全面的金融活动信息,从而能够洞察金融系统中那些看似微小,却可能成为极大隐患的问题。而那些门外汉却无知地认为,当金融体系出现问题时,安全网(存款保险体系)能够发挥作用并力挽狂澜。
戴蒙开始思索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形。早上7点 30分,他走进书房,打电话召集 24位摩根大通高管举行电话会议。“你们即将经历美国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一周。我们要做好最坏的
打算,尽全力保护雷曼,这关乎我们的生死存亡。”戴蒙说。高管们都专心地听着,但没人明白戴蒙到底想说什么。和许多华尔街精英一样(这其中也包括雷曼首席执行官理查德 ·富尔德,他是雷曼任期最长的首席执行官),这次,大多数与会的摩根大通高管都认为政府会出手救助,以避免雷曼破产。戴蒙却迅速断了他们的念想。
“那是不可能的。我认为华盛顿不可能也不应该出手救助一家投资银行!我希望你们大家都明白,这是生死攸关的事,我可不是在开玩笑。 ”戴蒙一板一眼地说道。
                  大而不倒 序(2)
戴蒙终于抛出了这个惊世骇俗的消息,这就是他苦苦思索而得出的最坏情形。“行动方案是:我们必须马上为雷曼申请破产做准备。”停顿了片刻后,他接着说,“还有美林……美国国际集团……摩根士丹利。 ”最后,停顿了更长时间以后,他又补充说:“可能高盛也会申请破产。 ”
听到这些,与会者全都倒抽了一口凉气!
在接下来的几天中,事态的发展印证了戴蒙在电话会议中的预言,金融体系已处在崩溃边缘,情况十分危急。政府决定出手救市,这在美国是史无前例的。仅仅18个月前,华尔街还在为自己进入盈利最丰厚的时代而庆祝,转眼之间,它就陷入了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灾难之中。数万亿美元的财富瞬间蒸发,金融市场行情糟糕透顶。这场大灾难摧毁了资本主义奉为圭臬的法则,金融奇才所创造出的低风险高收益的新时代结束了,美国式金融工程是全球最佳黄金准则的观点亦不攻自破。
随着事态的发展,混乱的市场弥漫着恐惧,“看不见的手”根本无法控制局势。许多华尔街人士都从未经历过这种情形:各种谣言甚嚣尘上,政策变幻莫测。基于对形势的胡乱猜测,许多人被迫做出了职业生涯中,甚至一生中最为关键的决定。有些人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有些人跟着感觉走,运气还不错;还有一些人则后悔当初所做的决定。其实,要判断他们是否做出了正确选择,现在仍为时过早。

2007年,经济一片繁荣,泡沫也同时达到了顶峰,金融服务部门成了创造财富的机器,这台机器把小泡沫吹成了大气球,创造出美国 0%以上的利润。复杂的金融产品成了美国经济的强大驱动力,而这些金融产品(包括一系列新兴的证券化产品)相当复杂,甚至连很多首席执行官和董事自己都搞不明白。抵押贷款业在该体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所提供的贷款是华尔街精心设计复杂创新产品的原材料,然后这些贷款被不断地打包并向全球市场发售。
20世纪 80年代,华尔街曾有过一段建立在债务基础上的繁荣时期。
危机前夕,基于创新机制所获得的利润,它又创造了一个全新的鼎盛时期。 2007年,华尔街金融界从业人士的总薪酬高达 200亿美元。其中,高盛支付的薪水总额为 530亿美元,人均 万,高盛发放的薪水在危机之初位于五大券商之首。高盛首席执行官劳埃德 ·布兰克梵( Lloyd Blankfein)这一年的收入则高达 6800万美元。金融巨头们深信,他们创造的不仅仅是利润,更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新金融模式。 2007年夏天,花旗集团总设计师桑迪 ·韦尔( Sandy Weill)说:“全世界都将朝着以自由企业和资本市场为特色的美国模式前进。对那些要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来说,没有美国金融机构的存在是很遗憾的,因为它们将在这些国家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 ”
大券商大谈特谈即将创造出的金融价值与令人眩晕的数字,但这一切却是以高杠杆率为赌注的,华尔街一些公司的债务与资本之比已高达 32∶ 1。这是一场豪赌:如果成功了,这些复杂模型的正确性会得到验证并带来丰厚的回报;但如果失败了,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网络经济泡沫的破灭以及“ 9 ·11”事件后美国经济的衰退都曾让华尔街遭受重创,此次创新模式的兴起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货币贬值。当时亚洲储蓄过剩,美国则在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以下简称“美联储”)前主席艾伦 ·格林斯潘( Alan Greenspan)的主导下实施超低利率(2001年美国经济持续衰退,此举旨在刺激经济增长),最终世界各地都开始出现流动性过剩。
                  大而不倒 序(3)
次级抵押贷款市场是流动性过剩最典型的例子。在房地产泡沫的高峰期,银行非常热衷提供房贷。只要在合同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任何人都可以顺利地拿到住房贷款。无须提供任何证明,只要声称自己的薪水有六位数,想买房的人就可以轻松地从银行开出 50万美元的住房抵押证明,一个月后就可以拿到贷款。房价自然也是不断暴涨,人人都在热火朝天的房地产市场中变成了投机者,不断地倒卖房子,并拿着银行的房屋抵押贷款去买豪车和游艇。
那时,华尔街认为新型金融产品的风险极低,由于抵押贷款被不断地证券化和切割打包,蕴含其中的风险即使没有被彻底消除,也已经被大大地分散了。银行不再把这些贷款持有至到期,而是把它们分割并打包出售给了投资者。不管你如何看待银行家在房地产繁荣时期的行为,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些机构是在自酿苦果。事实上,这个苦果还真不小,因为他们自身也购买了大量以抵押贷款为支持的资产。
正是这些金融机构之间极为密切的相互关联带来了巨大的风险。银行大量拥有这些新型金融产品的后果是,不知不觉中,每家银行的发展都高度依赖其他银行的状况。如果有一家银行倒闭,那么其他银行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倒下。
其实,不管在实务界还是学术界,都曾有人预言这些金融创新将会惨淡收场。在努里埃尔 ·鲁比尼( Nouriel Roubini)教授和罗伯特 ·希勒(Robert J. Schiller)教授成为灾难预言家之前,有人在 199年就做出了这样的预言,但没人愿意相信。
在接受了针对衍生品市场发展的研究任务后,总审计长查尔斯 ·鲍舍尔( Charles A. Bowsher)曾对国会委员会说:“美国这些大交易商的突然破产或退出交易将会引发市场流动性问题,也会对其他机构,包括参加联邦保险系统的银行,甚至整个金融体系都构成威胁。那时就只能通过由纳税人买单或以纳税人的钱做担保的救市方式来干预市场了。 ”
2007年,危机已初露端倪,但很多人仍然认为,除了对于一些抵押贷款公司,次级贷款几乎没有什么风险。 2007年 3月,美联储主席本杰明 ·伯南克( Benjamin Bernanke)在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目前看来,次级贷款对整体经济及金融市场造成的冲击已得到了控制。 ”
然而,2007年 8月,市值 20 000亿美元的次级贷款市场开始崩溃,溃败之势迅速在全球市场蔓延。贝尔斯登旗下两只主要做次级贷款衍生品交易的对冲基金崩盘,投资者损失了 16亿美元。法国最大的上市银行——法国巴黎银行暂停了取款业务,理由是无法计算出账簿上与次级贷款相关债券的价值。这实际上是指,在任何一个合理的价位上,它们都找不买家。
从某种意义上说,华尔街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以抵押贷款为支持的证券非常复杂,几乎没人能搞明白如何在衰退市场中对其进行合理定价。
截止到本书写作时,专家们还在苦苦计算这些资产到底价值几许。没有价格,市场就会瘫痪;而没有资本,华尔街就无法运转。
美国五大投行中实力最弱而杠杆率最高的贝尔斯登第一个倒闭。但大家都清楚,如果出现投资者全面恐慌的局面,也就是说,当没有人觉得自己是安全的,也没有人知道华尔街下一个倒闭的会是谁时,即便是实力最强的银行也可能会挺不过去,最终以倒闭收场。
戴蒙在电话会议中给出了一张令人震惊的金融机构倒闭清单,从这张清单上我们可以感觉到一种极度的不确定性。正是这种完全不确定性使得这场危机成为华尔街银行家及银行监管者毕生难忘的经历。 2008年 8月,他们曾经历了一次“局势得到控制”的危机,金融机构及投资者都步履艰难。事实上,那些能够保持平和、预测情况会很快好转的人通常盈利最丰。这次信贷危机与以往的金融危机都不一样,华尔街与华盛顿必须奋力迎战。
回过头看,这次危机之前所出现的泡沫和以往的泡沫一样,都是苏格兰作家查尔斯 ·麦凯( Charles Mackay)在他 1984年的经典著作中所称的“大众错觉与群体狂热”。银行并没有成功地创造出一个无风险的投资新世界,而是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了新的风险。
本书并不关注艰深的理论,它记录的是从 2008年3月 17日开始的数月间真实的人和事。 3月 17日这一天,摩根大通同意收购贝尔斯登,美国政府官员也最终决定实施该国经济史上规模最大、程度最深的一次政府干预。此次干预的范围覆盖了纽约、华盛顿甚至本土之外,人物是掌控着美国经济命脉的少数精英,场所则在这些精英的办公室、家里甚至他们的脑海中。
过去十年,我一直在为《纽约时报》报道华尔街,有幸通过这样的工作看到了美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非凡成就。但通过本书的写作,我才更真切地感受到了华尔街这些金融机构的商业模式所发生的巨变,同时也见证了它们恢弘的自我毁灭过程。
这个伟大的时代给我们留下了一道难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留下了一个谜,只有解开它,我们才能从错误中汲取教训。本书正是为揭开谜底而做的一次努力。
《大而不倒》记录的是华尔街金融机构的一幕幕失败场景。这场失败震撼了世界,也让资本主义推崇备至的理念遭到了质疑。本书详尽地刻画了一群极富奉献精神但又常常令我们感到困惑的华尔街人士:他们有时极富个人牺牲精神,有时又会不惜一切保全自己。他们奋力迎战,力图让自身以及整个世界免于一场更大的灾难。值得庆幸的是,为避免出现最坏的情形,书中人物最终都能舍弃或大或小的个人利益,团结一致,奋力与危机做斗争。没错,很多时候他们的确是这样做的。但正如你将在书中所看到的,每做出一项决定之前,他们之间总会发生激烈的争吵和残酷的权力斗争,而这正是华尔街和华盛顿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
最后,这其实是一个关于人类劣根性的故事。人们很容易犯下这样的错误:总以为自己足够强大,根本不会倒下,但事实并非如此。
                  大而不到(一)(1)
2008年3月17日早上5点,康涅狄格州格林尼治郡,天色昏沉。一辆黑色奔驰车已经发动引擎,在行车道上耐心地等待。车灯在苍茫夜色中显得格外明亮,散落在面积48000千平方米的草坪上的水洼在车灯的照耀下熠熠发亮。不一会儿,司机听到人行道上传来窸窣的脚步声,理查德 ·富尔德(Richard S. Fuld Jr.)从前门走出来,钻进了轿车后座。
奔驰车左转上了北街,开向曲折狭窄的梅里特公路,直奔曼哈顿。富尔德默默地看着车窗外一座座被浓雾笼罩的豪宅,这些豪宅的主人大都是华尔街的执行董事或对冲基金经理。他们于繁荣时期花费了数千万美元在这里买下房产并斥巨资进行豪华装修,不过他们与富尔德一样,当时都没预料到这个繁荣时期会终结得如此之快。
富尔德从车窗玻璃里瞥见自己憔悴的面容:疲惫让他的双眼周围现出深深的皱纹,睡眠不足还带来了大大的黑眼圈。他的飞机午夜时分才在威彻斯特郡机场降落,之后,他总共睡了不到 4个小时,这真是地狱 般的 72小时!富尔德是华尔街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的首席执行官。如果不是因为这场突发危机,他和妻子凯西此时应该还在印度,用印度一种叫“塔利”的特色佳肴盛宴款待那些身家过亿的客户。由于时差反应,此刻富尔德感到疲惫至极。
两天前,他还舒舒服服地躺在私人飞机里闲适地打着小盹。飞机在新德里附近的一个军事机场降落时,妻子凯西把他叫醒,说美国财政部长亨利 ·保尔森( Henry Paulson)从 7800英里外的华盛顿特区打来了电话。保尔森告诉富尔德,星期一,贝尔斯登将被出售或宣告破产。一旦贝尔斯登破产,雷曼必将受到极大冲击。“你最好马上赶回来。”保尔森说。富尔德当然也希望能尽快赶回去,他问保尔森能否帮忙获得让他的私人飞机飞越俄罗斯领空的官方许可,以便节省至少 5个小时的时间。保尔森听了心里暗暗发笑:“我自己都没办法获得那样的许可。 ”
最后,富尔德的私人飞机在伊斯坦布尔和奥斯陆停靠加油。 26小时后,他终于回到位于格林尼治郡的家。
此刻,富尔德正反复琢磨着周末发生的事情:华尔街五大投行中最小但最活跃的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的杰米·戴蒙以每股两美元的超低价收购了。为说服戴蒙进行收购,美联储答应承担贝尔斯登最差资产中高达300亿美元的坏账损失。说实在的,当纽约的下属说出“两美元”时,富尔德还以为飞机上的电话掉线了,以至于后面的一些数字没有听到。
突然间,就像 1929年大萧条时那样,街头巷尾都在谈论银行危机事件。富尔德星期四前往印度时,就听到传言称一些恐慌的投资者拒绝与贝尔斯登进行交易,但富尔德没想到贝尔斯登的崩盘会来得如此之快。这是一个建立在投资者信心基础上的产业:投资银行进行隔夜拆借,而从其他机构拆入资金的前提是第二天一早就得归还。贝尔斯登的破产使人们开始高度质疑这种商业模式。股票一贬值,那些赌股价下跌的做空者就可以赚到利润,因此做空者总在千方百计地琢磨市场走低的蛛丝马迹,那劲头真像凶悍的西哥特人千方百计地想摧毁古罗马的城墙以便进城劫掠一般。在返程飞机上,富尔德也考虑过收购贝尔斯登的问题:应该吗?可以吗?不,这样做可太不现实了!
                  大而不到(一)(2)
富尔德认为,摩根大通收购贝尔斯登既拯救了单家机构,也拯救了整个银行业体系;华盛顿为这次交易牵线搭桥是明智之举,因为市场已无法承受贝尔斯登倒闭的打击了。如果贝尔斯登倒闭,市场信心作为银行间融通大额资金的重要基础将遭受重创。他还认为,美联储主席本 ·伯南克为投资银行开放贴现窗口的决定也是相当明智的。因为这样一来,投资银行便可以与大型商业银行一样以优惠利率从政府获得资金。如此看来,华尔街还是有机会翻盘的。
富尔德很清楚,除贝尔斯登外,雷曼在剩下的四大投资银行中实力最弱,现在就要轮到自己承受压力了。星期五,雷曼股价下跌了 ,而当时贝尔斯登的股票仍在以 30美元每股的价格进行交易。“这真的发生过吗?”仅仅 24小时前,富尔德还在印度惊叹华尔街对全球金融市场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但现在,这一切都已经不复存在了吗?
当汽车驶入纽约市区时,富尔德的大拇指不停地按动着黑莓手机的按键,好像它们就是一串解忧珠。尽管美国股市还要过四个半小时才开市,但他清楚这将是糟糕的一天:日本股票市场最主要的指数——日经指数已经下跌了 ;欧洲已传出消息,荷兰银行业巨头荷兰国际集团将暂停与雷曼及其他券商进行交易。用券商这个词来形容这些机构其实并不确切,因为这些机构既代理客户进行证券交易,也开展自营业务,正是这些交易造就了真正的华尔街。
“是的,烂戏码才刚刚上演。”富尔德心中默念。
当汽车往南驶入通向曼哈顿城区的西侧高速公路时,富尔德给老朋友、雷曼总裁约瑟夫·格雷戈里(JosephGregory)打了个电话。此刻是清晨5点30分,格雷戈里正要登上他的私人直升机赶去上班,坐直升机上下班非常便利,从位于长岛劳埃德港口的家到办公室只需 20分钟。直升机在西侧机场降落后,早就等候在那里的司机会开车把他送到雷曼位于时代广场的摩天办公大楼。“你看到这个乱哄哄的局面了吗?”富尔德问格雷戈里,他指的是亚洲市场行情大跌。富尔德千里迢迢从印度往回赶的同时,格雷戈里整个周末都耗在办公室里以研究危机应对方案,他也因此错过了儿子在弗吉尼亚州罗诺克的曲棍球比赛。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联储向雷曼派驻了6名工作人员,协助他们审查公司情况。格雷戈里理解富尔德此刻的焦虑,但他仍然认为,既然他们以前战胜过危机,那么这次也一定能熬得过去。去年夏天,房价直线下跌,一向大肆放贷的银行突然开始紧缩信贷,富尔德却仍自豪地宣布:“我们账面上有很难剥离的东西吗?有。它会置我们于死地吗?当然不会!”当时,公司看起来是如此坚不可摧。三年来,雷曼赚得钵满盆平,人们甚至开始把它与华尔街的赚钱机器——高盛相提并论了。当富尔德的奔驰轿车从冷冷清清的第五十大街疾驶而过时,环卫工人正费力地把调节人流的栅栏拖到第五大道上,以便防止第二天参加圣帕特里克日(爱尔兰国庆日)*的人群过于拥挤。车开进了雷曼总部的后门,这座宏伟的钢筋玻璃结构大厦是富尔德的丰碑。格雷戈里常说,富尔德是这座大厦的奠基人, “9 · 11”恐怖袭击事件后,他带领雷曼走出了那些混乱岁月。恐怖袭击毁掉了雷曼与世贸中心大楼一街之隔的办公大楼,他们只好在喜来登酒店租用房间,作为临时办公场所。 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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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尔德从摩根士丹利手中买下了这幢摩天大楼,尽管液晶电视大屏幕后面的大楼建筑线条略显笨拙,但这笔交易非常划算。
富尔德走出 31层的电梯,面对着空空如野的楼道。 31层是公司高管的办公地点,人称“三十一俱乐部”,这里的气氛威严肃穆,令人生畏。
富尔德把他的外套和风衣挂在私人盥洗室旁边的衣柜里。和往常一样,他快速登陆彭博网站,同时打开电视收看 CNBC ①。时间刚过清晨 6点 30分,他的助手安杰拉 ·贾德( Angela Judd)或谢尔比 ·摩根( Shelby Morgan)通常会在 7点之前赶到办公室。
期货市场的投资者主要赌股票开市时的表现。期货市场行情走势令富尔德大惊失色:雷曼股价下跌了 21%,他迅速心算了一下:还没开市,他的个人账户就已经损失了 8950万美元。
CNBC正在播放乔 ·凯尔宁( Joe Kernen)对伯纳姆资产管理公司(Burnham Asset Management)的安东 ·舒茨( Anton Schutz)的采访,主要内容是贝尔斯登收购案的后果以及对雷曼的影响。“我们一直认为雷曼会第一个倒闭,或者说会处于风暴的中心。根据今天的情况,您认为未来事态会如何发展?”凯尔宁问道。
“我认为投资银行会走向衰弱,理由是人们现在都害怕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项目是不实资产。为什么摩根大通可以用如此少的资金收购贝尔斯登,为什么美联储要为贝尔斯登负担 300亿美元不良资产的损失?
这其中恐怕有很多问题,我们都很想知道答案。”舒茨回答道。
富尔德紧绷着脸专注地看着采访,直到话题从雷曼绕开后,他才略微放松了一些。但话题很快又绕了回来。“如果您是雷曼的一员,看到今天所发生的一切,您会怎么办?我想雷曼的员工们此刻正如坐针毡吧。”凯尔宁问道。
如坐针毡?这还不足以描述他们的窘境!
7点 50分,保尔森打来电话。道琼斯新闻电讯报道说:上周晚些时候,东南亚最大的银行新加坡星展银行控股集团在内部发布要求,不允许交易员再进行与贝尔斯登或雷曼有关的交易。保尔森认为雷曼正在不断地丧失交易伙伴,这意味着一场灾难即将来临。
“我们会没事的,乱局最终会平定下来。”富尔德向保尔森保证。周末他已向保尔森汇报过公司盈利稳定的情况,这时他又把相关情况重复了一遍。这份报告将在星期二上午公布。
“有消息马上通知我。”保尔森说道。
1小时后,纽约的交易大厅全都喧闹起来。富尔德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目光紧紧盯着面前两台电脑屏幕上显示的彭博网站数据:一开盘雷曼股价就下跌了35%。穆迪评级公司在投资银行高级长期负债项目中仍给了雷曼A1的评级,但同时把雷曼的前景从“积极”下调为“稳定”。
从印度回来的途中,富尔德、格雷戈里以及首席法律顾问托马斯 ·拉索( Thomas Russo)就公布公司盈利状况报告的时机进行了讨论:原计划周二公布,但富尔德想赶在周一开市前提前公布,他一向对公司盈利状况充满信心,认为没必要拖到周二。他在动身去亚洲前用公司内部邮箱给员工们发了一封对公司前景表示乐观的邮件。拉索却担心提前公布会被公众认为是绝望中的背水一战,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反而会引发更多担忧,因此力劝不要提前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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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雷曼股票持续下跌,富尔德开始重新考虑公布盈利报告的时机,同时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过去所做的经营决策。多年前他就意识到,雷曼有一天可能会悄无声息地突然陷入困境。他也早就清醒地认识到,华尔街高杠杆率的做法蕴藏着巨大风险,但他不愿错过赚钱机会——建立在对前景看好基础上的豪赌带来的回报实在太丰厚了。他常对同事说,“这是在用劣质沥青铺路。天气恶劣时,路面上的坑洼会更深更糟。”现在坑洼出现了,他不得不承认,情况比预想的更糟糕。但他内心深处依然相信雷曼能够挺住,他实在无法想象雷曼挺不住会是什么景况。
格雷戈里在富尔德办公桌前的椅子上坐下,两人微微点头以示问候。当CNBC在屏幕下方打出“谁是下一个”的滚动字幕时,两人都不禁向电视机屏幕前凑了凑。当听到各大公司的高管们轮番宣扬着自己公司的辉煌业绩时,富尔德忍不住骂了句粗口。仅仅过了 1小时,雷曼股价就又下跌了 48%。“看空!看空!现在都在看空了 !”富尔德怒吼道。
65岁的拉索教授坐在格雷戈里旁边,他原打算和家人去巴西度假。
与格雷戈里一样,拉索也是富尔德为数不多的几个心腹之一。他告诉富尔德,人们都在交易大厅为华尔街一帮对冲基金经理联手搞垮贝尔斯登的事情交头接耳。这些对冲基金经理提走经纪账户上的资金,购买针对贝尔斯登的保险产品——信用违约互换( CDS),然后做空它的股票。
拉索还绘声绘色地说,上周日早上,有人看到这些搞垮贝尔斯登的做空者在曼哈顿四季酒店共进早餐,高举着 350美元一杯的米摩莎鸡尾酒,以庆祝获得成功。
这是真的吗?谁知道呢?
富尔德、格雷戈里和拉索三人聚在一起,积极筹划危机应对策略。
他们一大早就召集精神已高度紧张的高管们开会。雷曼陷入危机的传言已遍布华尔街大街小巷,如何才能平息这些负面舆论呢?现在人们只要谈论贝尔斯登,最后都会扯到雷曼。纽约子午线股权合伙公司股权战略专家迈克尔 ·麦卡蒂( Michael McCarty)在彭博电视上说:“雷曼可能在周五之前就会重蹈贝尔斯登的覆辙。 ”
当天早上,美林公司资深首席投资策划师理查德 ·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给他的客户发了一条预警短信,“贝尔斯登倒闭后,将会有更多公司步其后尘。我们刚刚感觉到,信贷市场的泡沫原来如此巨大。 ”短信说得很婉转,没有直接点雷曼的名。
整个上午富尔德的电话就没断过,客户、交易伙伴、其他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纷纷来电,大家都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些人打来电话是想要从富尔德这里得到安慰,有些人打来电话则是想要安慰富尔德。
“你还好吗?”摩根士丹利首席执行官约翰 ·麦克(John Mack)问道,他也是富尔德的老朋友了 ,“情况如何?”
“我很好,”富尔德告诉他,“但谣言四起,已经有两家银行不愿和我们进行交易了。”德意志银行和汇丰银行已经停止与雷曼进行任何交易。“不过我们有充足的流动性,所以不会有问题。 ”
“好的,我会交代交易员整天都与你们进行交易的 ,”麦克说,“如果有什么需要,请尽管告诉我。 ”
富尔德开始向他的得力助手伸手求援了。他与雷曼伦敦分公司的负责人杰里米 ·艾萨克斯( Jeremy Isaacs)进行了电话沟通。放下电话后,艾萨克斯告诉他的团队:“我们不会下午就破产的,不过对此我也不是百分之百地确信,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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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富尔德非常热衷于利用杠杆,但他也深知拥有足够流动性的重要性。他常说:“你需要拥有足够的现金才能安然渡过危机。”他常常给别人讲述一个他在拉斯维加斯亲眼目睹的故事:一次,他在1点赌博游戏桌旁看到一个疯狂赌徒每次赌输后都把赌注翻番,寄希望于只要下次赌赢就可以捞回本钱,但最后这个赌棍一夜之间输掉了 4500万美元。富尔德当即把他的感悟记在一张餐巾纸上:不管你是谁,都必须拥有足够的现金。
现金总是多多益善!
1998年,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 LTCM)倒闭事件又给富尔德上了一课。当时雷曼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敞口巨大,情况十分危急,但幸好有额外的现金作为缓冲,同时也得益于富尔德采取的有效措施,雷曼最终安然渡过了危机。富尔德从中得到了另一个教训:必须及时辟谣!如果任由各种谣言传播,谣言最后就会成真。在那次危机中,他向《华盛顿邮报》发飚:“所有谣言都是谎言。如果证券交易委员会查出谁在造谣,我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他们。 ”
这天早上,富尔德给《华尔街日报》记者苏珊 ·克雷格( Susanne Craig)回了电话。苏珊 ·克雷格为人精明、务实,多年来一直负责为雷曼写报道。富尔德很喜欢她,常向她透露一些公司内幕。苏珊认为富尔德接受采访是有效平息外界对雷曼种种负面传闻的良机,她还建议富尔德重点谈谈雷曼应对危机的种种预案。富尔德平常比较低调,不爱在媒体上抛头露面,但他基于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中的经验,愉快地接受了苏珊的建议。在那次危机中,他对待媒体的方式不甚积极友好,而雷曼则因此吃了些苦头。富尔德告诉苏珊:“希望这次我能做得好些。 ”
中午,富尔德和其他雷曼高管一致决定接受《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和《巴伦周刊》的采访。他们将尽可能多地向克雷格披露公司内部的运营情况,争取在这些报刊的头版大幅报道公司稳健运营的消息。
下午 3点开始,他们安排了许多员工轮流接受采访。采访的主题很鲜明:传闻并不真实,雷曼和高盛、摩根士丹利一样拥有充足的流动性。
为了准备采访,富尔德与格雷戈里、拉索及公司新的首席财务官埃琳 ·卡伦( Erin Callan)召开了一次电话会议。
富尔德告诉记者:“我们知道自己需要大量流动性,也知道谣言一旦传出,就要快速应对,绝不能拖沓。”他还强调说,美联储开放了贴现窗口,雷曼的根基因此更加牢固,“有人打赌说美联储不能稳定市场,我认为这场赌局的胜算几率不大。 ”
格雷戈里也重申:“我们拥有流动性,尽管现在并不需要用到它,但拥有流动性本身就是强有力的积极、稳健的信号。 ”
这些话没有触及美联储向投资银行开放贴现窗口这一政策的隐性障碍。美联储决定为雷曼等投资银行提供低息贷款,但接受低息贷款实际上等于默认自己情况不妙,没有哪家机构敢冒这样的声誉风险。事实上,这是美联储为了增强投资者信心而采取的安慰性措施,并不是真的要拿出资金支持投资银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联储出台这项务虚政策的始作俑者正是投资银行人士们自己。两个月前,一年一度的资本主义盛会——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达沃斯举行。雷曼首席法律顾问拉索在向论坛递交的白皮书里提出了这个建议,纽约联储行长蒂莫西 ·盖特纳(Timothy F. Geithner)当时在台下听取了拉索的报告。采访结束后,格雷戈里和卡伦回到办公室,挨个打电话给那些传言要缩减与雷曼交易的对冲基金公司,尽一切办法挽留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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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闪电战术奏效了:交易结束前 1小时,雷曼的股价发生了 U形逆转。当天早些时候雷曼股价一度下跌了近 50%,但最后收盘时只下挫了 19%,收于每股 美元。这是四年半来的最低价,繁荣时期创造的利润一天之中就消失殆尽了。尽管如此,高管们还是为通过努力取得的些许成效感到高兴。明天盈利报告即将发布,好势头看来还能保持下去。首席财务官卡伦将是明天报告发布会的核心人物,她匆匆赶到格雷戈里的办公室,为发布会做悉心准备。
富尔德筋疲力尽地坐进回家的车,打算到家后好好睡一觉。此时,他多么希望花费 2 100万美元购买的豪华公寓已装修完毕,可妻子凯西却固执地决定重新装修一下。这座位于公园大道 640号的公寓拥有 16个房间,全部位于一层。他慵懒地坐在奔驰车后座上,关掉黑莓手机,享受着这难得的轻松时刻。
没人想到迪克·富尔德会在华尔街发展得这么好。1964年,富尔德作为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一年级的学生,似乎迷失了人生方向,迟迟决定不了就读的专业。于是,他参加了后备军官训练营(ROTC),这个训练营的受训者都是有志于成为军官的大学生。一天早上,一名大学高年级学生担任指挥官,命令所有学员在学校正方形大操场上列队接受检阅。
“富尔德,你的鞋子不够亮。”指挥官厉声喝斥道。
富尔德刚想应答,指挥官已在富尔德左脚鞋子上故意跺了一脚。他命令富尔德回寝室把鞋擦干净,富尔德不声不响地照办了。当他回到操场后,指挥官又故意在他右脚鞋子上跺了一脚,再次命令他回寝室去擦鞋。
指挥官还开始折磨队列中一位身材矮小的学员,他用结实笨重的军靴使劲踢着年轻人的脚踝,年轻人疼倒在地,痛哭起来。可指挥官还不肯放过这个可怜的孩子,他屈起膝盖去撞男孩的脸,男孩的眼镜被撞到地上,镜片玻璃碎了一地。
富尔德并不认识那个男孩,但他实在看不下去了。“嘿,混蛋,”他冲指挥官喊道,“你为什么不找个和你个头差不多的来欺负呢?”指挥官逼近富尔德的脸,厉声问道:“你是在和我说话吗?”
富尔德毫不犹疑地应了声:“是!”
他们很快撕打起来,其他人好不容易才把他们拉开,最终他俩都血淋淋地躺在地上。很快,学校里负责后备军官训练营的领导把 18岁的富尔德叫了去:“你竟然和长官打架,这可不是军校学员应有的举动。 ”情况很明显:他就要被开除了。
富尔德争辩道:“长官,我希望你能听我解释一下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
“我很清楚。你和你的长官打架了,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不能再让你待在训练营里了。 ”后来人生中有很多事情都让富尔德备感失望,这件事不过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件,但却成为了他人生道路的转折点。
富尔德是在纽约州威彻斯特郡哈里森地区的一个富裕郊区长大的。他的家族拥有一家年收入高达10亿美元的纺织品公司——联合招商制造公司。该公司是他的外祖父雅各布·舒瓦布(JacobSchwab)于1912年和别人合伙创办的,公司最初名为科恩·豪尔·马克斯公司( Cohn-Hall-Marx Company)。
富尔德的父亲不想让儿子在家族企业里工作。 1966年夏,作为雷曼的老主顾,富尔德的外祖父雅各布 ·舒瓦布很快给外孙谋到一份在雷曼丹佛交易所做暑期兼职的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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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曼丹佛交易所的办公室只有三个人,富尔德干些杂活儿——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抄写文件(那时还没有复印机),有时也跑跑腿。正是这份兼职工作开启了富尔德华尔街事业的大门。富尔德被交易大厅热火朝天的景象深深吸引:人们在交易大厅里声嘶力竭地高声报价,紧张、忘我地投入工作。“我属于这里。”迪克 ·富尔德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富尔德之所以对这个行业感兴趣,并不是因为他的人生理想是玩转别人的钱,而是因为这个行业带给他一种发自内心的豁然开朗感觉。多年后他承认:“我当初真是误打误撞进入投资银行业的。可我一接触到这一行,就立即发现我能理解它,它的一切都非常适合我。 ”
不过,他不喜欢雷曼总部的李维斯 ·格鲁克斯曼( Lewis L. Gluck*an),因为他穿着邋遢、态度生硬、语言粗暴。李维斯有时会从华尔街总部到丹佛交易所来。要不是实在太热爱这份工作,富尔德才不愿为这个暴君工作。
1969年 2月,大学毕业半年后的富尔德以暑假实习生身份重进雷曼。这一次,他是在位于华尔街核心地段——威廉第一大街的雷曼总部上班。公司大楼建于 1907年,具有雄伟的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他和父母住在一起,每天乘坐公交车上下班。他的工作内容是处理公司用于为日常运营融资的商业票据。
除了要向格鲁克斯曼汇报这一点外,富尔德对这份工作满意极了。格鲁克斯曼还是像过去那样,整天不停地训他。
不过富尔德也不是特别在意格鲁克斯曼的态度,因为他知道自己不会在雷曼干多长时间。他打算到科罗拉多大学攻读国际商务方向的 MBA。暑期实习快结束时,他找格鲁克斯曼为自己写一封推荐信。
“见鬼,你要那玩意儿干嘛?”格鲁克斯曼吼道,“读研究生是为了找一份工作,我现在已经给你工作了啊。”但富尔德还是坚持要去念 MBA。
“我们相处不来,”富尔德反唇相讥,“你总对我大声嚷嚷。 ”
“留下来吧。你不必为我工作。”格鲁克斯曼说。
富尔德最终选择留在雷曼,晚上到纽约大学继续攻读学位。他继续干着诸如扛着录像机当时公司最新的技术装备到处拍摄之类的杂活儿。一天,他正在录制对格鲁克斯曼的采访节目,采访间隙,格鲁克斯曼
问:“录像机后面是谁?”富尔德赶忙把脑袋探了出来。“你他妈的到底在干什么?”格鲁克斯曼说,“明天一早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第二天,格鲁克斯曼在办公室对富尔德说,“做那些琐碎的破烂事儿?太可笑了,你为什么不为我工作呢?”“我升职了?”富尔德问道。
两人很快成了朋友,富尔德从此平步青云。他当时的年薪是6000美元,仅为 30多年后担任首席执行官收入的万分之一。那年年底,他从父母家搬了出来,住在第六十五街东 401号以每月 250美元的价格租下的一居室。他开着一辆桔色的庞迪克 GTO汽车上班,常有同事搭便车,后来成为财政部副部长的罗杰 ·阿特曼( Roger C. Altman)也是其中之一。
2006年去世的格鲁克斯曼也是出色的交易员出身。从富尔德身上,格鲁克斯曼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他曾这样价评富尔德:“迪克不会让情绪影响他的判断。他很清楚何时该买入,何时该卖出,他是天生的交易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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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清晨,一迈进交易大厅,富尔德就感觉到心脏开始兴奋而有力地剧烈跳动,一种紧张、刺激感油然而生。他喜欢这里的一切:喧闹声,咒骂声,在这里只有拥有智慧、相信自己的人才能生存。
事实上,富尔德刚进雷曼时,雷曼正在经历一次重大转型,他便是这场变革的受益者。
雷曼创立于1850年,20世纪时发展成为商业巨擘。内战爆发前几年,伊曼纽尔·雷曼(EmanuelLehman)、亨利(Henry)和迈尔(Mayer)兄弟三人从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移民到美国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做棉花生意,当时棉花是美国的经济作物。20年后,三兄弟在纽约曼哈顿开设了店铺,并协助了纽约棉花交易所的建立。雷曼很快由交易行发展成投资银行,为西尔斯、伍尔沃斯、美思百货、美国无线电公司等公司的创立筹集了大量资金(这些公司的地位正如今天的苹果、谷歌、微软、英特尔公司等)。
富尔德进公司的第一年,雷曼颇具传奇色彩的高级合伙人、伊曼纽尔的孙子罗伯特 ·雷曼( Robert Lehman)去世了。罗伯特带领公司挺过了 1929年的大萧条,并在大萧条后把公司打造成金融巨头。毕业于耶鲁大学的罗伯特颇具贵族气质,他曾长期执掌公司大权。 20世纪早期,很多大公司都是他的客户。到了 20世纪 60年代,雷曼银行咨询业务的规模仅次于高盛。不过,在他们这里咨询的客户最终得去高盛融资。罗伯特 ·雷曼和其他合伙人对这种状况很不满意,于是决定开办商业票据交易业务,并从当时华尔街著名的投资银行—— 贝克尔资本管理公司挖了李维斯 ·格鲁克斯曼来负责此项业务。
富尔德跻身于雷曼董事之列时,公司绝大部分利润都来源于格鲁克斯曼负责的交易业务。格鲁克斯曼管理的交易所嘈杂混乱,装着烟头的烟灰缸和盛着微温咖啡的杯子散落四处,交易终端和电话机附近都堆满了文件。电话筒在空中被传来递去,纸篓也被踢得东倒西歪。为了营造出拉斯维加斯赌场的气氛,格鲁克斯曼要求窗户不透光,所有交易员的注意力必须集中在拓新( Quotron)和德励( Telerate)机器上(这是当时华尔街的标准配置)。与拉斯维加斯赌场一样,空气中到处弥漫着浓浓的烟味。这与银行家们的绅士做派有天壤之别,但却渐渐成了雷曼的风格。
富尔德身高不到米,头发乌黑,额头宽阔饱满,眼窝深陷,眼神阴郁,气势逼人,令人生畏,这在格鲁克斯曼精心培育的你死我活的残酷竞争氛围中绝对是种优势。富尔德酷爱健身和举重,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可能不会有人屑于和瘦小的他交锋,但实际上他相当有耐力。
富尔德在公司做交易员时人称“一根筋”,从来不和别人废话。他的眼睛总是紧盯着面前那台旧式电脑的绿屏幕,嘴里不断地咕哝着他的交易。
一天,他走到交易所主管艾伦 ·卡普兰( Allan S. Kaplan)的办公桌旁(艾伦 ·卡普兰后来成了雷曼的副董事长),让他为一笔交易签字(根据规定,交易所主管当时必须为交易签字)。烟不离手的圆脸卡普兰正在打电话,故意不理富尔德。富尔德眉头紧锁,焦急地在旁边转来转去,他手里挥舞着交易合同,大声催促卡普兰签字。
卡普兰用手捂住话筒,愤怒地转向这位年轻的交易员 ,“你总是觉得自己最重要,”他真的发火了,“除了你的交易,其他什么都不重要。但除非我桌子上的文件都办完了,否则我不会给你那些该死的交易签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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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富尔德挑衅地问道。
“当然。”卡普兰说。
话音刚落,富尔德就弯下身子,胳膊用力往卡普兰桌面上一扫,无数文件瞬间在空中漫天飞舞。富尔德低声而有力地问:“现在你可以签字了吗?”此后,富尔德“大猩猩”的绰号就慢慢在公司内外传开了。
富尔德自己倒没觉得这个绰号有什么不好。多年后,他成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后,还特意买了个大猩猩毛绒玩具放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2001年“ 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雷曼被迫撤离了位于与世贸中心仅
一街之隔的曼哈顿下城总部,那个大猩猩毛绒玩具从此也就丢失了。
富尔德到雷曼几年后,有一天他在抵押贷款办公桌前看见一张新面孔。富尔德肤色黝黑,气质忧郁;那个人则皮肤白皙,热情亲切。新面孔亲热地向富尔德伸出手来:“嘿,我是乔 ·格雷戈里。 ”
一段长达 40年的友谊从此拉开序幕。
格雷戈里和富尔德性情迥异。富尔德常常咄咄逼人,相比较而言,格雷戈里更讨人喜欢些,不过这并不妨碍两人成为亲密朋友。格雷戈里对富尔德非常敬重。
有一天,富尔德把格雷戈里拉到一边,婉转地提醒他的穿着不太得体。富尔德说:“格鲁克斯曼不会因领带上沾有汤水渍、衬衫下摆没整理好就被辞退,但你我都不是格鲁克斯曼。”听罢此言,格雷戈里立刻抽空到布鲁明戴尔百货公司买了好多衣服。他后来对一个朋友说 :“我不想让迪克失望。 ”
与富尔德一样,格雷戈里也并非毕业于常春藤联盟的著名学府(他毕业于霍夫斯特拉大学),也纯属偶然地于 20世纪 60年代加入雷曼。
他本打算做一名高中历史老师,但在雷曼做了一夏天的通讯员后,决定从此往金融业发展。
20世纪 80年代,格雷戈里与公司其他三位升迁很快的高管一起从长岛北岸的亨廷顿赶到公司上班。每天清晨,在那段长长的路途中,他们会一起讨论当天在交易所实施的交易策略。他们总是一起到达公司,下班后也常常聚在一起打篮球或健身,因此公司里的人把他们戏称为“亨廷顿黑手党”。
格鲁克斯曼是一名出色的交易员,在他的指导下,富尔德和格雷戈里都进步很快,但格鲁克斯曼明显更偏爱富尔德。每天早上,富尔德和另一位新秀詹姆斯 ·勃沙特( James S. Boshart)都会凑在格鲁克斯曼旁边一起阅读《华尔街日报》,格鲁克斯曼会做一些精彩点评。他那些名言警句很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如“别随意接交易”,意思是,如果你不知道最新股票报价,那连电话都不要去接了。
人们渐渐地意识到,格鲁克斯曼之所以不修边幅,其实是在给自己着意打造一种另类的政治风格。他对公司里毕业于名校的投资银行家们所享有的特权和种种做派,极为不满。华尔街银行家和交易员的斗争就像一场真正的战争,投资银行业务向来被尊崇为一门艺术,而做交易则被看做是一种简单运动,只需要技术,不需要脑子和创造力。尽管交易员的收入已逐步提高,但在华尔街的社会等级排序上,交易员的位置总要矮一级。好斗的格鲁克斯曼努力激起交易员的对抗心理,公司上下常能听到“该死的银行家”这种说法。
20世纪 70年代,雷曼洛杉矶分部一位成功的银行家皮特 ·卢斯克(Peter Lusk)斥资 万美元,用水晶吊灯、木质画墙和吧台来装饰办公室。格鲁克斯曼得知此事后,立即飞到西海岸,直奔卢克斯的办公室。他到达时,卢克斯的办公室还没有人。看到卢克斯的办公室如此奢华,格鲁克斯愤怒极了,他从秘书办公桌里翻出一张白纸,用大写字母潦草地写下“你被开除了!”,然后把纸贴在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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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克斯曼没有就此作罢,他又抓起一张白纸接着写道:“雷曼为装修这间办公室花的每一分钱你都要还回来!”并把这张纸紧贴在前一张纸的下方。
1983年,格鲁克斯曼发起了一场华尔街的著名战役,并取得了最终胜利。作为一名来自匈牙利的犹太裔二代美国移民,格鲁克斯曼逼走了曾任尼克松政府商务部部长,在金融界人脉关系最深广的彼得·彼得森。最后,格鲁克斯曼让彼得森选择:要么轻松地离开雷曼,要么留在雷曼艰难度日。彼得森选择了前者,并与别人合伙创立了黑石集团。随着年龄增长,格鲁克斯曼更加圆滑世故。他从不谈论这次人事斗争,他说:“谈这种事有点像谈论我的前妻。 ”
格鲁克斯曼没能当多长时间的雷曼总裁。 8个月后, 1984年 4月 10日,雷曼董事会 17名董事投票通过决议,以 .亿美元的价格把雷曼卖给美国运通。富尔德称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一天。这其实是彼得森的亲信所发动的报复行径,他们积极联系美国运通,促成了这笔交易。
雷曼差不多花了 10年时间才又赢回斗争的胜利。
美国运通公司旗下负责零售经纪业务的希尔森公司与雷曼合并,全盘吸收雷曼的人马成立了希尔森雷曼公司,专门从事投资银行业务。新公司成立伊始,关系就没有理顺。美国运通公司最大的失误是,没有立即解雇雷曼方面一开始就明确反对并购的高管们。
并购发生时富尔德已是雷曼董事会成员,他是三位反对出售雷曼的董事之一。投反对票时他深情地说:“我爱雷曼。 ”格鲁克斯曼、富尔德、格雷戈里还有格鲁克斯曼圈子里的其他人为雷曼的自治和独立艰苦地奋斗了十年。格雷戈里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就像蹲了十年监狱。 ”
为了让大家认识到团结的重要性,格鲁克斯曼把富尔德和其他高级交易员召集到公司会议室。开始大家都不明白格鲁克斯曼为什么拿来一大捆 号铅笔。只见他给每人发了一支,然后下令把铅笔折成两截。大伙在嘻笑中都轻松地做到了。接着格鲁克斯曼把一大捆铅笔递给富尔德,让他把它们一下子全折断。虽然号称“大猩猩”,富尔德却没能做到。
玩了这个有趣的游戏后,格鲁克斯曼对大家说了句富有哲理的话:“只要团结一致,你们就能办成大事。 ”
雷曼成了“金融超市”的一部分。在雷曼交易员和高管看来,“金融超市”是太过稀松平常的东西,这让他们感到很恼火。更糟糕的是,新公司的管理架构错综复杂,极不明晰。
1993年,富尔德和唐米尔森 ·希尔( J. Tomilson Hill)一起被任命为希尔森雷曼控股公司的联合总裁和联合首席运营官。他们向希尔森雷曼控股公司首席执行官报告,希尔森雷曼控股公司首席执行官则向美国运通首席执行官哈维 ·戈卢布( Harvey Golub)报告。富尔德的门生克里斯托弗 ·佩蒂特( T. Christopher Pettit)负责投资银行与交易业务部。没人知道到底谁真正地负责,换言之,没人负责。
1994年,不堪重负的美国运通终于决定把雷曼分离出去。当时雷曼资本严重不足,业务主要集中于交易债券。大批业务骨干离开了公司,其中包括后来成为黑石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史蒂芬 ·施瓦茨曼( Stephen A. Schwarzman)。没人料到雷曼作为一个独立公司还能生存很久,大家都以为它很快就会被一家大银行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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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美国运通首席执行官哈维 ·戈卢布把富尔德从希尔森雷曼公司的一名高级交易员提升为联合总裁和首席执行官,现在富尔德不再为他工作了。雷曼危在旦夕,希尔森的业务单元被卖掉时,雷曼的净收入下降了近 1/3,它的投资银行业务也缩水了近 1/3。富尔德等人一直在为雷曼的命运苦苦奋战。
在这危急的特殊时期,内部斗争仍很激烈。 1996年,佩蒂特到处嚷嚷着要提高自己的地位,富尔德便把他开除了。三个月后,佩蒂特乘坐的摩托雪撬发生事故,不幸身亡。富尔德独自管理了公司数年,后来,他任命格雷戈里和布拉德利 ·杰克( Bradley Jack)为公司的联合首席运营官,但杰克很快便被格雷戈里排挤走了。格雷戈里深受富尔德信任,因为他确有天分,更为重要的是,他看起来不会对别人构成威胁。
富尔德把格雷戈里视为手下“最好的交易员”,他认为有了格雷戈里的帮助,一定能消除 20世纪 80年代差点毁了雷曼的种种负面舆论。接着,富尔德开始大量裁员。 1996年,雷曼员工减少了 20%,只剩下 7500人左右。同时,他采用了更为流畅的管理架构。富尔德拥有一种令人惊讶的标榜自我、招纳贤才、讨好客户的才能,他把自己重塑为公司的公众形象,格雷戈里则成为了首席运营官、富尔德的“贤内助”。富尔德成了一位“该死的银行家”,他的目标只有一个:提升这个新上市公司的股价。公司员工拥有越来越多的公司股份,最终占到公司股份的 1/3。“我想让我的雇员像主人翁一样地工作。”富尔德告诉他的管理人员。
为鼓励团队努力工作,富尔德实行了计分制。事实上,他也用计分制鼓励儿子里奇打曲棍球。里奇打球时,富尔德会为他录像并告诉他:
“如果你进球,得 1分;如果你助攻,得 2分。”他把教育儿子的经验运用到对雷曼的管理中,例如,他说:“团队中任何一人受到攻击,团队所有成员都要拼命反击。”雷曼高管能拿到多少薪酬,取决于他们所在团队的整体表现。
如果你对富尔德忠心耿耿,他也会对你以诚相待。很多雷曼员工都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富尔德和洛斯公司首席执行官詹姆斯 ·蒂施( James Tisch)一家人一起度假。他们到犹他州布赖斯峡谷国家公园做徒步旅行,从峡谷顶下来差不多走了 1英里路时,蒂施 10岁的儿子本( Ben)哮喘发作,当他意识到吸氧器被忘在峡谷顶上时,顿时惊恐万状。
富尔德和蒂施一起陪本折回峡谷顶。“本,你来带路。”富尔德一路想方设法帮助男孩树立信心。
半路上他们碰到一个徒步旅行者。那人看着喘着粗气的本说:“天啊,我们今天可没喘成这样。 ”
富尔德立即冲那个人愤怒而粗暴地咒骂道:“吃屎去吧,去死吧!”
富尔德此举大大鼓舞了本,他几乎是小跑着回到峡谷顶上。
“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的那段混乱时期,富尔德充分发挥了领导才能。他反复宣扬团结友爱精神,敦促员工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世贸大厦被撞的第二天,富尔德到纽约股票交易所参加关于讨论何时重开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会议。当被问到雷曼是否能够投入交易时,富尔德饱含着热泪说:“现在我们甚至都不知道谁还活着。 ”
最终雷曼确认在“ 9·11”恐怖袭击中只有一位员工不幸遇难,但位于世界金融中心3号楼的雷曼全球总部大楼严重损毁。富尔德在曼哈顿中城第七大道的喜来登酒店为 6500名员工租了临时办公室。几星期后,他亲自与摩根士丹利谈判,从其手中买下一栋新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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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雷曼换了办公地点并正常营业,就像什么灾难也没有发生过。不过搬家损失了一员“爱将”:富尔德的黑猩猩毛绒玩具从此不见了。格雷戈里后来说,富尔德和整个公司都已经不再需要它了。
虽然富尔德常常谈到改变,但他并没有彻底变革公司文化,而只是对其进行了一些微调。与格鲁克斯曼宣扬偏执好斗的世界观相比,富尔德所倡导的公司文化表面上看起来要柔和得多,但他同样尚武,“每天都是一场战斗,”富尔德向高管们吼道,“必须干掉你们的敌人。”但交易员和银行家不再针锋相对,雷曼也不再被内部矛盾弄得四分五裂。“我努力培训投资银行家,让他们了解自己所销售的产品。 ”富尔德担任首席执行官很长一段时间后,格鲁克斯曼说:“我们是第一家把投资银行家放到交易大厅的公司。我离开公司后,迪克比我做得还要好。 ”
富尔德认为雷曼过分依赖交易债券及其他债务工具的作法过于保守,看到高盛通过运用自有资金投资赚了大钱,富尔德也想拓展公司业务。于是,这个任务便落到了格雷戈里头上。格雷戈里并非天生就心细,也不是天生的风险管理者,但他在公司业务拓展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功地将雷曼业务扩展到商业房地产、抵押贷款、杠杆贷款等领域。随着牛市的到来,雷曼的盈利和股价都飙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2007年,格雷戈里的薪酬为年薪 500万美元现金和 2900万美元股票。当年富尔德的年薪为 4 000万美元。
富尔德自己不想出面的事,全由格雷戈里来做。公司员工违规挨训,训斥者总是格雷戈里,话筒那端的受训者总被他斥为“混蛋”。公司上上下下都知道格雷戈里是“达斯 ·维德” ①式的人物。尽管富尔德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格雷戈里的铁腕策略确已成为公司正常运转的有力保障。
2005年,格雷戈里做了一个冷酷无情的决定,此后这一决定也在公司内部广为流传:他令人费解地让得意门生罗伯特 ·沙菲尔(Robert Shafir)坐了冷板凳。沙菲尔是雷曼股权业务的全球负责人,并曾帮助格雷戈里开创了这项业务。因此,格雷戈里的做法似乎毫无道理。格雷戈里告诉沙菲尔给他安排了新的工作,就把他从公司管理委员会踢了出去。生怕沙菲尔还不明白,格雷戈里故意把他的办公室安排在管理委员会会议室的正对面,时刻冷酷地提醒着他已遭受排挤。那段时间沙菲尔的女儿恰巧被诊断出囊性纤维化病,于是沙菲尔请了几天假,并寄希望于等他回公司上班后格雷戈里还会重新给他安排工作。
几个月后,见沙菲尔还没主动辞职,格雷戈里就把他叫到办公室。一阵尴尬的沉默后,格雷戈里问:“派你去亚洲怎么样?”
沙菲尔懵了:“去亚洲?你在开玩笑吧。格雷戈里,你知道我孩子的情况,我是不可能去亚洲的。 ”就这样,沙菲尔跳槽到瑞士信贷。雷曼内部人士称他为“乔杀”。
格雷戈里在用人决策上也常剑走偏锋。 2005,他把巴特 ·麦克达德(Bart McDade)从公司固定收益业务负责人改任为公司股权业务负责人。麦克达德是债务领域的专家,对股权业务却知之甚少。 2007年房地产泡沫破灭时,不断有人责问格雷戈里,为什么安排那么多没有相关背景知识的管理人员负责商业房地产业务?格雷戈里对此的解释是:“人们需要多领域的知识和经验。现在这个局面是金融体系造成的而非他们造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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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雷戈里的人事任命中,埃琳 ·卡伦最受争议。卡伦金发碧眼,外貌出众,喜欢穿鞋跟细高的时髦皮鞋。 2007年,格雷戈里任命 41岁的卡伦升任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公司上下一片哗然。卡伦确实很聪明,但她根本不了解公司的财务运作,也没有一点财会背景。雷曼女银行家罗斯 ·史蒂芬森( Ros Stephenson)对这个任命极为不满。罗斯也极具影响力,她是公司里除富尔德外唯一可与英国私募基金科尔伯格 -克莱维斯 -罗伯特公司( Kohlberg Kr*is Roberts)头号人物亨利 ·克拉维斯(Henry Kr*is)通电话的人。她直接找到迪克 ·富尔德发泄不满,但富尔德一如既往地支持格雷戈里的决定。
卡伦非常渴望能向同事们证明,自己与富尔德一样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华尔街战士。和富尔德相比,卡伦登上金融行业顶层的道路更加不同寻常。卡伦的父亲是纽约市的一名警察,一共有三个女儿。 1990年,从纽约大学法律学院毕业后,卡伦在盛信律师事务所( Simpson Thacher & Bartlett)的税务部门担任助理。盛信律师事务所专门为华尔街大公司服务,雷曼便是其重要客户。
在盛信干了五年后,她冒昧地给在雷曼的熟人打电话咨询:“像我这样的人到华尔街工作会不会显得很奇怪?”
不,当然不会。卡伦被雷曼聘用后不久,税法有所修订,证券产品按照负债来缴税,证券业随之繁荣起来。卡伦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利用税法方面的专业知识熟练地为客户设计一些复杂的投资产品。因为自身的机智、自信、灵活,她很快就得到了升职。几年后,她负责公司的全球金融解决方案和全球金融分析团队。随着对冲基金公司日益成为华尔街的高端客户, 2006年,公司交给卡伦一项重任:协调对冲基金公司与公司投资银行业务的关系。
在卡伦的帮助下,堡垒投资集团( Fortress Investment Group)成为美国第一家管理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的上市公司,此举为她在雷曼赢得声誉。后来,她又负责了另一家基金公司 Och-Ziff资金管理集团的首次公开募股工作。她还为雷曼最重要的对冲基金客户——肯尼斯 ·格里芬(Kenneth )执掌的城堡投资集团( Citadel Investment Group)精心筹划了总价 5亿美元、期限为 5年的债券发售工作,这也是对冲基金公司首次发行债券。
卡伦很快就引起了乔 ·格雷戈里的注意。格雷戈里在管理上信奉多样化,他认为,世界在改变,雷曼和其他金融团体一样再也不能仅是白种男人的舞台。提拔一位聪明的年轻女性无论对雷曼还是对他自己都有好处,不管卡伦在电视上多么引人注目都不会对他在公司的地位构成威胁。
3月17日晚,埃琳·卡伦在时代华纳中心的公寓里辗转反侧。明天将是她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天,她将单枪匹马去扑灭即将吞噬雷曼的熊熊大火,同时也将证明嘲笑和批评她的家伙们是多么愚蠢可笑。
数小时后,卡伦将代表雷曼面对全国市场乃至全球市场,她将主持一次详述公司季度业绩的电话会议。全国各地的金融分析人士都会认真聆听,其中很多人已准备从雷曼任何一点脆弱迹象着手打倒雷曼。根据相关安排,卡伦报告完业绩数据后,会有很多人提问。就算一切进展顺利,也肯定有些棘手问题需要卡伦机智应答,而她的回答既可能拯救雷曼,也可能毁灭雷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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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伦实在睡不着,她干脆从床上爬起来,走到门口拿起当天的《华尔街日报》。头条新闻是“雷曼发现自己正处于暴风雨的中心”,这让卡伦原本就紧绷的神经更加紧张。报道还说雷曼高管们正力图平息雷曼已摇摇欲坠的传言,尽管她也被点出是高管之一,但她还是很喜欢这篇报道。
她疲惫极了,却又很兴奋,肾上腺素在她苗条的身躯里流淌。她穿着一套由她的私人导购从波道夫 ·古德曼时尚精品店中仔细挑选出的黑色西装,端着咖啡杯快速走下楼梯。今天她还要参加 CNBC玛丽亚 ·巴蒂罗姆( Maria Bartiromo)主持的《美市收盘报道节目》,她已为此特意做好了发型。
卡伦站在时代华纳中心的遮阳篷下等待司机,她希望这里只是她暂时的家。她早就希望改善一下居住环境,职位晋升后薪水也水涨船高,她已看好位于中央公园西 15号一套面积 200多平方米的 31层公寓,眼下正在进行一系列购房谈判。这幢石灰岩构筑的大楼坐落于纽约市最好地段,由罗伯特 ·斯特恩( Robert A. M. Stern)设计。很多著名金融家,如高盛的劳埃德 ·贝兰克梵、花旗集团传奇人物桑迪 ·威尔、对冲基金大师丹尼尔 ·洛布( Daniel Loeb),还有摇滚明星斯汀( Sting)等,纷纷在这里安家。卡伦的新公寓总价 648万美元,她打算贷款 500万美元。坐进汽车后座时,她觉得今天上午的赌注实在太大,她中意的新公寓也是赌注之一。
在雷曼的办公室里,迪克·富尔德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准备看财政部长保尔森在CNBC的直播节目。
他用遥控器把声音调大了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CNBC都在播放《今日秀》节目,主持人马特·劳尔(MattLauer)正在进行采访。
“我不想咬文嚼字,”劳尔说,“但我想和你探讨一下星期一总统会见你后的言论。总统说:‘财政部长保尔森告诉我最新消息。很明显,我们正处于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 ’”
白宫新闻发布室里,保尔森看上去明显睡眠不足,他全神贯注地听着从右耳边传来的问题。
劳尔继续说:“我想把这和艾伦 ·格林斯潘最近所写的一篇文章做个比较。”屏幕上出现了格林斯潘的照片,旁边打出了他的文章内容:“将来我们回过头来看现在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很可能会发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惨痛的事。 ”
“‘我们处于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这样的说法是不是低估了今年的形势?”劳尔以他一贯礼貌但尖锐的方式发问道。
保尔森微微有些迟疑,但很快就回过神来侃侃而谈:“自 8月以来我们的资本市场一直有点动荡。我们正努力寻找摆脱困境的方法。我对我们的市场很有信心,这个市场很有韧性。但解决问题需要时间,我们正在尽最大努力。”他希望这番话能让大家感到宽慰。
富尔德焦急地等待着劳尔询问救助贝尔斯登的相关情况,劳尔终于提到这件事:“本周末,美联储采取了惊人措施来解决贝尔斯登问题。
有人问:‘相比那些处于苦难中的美国人民,美联储是不是对华尔街所发生的事情反应更为强烈?’ ”
富尔德气愤地想,媒体总是惯用阶级斗争的术语来表述复杂的金融问题,劳尔的提问就是一例明证,非要把华尔街(甚至把高盛前首席执行官保尔森)与《今日秀》节目的观众——普通老百姓们对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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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森停顿片刻,斟酌了一下措辞:“我这样说吧,贝尔斯登的股东肯定感到对现在的状况很难受。我想他们不认为自己被救助了。”显然,保尔森想传递这样的信息:布什政府不会总去救助,这只是临时性应急措施。
劳尔接着引用《华尔街日报》头版的一句话: “‘政府是不是开了救助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的先河?’换句话说,这是不是未来的大势所趋呢,财政部长先生?将来那些遇到麻烦的金融机构是不是都会寻求政府的救助?”
这个问题真够尖锐。几天前的一个晚上,保尔森和华尔街首席执行官们在电话会议中讨论过“道德风险”问题。“道德风险”这个晦涩的经济术语是指风险承担者业务失败时因受到某种保护,逃避了本该承担的种种恶果,而这会促使他们日后经营业务时冒更大风险。
“嗯,我先前已经说过了,贝尔斯登的股东并不认为他们得到了政府的救助,”保尔森再次强调,“我们的目标很清晰,我们所做的一切均旨在最有利于美国人民的利益,力争把危机给资本市场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降到最低。 ”
卡伦在办公桌前坐下,她打开彭博网站等待高盛公布本季度业绩。市场把高盛业绩看做反映未来走向的晴雨表,高盛业绩良好对雷曼来说将是个利好消息。屏幕上出现了高盛业绩数据。她很感到一阵愉悦:盈利15亿美元。虽然与 32亿美元的盈利相比下降了很多,但谁的盈利与去年相比不下降呢?高盛的表现超出了预期。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不错。那天早上,雷曼发了一份总结第一季度经营业绩的新闻稿。卡伦认为这些数字一定能激发市场信心。公司公布的盈利为 亿美元,每股 81美分,比前一季度下挫 57%,但比分析员预测的要高。媒体对雷曼利润公告的反应较为积极。私人投资公司霍兰德公司(Holland & Company)的迈克尔 ·霍兰( Michael Holland)对路透社说,“雷曼公布的数据让那些预言失败的人有点不知所措。”美国银行证券部分析师迈克尔 ·赫克特( Michael Hecht)称雷曼这个季度的业绩“非常非常稳”。早上 10点,开市半个小时后,卡伦走进 31层董事会办公室。尽管雷曼的成绩已平息了市场的恐慌,但她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显然,很多听众会问这样的问题:雷曼与贝尔斯登有何不同?它的流动性有多强?它如何定价不动产投资组合?投资者真的可以信任雷曼评估资产的方式吗?雷曼会不会只是在玩“盯着让市场投资者相信”(mark-to-make-believe)的把戏?
卡伦针对这些问题,准备好了答案。上周末,她就这些问题运用数据专门向证券交易所官员做了详尽阐释。证券交易所官员一向很难对付,但那次他们对她的回答还比较满意。卡伦知道数据是冷冰冰的。要说什么内容,如何表达出这些内容,她都早已烂熟于心。
市场对盈利报告反应热烈。虽然信贷息差紧缩,但雷曼股价飙升,投资者认为雷曼现在没有倒闭危险了。卡伦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对盈利报告做些阐释。她喝了口水, 4天来她一直不停地说话,声音早就沙哑不堪。
“都准备好了吗?”雷曼投资关系部负责人爱德 ·格雷博( Ed Grieb)问她。
卡伦点了点头,镇定而从容地对着话筒说起来:“毫无疑问,在过去几天中,不管是我们这个行业还是整个市场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波动。”众多金融分析家仔细聆听她的讲话。短短 30分钟,卡伦报告了雷曼各个业务单元的业绩,并对数字做了详细解读。她还特别强调了公司为降低杠杆率和提高流动性所做出的巨大努力。
这是一场精彩的演说。卡伦坦诚、自信的态度给分析师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对事实的把握以及敢于直面问题的勇气也深深让他们折服。
接下来就是提问环节了。第一个提问的是欧本海默基金公司(Oppenheimer)的分析师梅雷迪思 ·惠特尼( Meredith Whitney)。去年秋天,她曾准确预测了花旗集团将被迫减少分红,从此以一名苛刻银行评论家的形象一举成名。卡伦及在场的其他雷曼高管都紧张地屏住呼吸,等待惠特尼发难。令人意外的是,惠特尼竟然说:“干得漂亮,埃琳。我想我们大家对这次披露都很满意。 ”
卡伦知道自己已经圆满完成了任务,但她还是尽量绷得紧紧的,不让大家看出自己已经松了一口气。如果连惠特尼都买她的账,就说明一切进展顺利。
在发布盈利报告的同时,雷曼股价继续上涨,市场也买雷曼的账,股价最终收于 美元,上涨了 美元,涨幅为 。这是雷曼自 1994年上市以来涨幅最大的一天。高盛分析师威廉 ·塔诺纳(William Tanona)把他对雷曼的评级从“中立”调高为“买入”。
发布报告后,雷曼一片欢腾,格雷戈里甚至冲过去拥抱卡伦。卡伦走到交易大厅,经过担保债务凭证销售和交易负责人皮特 ·霍尼克(Peter Hornick)的办公桌时,皮特主动伸手和她击掌相庆。
在这个短暂的光辉时刻,雷曼看起来一切顺利。
当然,也有些怀疑论者还在表示担忧。
“我不相信这些数字,我认为他们处理账面负债项目的会计方法并不恰当,”欧洲太平洋资本公司( Euro Pacific Capital)总裁和首席全球策略家彼得 ·希夫( Peter Schiff)对《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说,“人们终将发现,雷曼公布的那些利润数据是虚假的。 ”
纽约城的另一端,一个名叫戴维 ·爱因霍恩( D*id Einhorn)的年轻对冲基金经理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雷曼岌岌可危!戴维刚刚连夜坐飞机从洛杉矶赶回办公室参加今早的电话会议,他属于被富尔德贬斥为对冲投资者之流。但他极具影响力,一句话就可以对市场产生重大影响。
他打赌雷曼的情形比卡伦透露的更糟糕。的确,世界很快就会认同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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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保尔森的宅邸位于华盛顿特区西北部,四周树木繁茂,环境宜人。此时,他正焦急地在客厅里踱步,手里还一直握着手机。这一天是复活节也是星期天,到这天为止,贝尔斯登已被收购整整一个星期了。
保尔森曾答应妻子温蒂抽空一起去石溪公园( Rock Creek Park)骑车兜风。石溪公园是一片将首都华盛顿一分为二的公共绿地,离保尔森家不远。
整个周末温蒂都在生保尔森的气,因为他总在不停地打电话。“求你了,就一小时。”温蒂试图劝他到屋子外面去转转。保尔森终于同意了,这是一个多星期来他第一次试着暂时忘掉工作。
可电话又响了起来。财政部长拿起电话听了一会儿,厌恶地说,“我听了想吐!”电话是杰米 ·戴蒙从摩根大通总部8楼的办公室打来的。戴蒙的办公室位于曼哈顿中城,俯瞰着派克大街( Park *enue),室内墙壁镶嵌着木板以做装饰。戴蒙刚刚告诉保尔森一条令人不快的消息:他已经决定修订与贝尔斯登每股两美元的交易价格。根据修订后的条款,贝尔斯登的股价将提高到每股 10美元。
保尔森对这一消息其实并不感到意外。整整一个星期,保尔森每天都会不停地给戴蒙打电话,数次打断戴蒙在跑步机上的慢跑晨练。通过这些电话沟通,保尔森已预感到摩根大通会加价收购贝尔斯登。摩根大通收购贝尔斯登的交易宣布后,保尔森和戴蒙都很担心那些心怀不满的贝尔斯登股东会否决该项交易,抵制其低价出售。真要出现这样的情况,贝尔斯登又要重新面对乱局了。
不过戴蒙的决定还是让保尔森措手不及。保尔森曾预想,如果戴蒙真要提高收购价格,每股最多不过加几块钱,最高到 8美元也就到顶,绝不会提高到两位数。
“那比我们之前说好的要高多了。”保尔森用他特有的粗哑嗓音对着电话低声说道,他感到一时难以接受这个消息。一周前,戴蒙表示准备以每股4美元的价格收购,保尔森当即要求他压低价格:“我觉得每股价格 2~3美元比较合适。”事实上,如果政府不对其290亿美元的负债提供担保,贝尔斯登早就破产了。保尔森可不愿因为救助他那些华尔街的老朋友而被人诟病。
“我不明白它们怎么还会值那么多。”他对戴蒙说。
到目前为止,除戴蒙外,没人知道低廉价格背后有美国财长的影响力,保尔森也不想让人知道。像大多数保守派一样,他仍然尊崇“看不见的手”这一被普遍认同的准则,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主张,政府干预最好还是列为最后手段。
作为一位前首席执行官,保尔森完全理解戴蒙的立场,他同时希望市场能很快重新恢复平静,毕竟市场恐慌已持续了一个星期。每股两美元的收购价公布后,贝尔斯登的股东及员工已经要揭竿而起了,他们威胁不仅会搅黄这笔交易,还会搅乱整个市场。与此同时,戴蒙也发现仓促中拟定的并购协议中存在一个明显失误:贝尔斯登的股东可以投票否决这笔交易。即便如此,摩根大通仍要为其全年的交易做担保,摩根大通实际上是被套住了。戴蒙将这一失误归咎于他的律师事务所——沃切尔 ·利普顿 ·罗森 ·卡茨律师事务所。
戴蒙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向贝尔斯登的员工解释该笔交易。戴蒙向保尔森详细描述了埃德 ·莫德沃( Ed Mold*er)在那次会上如何公开地嘲笑挖苦他。埃德 ·莫德沃是一名在贝尔斯登工作多年的经纪人,在戴蒙看来他简直是混蛋。“这可不是什么奉子成婚,”莫德沃在数百名贝尔斯登员工面前皱着眉头说,“这更像是一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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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森向戴蒙透露,他自己在华盛顿也感受到类似的抵触情绪。因为大部分政府人士都认为:华尔街人士大都贪婪而且薪酬过高。一提到救助这些人就如同提到加税一样令他们反感。保尔森坦言:“其实我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
更糟糕的是,这一年要举行总统换届大选。星期一,也就是贝尔斯登并购交易公布一天后,*党候选人、参议员希拉里 ·克林顿( Hillary Clinton)就对救助提出批评,她甚至把布什政府对贝尔斯登的救助与伊拉克问题联系起来。当时希拉里在民意测验中占据微弱优势。
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党主席巴尼 ·弗兰克( Barney Frank)也同样尖刻,他借这笔交易来控诉保尔森的顶头上司——布什总统。“这些年来,共和党推行放松管制政策,缺乏对迅速发展的新型金融工具的监管,这些都让他们把大部分经济体变成了人质,”弗兰克抱怨道,“而无论是否愿意,我们都必须支付赎金。 ”
*党和共和党都在攻击救助计划,这是极少数能让两党达成共识的事情之一。不过共和党对其痛恨不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共和党保守派人士始终相信市场会自动解决一切问题,政府采取的任何干预措施必定让事情更加糟糕。他们引用希波克拉底 ①的《论流行病》说:“首先,不要伤害!”但现在这种史无前例的毁灭性灾难却也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得不付出的沉重代价。与此同时,共和党温和派被选民的种种抱怨所淹没,不堪其扰。这些选民不理解,那些毁了他们养老金计划的家伙们凭什么还能享用纳税人的血汗钱。
所有人都把政府的行为称做“救市”——这是保尔森痛恨听到的一个词,他认为自己在努力挽救美国经济。“救市”这个词应该从字面意思来理解,即从一条正在下沉的船里向外淘水以拯救这条船,而不是指施舍。保尔森不明白华盛顿为什么就没一个人能看出两者之间的差别。
然而,保尔森已感觉到,无论对时局的预测多么准确,只要实施救助,就一定会惹来麻烦。布什总统虽然在公开场合赞同贝尔斯登收购案,还表扬了保尔森,但私底下他并不高兴。总统明白救助很有必要,但他同时明白这一行动必将被政治化。尽管很清楚答案是肯定的,他还是向保尔森发难:“这会让我们全完蛋,不是吗?”
保尔森非常了解总统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就在贝尔斯登交易前的那个星期三,保尔森整个下午都在总统椭圆型办公室,为总统将于星期五在希尔顿饭店向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的演说稿提意见。布什在发言稿里声称,政府绝不会实施救助。
保尔森一边浏览着发言稿,一边说道:“可别那么说。 ”
“为什么?”布什问道,“我们不会实施救助的。 ”
保尔森向他透露了坏消息:“虽然听起来很糟糕,但恐怕你必须实施救助。 ”
总的说来,现在局势已发展成保尔森所经历的最糟糕的一场梦魇。经济已经变成一场带有政治色彩的足球赛事。事关他的声誉,而他却被华盛顿的游戏规则牢牢束缚着。
2006年春,亨利·保尔森两度拒绝出任美国财政部长一职。保尔森大学一毕业就在国防部工作,之后又为尼克松政府工作了多年,因而非常了解华盛顿的运作机制。所以,他完全了解担任美国财长所蕴含的风险。“我会在这里倒下,也将再不能与这些人共事。我会声名狼藉地离开,看看人们都是如何评价斯诺和奥尼尔的吧。”约翰 ·斯诺( John Snow)和保罗 ·奥尼尔( Paul O’Neil)是保尔森的前任,他们初到华盛顿时均被看做各自领域的奇才,但最后都黯然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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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苦思索数月后,保尔森决定拒绝出任财长。他已经拥有世界上最棒的工作:在华尔街最受尊崇的机构——高盛担任首席执行官。作为公司行政总裁,保尔森周游世界。他把大部分注意力投向中国,在中国,他已经近乎是非官方的美国资本主义大使,与包括美国国务卿康多莉扎 ·赖斯( Condoleezza Rice)在内的华盛顿任何一位官员相比,他与中国领导人建立的关系都更为深厚。
布什总统新任白宫办公厅主任乔舒亚 ·博尔滕( Joshua Bolten)竭力促使保尔森加入总统班子。博尔滕说服总统,使之确信保尔森与中国之间的紧密联系会成为巨大优势,因为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在地缘政治方面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从工作经历来说,博尔滕十分了解保尔森。博尔滕也曾为高盛效力, 20世纪 90年代曾为高盛在伦敦开拓业务。乔恩 ·科尔津( Jon Corzine)领导高盛期间,他还做过一阵行政总管。
但在劝说保尔森或保尔森家族接受财长一职问题上,博尔滕却没能取得任何进展。尽管 2004年他是布什的“先锋队员”——这个称号专指为总统连任竞选筹集超过 10万美元资金的人,但因不赞同总统的政治观点,妻子温蒂不支持他。保尔森的母亲玛丽安娜则被保尔森就任财长的想法吓哭了。保尔森的儿子是美国国家篮球协会的官员,女儿是《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记者,他们也强烈反对父亲更换工作。
还有一位持反对意见的关键人物是保尔森的导师和顾问、高盛集团前主席约翰 ·怀特黑德( John Whitehead)。里根执政时期,怀特黑德曾在国务院任职。他觉得保尔森接受财长一职的决定将是错误选择。他认为,“这是一届失败的政府,在那儿任职意味着你必须经受很多磨难才能干成点事。 ”
4月份接受采访时,保尔森驳斥了他是美国财长候选人的言论。他对《华尔街日报》说:“我爱我现在的工作。事实上,我觉得自己拥有一份商业领域最棒的工作。我打算在这里长期干下去。 ”
博尔滕却仍在为促成此事而努力。 4月底,保尔森接受了与总统会面的邀请,但高盛首席职员、曾在里根和布什两届政府中为詹姆斯 ·贝克( James Baker)工作过的约翰 ·罗杰斯( John )向保尔森强烈建议:除非准备接受这项工作,否则不要与总统见面。“你不要去和总统探讨工作的事。”他对保尔森说。罗杰斯的意见不容置疑,于是保尔森尴尬地给白宫打电话,为不能履约表示歉意。
不过由于中国国家主席*恰巧来访,保尔森和妻子后来还是出席了在白宫举行的午宴。餐后夫妇俩一起散步,途经财政部大楼时,温蒂转向他。
“我希望你不要因为我的缘故拒绝这份工作,”她说,“你要是真想做的话,我没意见。 ”“不,我不是因为你才拒绝这项职务的。 ”
不过无论保尔森表现得多不情愿,其他人仍然认为他现在的想法不会是最终决定。罗杰斯对他的态度表示怀疑,他认为他的上司内心想接受这份工作。 5月第一个星期天的下午,罗杰斯在位于乔治城的家中苦恼不已,他怀疑自己给保尔森出了馊主意。犹豫良久,他终于拨通了博尔滕的号码。“我知道保尔森拒绝了你的提议,”他对博尔滕说,“不过如果总统真的需要他,你应该再试一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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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博尔滕给保尔森又打了电话。这时保尔森认为自己之所以拒绝,实际上是出于对失败的恐惧。他在高盛一向以“直面困难”著称,现在是不是想在困难面前当逃兵呢?
保尔森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科学派信徒。与大多数信徒一样,他非常赞赏玛丽 ·贝克 ·艾迪( Mary Baker Eddy)的文章。玛丽试图重新恢复早期基督教对精神疗法的重视,并于 1879年在波士顿创办了第一所基督教科学派教堂。“恐惧是疾病的根源,”她写道,“必须驱散恐惧,为上帝重建平衡。 ”
保尔森刚挂上博尔滕的电话,就接到共和党幕后操纵者詹姆斯 ·贝克的电话。此时保尔森对就任财长一事想法有所改变。贝克向保尔森透露:自己已向总统说明保尔森是目前财长一职的最佳人选。这番话让保尔森很受用,他向贝克表示,自己会再认真考虑这个提议。
莎莉集团( Sara Lee)首席执行官约翰 ·布莱恩( John Bryan)是保尔森的老朋友,也是高盛董事。保尔森在芝加哥做投资银行时,他就已是保尔森的客户。布莱恩告诉保尔森:“保尔森,生活不是一次彩排。你不会想在 80岁闲坐时告诉孙子孙女们,曾有人请你做美国财长吧。你应该告诉他们你曾是美国财长!”
5月 21日,保尔森最终接受了财长一职。按照相关程序,白宫要在随后一周内对他进行背景核查,之后再向外界公布任命。保尔森面临尴尬局面:一方面他仍要参加高盛合伙人年会,另一方面他还不能让人知道他辞职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年会客座演讲者正是伊利诺伊州新当选的参议员巴拉克 ·奥巴马( Barack Obama)。媒体仍在猜测保尔森是否会加入政府部门,保尔森的同事就更不知情了。整个年会期间,他一直躲在酒店房间里。
华尔街有两种银行家:一种是圆滑的推销能手,他们靠才智和魅力获得成功;另一种人靠的则是斗牛犬般坚持不懈的顽强意志。保尔森属于后者,白宫很快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在正式接受财长职位前,保尔森要求解决几个关键性的细节问题。在高盛年的职业生涯教会了他如何达成最有利的交易。他要求获得书面保证,确保财政部在政府内阁中享有与国防部和国务院同等的地位。他明白,在华盛顿,最关键的是接近总统,他也无意做一个无关紧要的小职员:虽会被召集参与讨论总统的想法,但华尔街的行政总裁们可不会回他电话。他还设法让白宫同意把国家经济委员会一些会议的举办地点设在财政部大楼中,该委员会由保尔森在哈佛商学院的同学阿兰 ·哈伯德( Allan Hubbard)领导,副总统迪克 ·切尼( Dick Cheney)也亲自参会。
为避免将来受到要他采取有利于前雇主的种种建议的干扰,他主动签署了一份内容广泛、总计 6页的“道德”契约,规定其在整个任期内不得染指任何与高盛相关的事务。他的声明远远超出通常情况对政府官员提出的“一年期”要求。“为审慎起见,在我就任美国财长的整个任期内,凡与高盛集团相关的任何活动,我都不再参与,”他在一封类似契约的信中写道,“我相信这些举措将确保我在履行美国财长职责过程中,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避免发生利益冲突。 ”实际上,高盛的影响力已渗透到了华尔街方方面面,这样的声明不可避免地妨碍保尔森行使权力。此时,他根本没料想到日后会拼命努力摆脱自己给自己套上的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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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必须出售 323万股、约合 亿美元的高盛股份。他还不得持有在高盛基金的投资,高盛基金持有中国工商银行的股份,回报颇丰。根据美国新的税收服务法则,转入政府部门工作的企业管理人员在出售股份时不必缴税,保尔森因此节省了 1亿多美元的税金,这也许是他最划算的交易之一。不过金融危机爆发前数月,高盛股票上涨不少,他为此甚感懊恼。 2007年 10月,高盛股票涨到每股 美元,而他出手时仅为每股 142美元。
2006年 5月 30日,小亨利 ·梅里特 ·保尔森被正式任命为美国财长。 7天后,《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他的简介,开头这样写道:“在本届政府任期仅剩两年半的时间里,小亨利 ·梅里特 ·保尔森,这位由布什总统提名的美国财长或许没有多少机会在经济事务上施展拳脚了。 ”
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强烈地激起他那种像买错了东西一样总有点后悔的感觉,不过也正是这种情结激励着他去直面挑战。
以华尔街的常规标准看,保尔森是华尔街金融巨头中的异类。他从小在芝加哥郊外一个农场长大,曾是鹰级童子军,是一个性格直率的美国中西部人。他和妻子温蒂从不愿在卡内基山(CarnegieHill)过富豪生活,一心逃避曼哈顿的社交生活,尽量晚上九点前就上床睡觉。他们很喜欢在中央公园观鸟,温蒂有时会替自然保护协会进行早间巡视。他们居住的两居室公寓面积约 110平方米,毗邻中央公园。作为华尔街收入最高的高管之一,这样的公寓应该是很低调的住所了。保尔森戴着一块塑料运动手表,他想花钱的念头总会被温蒂及时制止。温蒂的父亲曾是一位海军陆战队军官,节俭一直是这位岳父奉行的根本准则。有一天,保尔森从波道夫 ·古德曼时尚精品店买了件山羊绒外套,想更换掉一件他已经穿了 10年的旧外套。“你买件新外套做什么?”温蒂问他。第二天,保尔森又把新外套退了回去。
尽管为布什总统筹集了巨额资金,但保尔森并没有共和党强硬派的作派。作为一个铁杆环境保护主义者,保尔森只拥有一辆丰田普锐斯(Prius)汽车。 2006年,他将高盛在南美洲火地岛( Tierra del Fuego)上拥有的约 680 000英亩土地捐赠给了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这一举动给他带来许多负面报道,也使高盛股东心痛不已并对他严加痛斥。保尔森是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协会主席,他的儿子恰巧也是该机构的一位顾问。虽然捐赠事件在当时没得到任何人的理解,但公司还是将这块生态易遭破坏的南美土地视做抵押贷款违约组合的一部分。
保尔森总能不负众望。他身材匀称,身高 1米 85,体重 75公斤,曾是常春藤联盟达特茅斯学院的阻截队员。凭借在运动场上的凶猛表现,他赢得了“锤子”和“铁锤亨利”的绰号。不过与寻欢作乐的队友们不同的是,他在兄弟会冰箱里放着橘子汁和姜汁啤酒,在啤酒派对上他只喝这两样东西。他初遇自己未来妻子温蒂时,她还在卫尔斯利女子学院读书。希拉里 ·罗德姆( Hillary Rodham)①是她的同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希拉里是温蒂的竞争对手。温蒂是 1969级班联会主席,希拉里则是学生团体主席。 1968年,保尔森以优等生身份从达特茅斯毕业,主修专业是英国文学。
1970年,保尔森从哈佛商学院毕业来到华盛顿,那时他连一套正式西装都没有。凭借达特茅斯一位教授给他写的推荐信,保尔森找到给助理国防部长做助手的工作。他很快在工作中展现出了超强的能力,也正是这些能力使他日后成为了高盛的一名高效推销员。仅仅过了两年,保尔森就被提拔为白宫国内政策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该委员会主任是约翰 ·埃利希曼( John Ehrlichman),他后来被证实在水门事件中充当了同谋,提供伪证,妨碍司法公正。当时,保尔森为财政部及商务部做外联工作。“纵览保尔森从五角大楼一个低级职员晋升到白宫高级官员的历程,你一定会发现:他有非常强的形势预判能力,”保尔森的朋友、高盛前行政主管肯尼思 ·布罗迪( Kenneth Brody)回忆往昔这样说道,“保尔森丝毫没被卷入水门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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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温蒂怀了第一个孩子,保尔森急需多赚点钱。他决定不再为尼克松政府工作,离开白宫并积极在金融界找工作——当然,如果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要到纽约生活的话。他参加了芝加哥一些金融公司的面试,在众多接收单位中,他对两家在总部在曼哈顿的金融公司——所罗门兄弟和高盛最感兴趣,这两家公司均在芝加哥设有办事处。高盛合伙人、后来任美国财长的罗伯特 ·鲁宾( Robert Rubin)、高盛传奇人物格斯 ·莱维( Gus Levy)以及约翰 ·怀特黑德都力劝保尔森选择高盛,而且许诺他不必搬到纽约。因此保尔森最终选择了高盛,他当时年薪为 3万美元。
1974年 1月,保尔森把家搬回到他小时候生长的地方、芝加哥西北部一个人口不到 4000人的小镇——巴林顿山( Barrington Hill)。保尔森从经营珠宝批发生意的父亲手里买了 英亩农场。在父母家门前一条弯曲小路往北一点的地方,他用木头和玻璃建了一座简朴的房子。房屋坐落在一条半英里长的马路尽头,四周环绕着高高的橡树。
在高盛,保尔森被赋予的重任远超过一个初级投资银行家所应承担的职责。高盛高级合伙人吉姆 ·吉尔德( Jim Gelder)看着保尔森快速后移的发际线说:“你知道的,亨利,我们通常不会让像你这样年轻的小伙子担负如此重任。不过,你看起来要比你的实际年龄老多了。 ”通过西尔斯公司( Sears)和卡特彼勒公司( Caterpillar)等重要的中西部客户,保尔森迅速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他很快被曼哈顿总部视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1982年,他成为了公司合伙人,跻身公司精英团队,拥有获得更多红利的资格。成为负责投资银行业务的联合主管及芝加哥子公司管理委员会的委员后,他每天把大量时间花在电话上,不停地通过语音邮件发出种种指令,他的这种习惯做法渐渐被公司上下所熟知。
然而 4年之后, 1994年 9月,高盛陷入一场风暴。全球范围一次始料不及的利率大幅上升重创公司,使公司当年上半年的利润暴跌 60%以上。公司行政主管史蒂文 ·弗里德曼( Stephen Friedman)突然宣布辞职, 36名高盛合伙人跟着离开,带走了大量资金和业务关系。
为避免损失扩大,公司董事会任命说话向来柔声细语的固定收益部主任乔恩 ·科尔津担任董事长。董事们认为保尔森是理想的二号人物人选,因为他不仅能很好地辅佐科尔津,还能向外界传递出一个信息:保尔森所擅长的投资银行业务仍将是高盛核心业务。他们希望科尔津和保尔森会像弗里德曼和罗伯特 ·鲁宾以及之前的约翰 ·怀特黑德和约翰 ·温伯格( John Weinbery)一样成为配合默契的搭档。
整个计划中只存在一个问题:他们都不太看得上对方。
在弗里德曼位于贝克曼的公寓中举行的会议上,保尔森反对在科尔津手下工作,更反对搬到纽约——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尽力避免迁到那里。科尔津公认在一对一面谈中极富说服力,会后他提议与保尔森一起散散步。
“亨利,再没什么能比与你密切合作更让我高兴的了,”科尔津真诚地说,“我们一定会成为真正的合作伙伴。”不到 1小时他们就达成了协议。
保尔森一到纽约就迅速行动起来。几天工夫他和妻子就看了好几套公寓。备选公寓很快缩减到两个,保尔森到两套公寓快速看了看,把自己的意见用手机告知妻子,就匆匆赶向飞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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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秋,保尔森和科尔津二人分别作为总裁和首席运营官,整天在世界各地会见客户、看望雇员,他们不知疲倦地忘我工作,努力解决高盛的诸多问题。保尔森还有一项艰巨的任务:削减 25%的支出。他们的辛勤付出终于有了回报: 1995年,高盛的情况开始好转, 1996年和 1997年获利颇丰。通过这次危机,科尔津和高盛其他一些高管认识到,未来公司如想抵御种种冲击,就必须学会利用公开资本市场,应用之道就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但 1996年科尔津向合伙人陈述高盛公开上市的理由时,却遭到了强烈反对。当时科尔津对公司并没有足够的控制力。合伙人担心此举会倾覆公司合伙人体制并可能摧毁公司传统文化。
1998年 6月,保尔森成为公司的联合行政主管。在他的大力支持下,科尔津最终赢得了胜利:高盛宣布于 9月进行首次公开募股。但同年夏天爆发了俄罗斯卢布危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濒临倒闭,高盛的交易损失了数亿美元。此外,根据纽约联储的要求,它还不得不拿出 3亿美元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实施救助。手忙脚乱的高盛在最后时刻取消了首次公开募股的发售工作。
与保尔森关系密切的朋友都知道,他已厌倦科尔津,厌倦纽约,也厌倦了公司的内部斗争,他正考虑退出公司。然而 1998年 12月,情况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科尔津的重要支持者罗伊 ·扎克伯格( Roy Zuckerberg)从高盛的权力机构 ——执行委员会退休了,该委员会只剩下五名成员:科尔津、保尔森、约翰 ·塞恩、约翰 ·桑顿( John Thornton)和罗伯特 ·赫斯特( Robert Hurst)。由于科尔津背地里与梅隆银行进行并购谈判,高盛董事会越发对他感到失望。
一系列秘密会议在不同地点紧锣密鼓地召开,曾在罗马帝国和克林姆林宫里发生过的政变最终在高盛上演了。董事们说服保尔森留下来管理公司,同时,保尔森和执行委员会的其他三名成员一致要求科尔津辞职。科尔津在获悉这一决定后伤心不已,潸然泪下。
保尔森成了公司唯一的行政主管,塞恩和桑顿则分别担任公司的联合总裁和联合首席运营官,他们都是董事长的后备人选。 1999年 5月,高盛股票开始上市交易,发售总额为 亿美元。
2006年春,保尔森任首席执行官的时间已远远超过自己的预期,他也早已攀登上了事业的巅峰。仅半年时间他就拿到了 1 870万美元的现金红利; 2005年,他是华尔街收入最高的首席执行官,总共获得了 3830万美元的报酬。在高盛,他没有遇到挑战者,他亲手挑选的接班人劳埃德 ·贝兰克梵则在耐心地等待时机。高盛已成为大规模并购交易的首选顾问,此外,它还是主要的商品及债券交易商。高盛在为对冲基金提供服务方面获利颇丰,同时自营私募股权业务也崭露头角。
高盛已成华尔街上竞相效仿的赚钱机器。
保尔森在高盛工作了32年。为适应新的政府生活,他不得不经历一段艰难的调整期。比如,财政部语音邮件系统的内存很小,他无法像在高盛时那样给员工留大段的语音邮件,因此只能打电话。有人建议他使用电子邮件,他却始终用不惯。有些电子邮件会通过保尔森的两名助理转达,保尔森让其中一人专门负责把邮件打印出来。他还很少让保安随行。有些首席执行官身边总有许多保安人员,但保尔森觉得这种做法不过是在向世人显示傲慢自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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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很多工作人员都不知道如何去适应保尔森的独特个性,他们去请教罗伯特 ·斯蒂尔( Robert Steel)。斯蒂尔是副财长,之前也在高盛工作过。大家问他如何才能更好地与他们古怪的新上司进行沟通,斯蒂尔提到了三点:“其一,亨利很聪明,异乎寻常地聪明,他能做到过目不忘;其二,他工作非常努力,令人难以想象地努力,他将是你们所见过的最努力的上司,他也期望你们能够同样努力;其三,汉克没有一点情商,他的社交情商为零。这可不是人身攻击,他会在上卫生间时半开着门。 ”
上任伊始,保尔森邀请了部分员工到他位于华盛顿西北角、价值 430万美元的住所去做客。非常凑巧的是,这栋房子过去曾属于乔恩 ·科尔津。大家聚集在客厅里,从客厅窗户向外看去,满眼都是郁郁葱葱的树木,他们仿佛置身于一片奇幻的森林之中。客厅四周的墙上贴着很多鸟类照片,大部分都是温蒂自己拍摄的。
保尔森正沉浸于热切地向大家介绍自己对公司的一些想法,温蒂想,这样一个炎炎夏日,丈夫竟然忘记给客人们拿些饮料喝,这可真够古怪的。于是,她打断了他们,询问客人们想喝点什么。
保尔森的话头被打断了。他有点心烦意乱地说,“不,他们什么也不想喝, ”接着又开始说正事。
不一会儿,温蒂拿来一罐冰水和几只玻璃杯。可老板已经发了话,没人敢喝了。
保尔森接手的是一个混乱的部门。他的前任约翰 ·斯诺已经被边缘化了,斯诺曾是 CSX铁路公司的前首席执行官。员工们士气低落,意志溃散,他们感到自己根本不受重用。保尔森认为他能改变这一切。不过出乎他意料的是,财政部真正的工作人员是如此之少,他原以为政府的低效率会使他不得不应对数千名冗员。虽然保尔森如今管理着 112 000人,但这对财政领域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他觉得自己将不得不招募一些经验丰富的华尔街老手,他们才真正懂得什么叫努力工作。
保尔森离开高盛后一直非常注意与高盛保持距离。他很清楚,每当高盛高管到政府任职,高盛对华盛顿有特殊影响力的阴谋论调就会闹得沸沸扬扬。比如,罗伯特 ·鲁宾到克林顿政府担任财长,乔恩 ·科尔津竞选新泽西州的参议员(尽管科尔津是被赶出高盛的)时,都曾出现过这种情形。鲁宾现在就职于花旗,他在保尔森上任前也提醒他要处理好与高盛的关联关系。
保尔森到财政部工作的头几个星期里,经济形势已很糟糕,但没人预料到一场大风暴即将来临。保尔森仍集中精力致力于提升财政部的士气,他走访了一些部门,这些部门都多年未有内阁成员光顾了。他还下令重新装修财政部大楼的地下健身房。保尔森非常重视健身,只要温蒂能够让他放下电话,他就会骑上自行车在华盛顿转一会儿。
保尔森早就对市场情况感到非常担忧。 2006年 8月 17日,在戴维营向总统及其经济班子通报情况时,保尔森就警告称经济危机其实早该发生了。他说:“当大量易燃物堆聚在一起时,情况非常危险,你不知道什么东西很快就会把它们点燃。我们一般每 6年、 8年或 10年就会来一次危机,现在早就超过这个周期了。 ”
保尔森明确指出,政府必须直面一个严酷的事实: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一片混乱,并且已经开始向其他市场扩散了。贝尔斯登和其他一些机构都深深地被这项业务所拖累,保尔森需要绕开他任职时所签的相关契约,充分行使权力来拯救这些陷入困境的投资银行。传统的商业银行受美国存款保险公司和美联储的保护,可以有效的避免破产;根据相关过渡性计划安排,加入存款保险计划的银行申请破产时,美国存款保险公司和美联储等可以对其进行接管并将其拍卖。但是,对于高盛、摩根士丹利、美林、贝尔斯登和雷曼这样的投资银行,美国存款保险公司则不拥有此类权利。保尔森在一次会议上表示,除非美国存款保险公司也为这些机构提供保险,否则市场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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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27日,上午8点30分,贝尔斯登的廉价出售交易刚过去三天,保尔森与他的副手又聚在一起开会。他刚从几个街区外丽思卡尔顿酒店的运动俱乐部赶回来,他平时常去这个俱乐部健身。他的智囊团,罗伯特·斯蒂尔、詹姆斯·威尔金森(JamesWilkinson)、戴维 ·内森( D*id Nason)、米歇尔 ·戴维斯( Michele D*is)、菲利普 ·斯瓦格( Phillip Swagel)、尼尔 ·卡斯卡里( Neel Kashkari)等人,全都挤进他那位于财政部大楼三层的办公室里。那里能够俯瞰白宫的玫瑰花园,还能欣赏到华盛顿纪念碑的美丽景色。
办公室的天花板很高,四周墙壁上贴着许多他妻子拍的照片,主角都是些鸟儿和爬行动物。保尔森在办公室一角坐了下来,一些下属坐在蓝色天鹅绒沙发上,另一些则在红木桌子旁站着,办公桌上的4台电脑屏幕还在不停地闪烁着彭博网站数据。
每天早上 8点 30分,保尔森都要与他的核心团队成员一起开会,只有逢双周的星期五才会停开一次,因为这一天保尔森要和美联储主席本 ·伯南克一起吃早饭。保尔森本想早上早一点儿开会,不过对于政府工作人员来说, 8点 30分开会就已经够早的了。核心团队的成员大多年薪为 149 000美元左右,如果为私人部门服务,他们应该可以赚得更多。
保尔森一边思索着贝尔斯登收购案,一边来回踱步,最终,他在戴维 ·内森面前停了下来。 38岁的内森是主管金融机构的助理部长,他于2005年加入财政部,是制定居民政策的智囊团成员。内森是共和党人,同时也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坚定拥护者。在最近几个月的会议上,他一直提醒大家要警惕出现另一个或几个贝尔斯登。内森以及其他财政部官员已经意识到,华尔街的经济自营模式就是个炸药桶。在这种模式中,银行高度依赖其他投资者所提供的隔夜拆借。贝尔斯登已经让他们领教了一家银行一旦要崩溃,会来得有多快。投资者的信心是这个行业的命脉,有一点出现问题的苗头就会导致银行迅速倒闭。但不管情况多危急,内森都坚决反对政府实施救助。
内森认为财政部应该集中精力先解决两个重大问题:首先,要获得授权,引导投资银行经历一场有组织的破产,从而不至于引发整个市场的恐慌;其次,更为紧迫的是要敦促这些银行进行融资。半年来,美国和欧洲的投资银行,如花旗、美林、摩根士丹利等,通过向中国、新加坡和波斯湾地区的国家管理的投资基金(即“主权财富基金”)进行股权融资的方式,筹集了约800亿美元的资本。但这还远远不够,这些银行不得不竭尽全力继续融资。
贝尔斯登的事情似乎已经告一段落了。这天早上,保尔森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了雷曼身上,他觉得雷曼会成为下一个大麻烦。投资者的注意力或许会被埃琳 ·卡伦主持的雷曼收益情况的电话会议所转移,但保尔森不会:“他们或许也已经没有偿付能力了。”他冷静地告诉在座的人。他担心雷曼评估资产的方法有问题,评估结果太过乐观;他更担心雷曼无法筹集到资金,实际上,可能一分钱也筹不到。保尔森认为富尔德的决策非常愚蠢,因为富尔德本人便持有两百多万份雷曼股票,他因不愿稀释公司的股权而坚决反对融资。
当年保尔森在高盛时,高盛上下普遍对雷曼持有这样一种看法:无论地位还是禀赋,雷曼都达不到高盛的层次。这个看法至今仍深深影响着保尔森。当年,保尔森曾不止一次地称雷曼是“一群暴徒”,不过保尔森也非常欣赏他们勇于进取的公司文化和雷曼银行家们敢做敢为的精神。此外,他们还很忠诚,几乎到了愚忠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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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尔德还有一些特点让保尔森感到极为担忧。例如,富尔德从不惧怕风险,保尔森认为他简直到了不顾身家性命的地步。保尔森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曾评价说:“他就像是一只猫,有九条命。 ”1995年初墨西哥发生比索危机,保尔森在高盛的老同事、时任美国财长的鲍勃 ·鲁宾决定向墨西哥提供援助。保尔森认为,鲁宾此举无意中救了富尔德。雷曼当时在没有进行风险对冲的情况下豪赌了墨西哥比索的走势,而事实证明雷曼的预期是完全错误的。有人指责鲁宾之所以要组织国际援助,实际上是为了尽力拯救高盛,保尔森对当时的这些情况记忆犹新。
在保尔森看来,富尔德与肯 ·兰贡( Ken Langone)和戴维 ·科曼斯基( D*id Komansky)这样的金融家是一类人。这些人经常在曼哈顿的圣彼得饭店大吃大喝,与理查德 ·格拉索( Richard Grasso)称兄道弟。保尔森曾是纽约证券交易所人力资源和薪酬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曾批准向该所主席格拉索发放 亿美元的薪酬。富尔德也是薪酬委员会的一员,兰贡则是委员会的主席。在格拉索的巨额薪酬引起一片哗然之后,保尔森决定想办法把他赶走。在他看来,格拉索不仅贪婪,还很不诚实。当时已声名鹊起的纽约总检察长艾略特 ·斯皮策( Eliot Spitzer)很快插手此事,对格拉索和兰贡两人都提起控诉。正是从这场斗争开始,保尔森极度憎恶格拉索及其亲信。他非常明白,这伙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会毫不犹豫地将保尔森置于死地。
不过,作为美国财长,保尔森必须是一位高明的外交官,他需要与华尔街所有首席执行官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些人会成为保尔森的巨大财富,是他在市场上的耳目。如果他需要,他希望能直接从这些首席执行官处获取有关“交易流”之类的最新信息,而不是从财政部工作人员那里获得过时的二手信息(尽管这些工作人员的主要职责就是把这些事情搞清楚)。
2006年夏天,保尔森上任一个月就亲自给富尔德打了电话。当时富尔德正和一个朋友在太阳谷打高尔夫球,他在太阳谷有一套房子。富尔德正打算在第七洞发球时,手机响了起来。虽然高尔夫球场不允许使用手机,他还是接了电话,也没人对此提出异议。
“我知道这个电话会让你感到意外,”保尔森开口道,“你我多年来一直努力置对方于死地啊。 ”富尔德大笑起来,能被保尔森看做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他感到很得意。“我希望今后能经常给你打电话,”保尔森继续说道,“聊聊市场、交易、竞争,了解一下你关心的事。 ”
富尔德对保尔森的姿态感到满意,保尔森后来从他那里了解到很多事。那次通话后,他们保持了密切联系。保尔森非常重视富尔德提供的各种市场信息,当然,他也会与富尔德分享他对市场的看法,他的观点被富尔德看做是对市场的官方权威解读。保尔森当年任高盛首席执行官时,曾不遗余力地辱骂、诋毁富尔德,可现在让保尔森感到意外的是,他发现富尔德不仅颇有个人魅力,而且极富实干精神。虽然保尔森还不能百分之百地信任富尔德,但他知道两人可以共事。
鉴于当前特殊的市场环境,他们已经好几次在电话中斗智斗勇了,接下来这个电话更是如此。
保尔森在早间会议接近尾声时,向下属们布置了一系列任务,其中之一是敦促尼尔 ·卡斯卡里和菲利普 ·斯瓦格尽快完成他们已着手撰写的危机应对白皮书草案,其主要内容是如果金融体系开始崩溃,政府应该如何进行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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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会时,保尔森把鲍勃 ·斯蒂尔留了下来,和他讨论起自己的想法。保尔森说:“我打算倚重富尔德。 ”
一小时后,他的助理克里斯托 ·维斯特( Christal West)帮他接通了迪克 ·富尔德的电话。
“迪克,”保尔森用欢快的语调问道,“你好吗?”
富尔德早就在办公室里等这个电话了,他回答:“还凑合。 ”
贝尔斯登交易案发生后的这一个星期里,他们两人已通过数次电话,但都没涉及实质性内容。今天早上的电话则有所不同。他们谈到市场上出现的波动及雷曼股票的表现。所有银行都在遭受损失,但雷曼的股价却遭受着最为严重的冲击,跌幅超过 0%。更令人担忧的是,空头们嗅到了机会,他们认定雷曼的股价还会进一步下跌,纷纷加大了赌注,这意味着空头头寸还会继续增多,尽管目前空头头寸已占到雷曼股份的 9%以上。富尔德一直在试图说服保尔森,希望他能敦促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克里斯托弗 ·考克斯( Christopher Cox)出台政策,禁止空头再对他的公司发起攻势。
保尔森很同情富尔德的处境,但他希望雷曼能改变原有观点,考虑筹集资本。雷曼的一些主要投资方也一直提醒富尔德,进行融资是明智之举,特别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公司虽然有压力,但总体形势还算比较乐观。
“这是一次展示实力的良机。”保尔森希望能说服富尔德。
让保尔森稍感意外的是,富尔德称赞同他的意见并已着手此事了。
一些雷曼债券持有者一直在向富尔德施压,要求他基于公司收益良好的相关报告进行新的融资。
“我们打算向沃伦 ·巴菲特( Warren Buffet)寻求融资。”富尔德说,这是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决定。富尔德知道保尔森是这位传奇的奥马哈投资者的朋友。虽然巴菲特对投资银行家公然表示蔑视,但多年来他一直通过高盛的芝加哥子公司来处理生意,保尔森和巴菲特也就渐渐成了朋友。
一项由巴菲特做出的投资,在金融界就相当于畅销杂志《好主妇》一样,会受到整个市场的热烈追捧。“你应该向他说明你的想法。”保尔森说。富尔德终于朝自己所希望的那个方向开始行动了,这让他松了一口气。
富尔德倒是同意了,不过他有个附加请求:“你能不能替我们先向巴菲特打个招呼?”
保尔森犹豫了,他认为作为财政部长牵扯进华尔街的一桩交易也许不是好主意,况且巴菲特又是高盛客户,这会让事情复杂化。
“让我考虑一下吧,富尔德,我会给你答复的。 ”保尔森说。
3月28日,沃伦·巴菲特这位传奇的价值投资家坐在位于奥马哈市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Hathaway)总部办公室中,一边在他父亲用过的简朴木质办公桌上伏案工作,一边等待迪克·富尔德的电话。一天前,雷曼的银行家休·麦克吉(HughMcGee)通过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主席、拥有中美洲能源控股公司的戴维 ·索科尔(D*id L. Sokol)安排了这个电话。巴菲特几乎每天都会接到各种推销电话,他认为这次电话也不会例外。
巴菲特并不太了解富尔德,和他也只见过几次面,他们上次碰面还是在2007年华盛顿的一次财政部晚宴上,他当时坐在富尔德与前美联储主席保罗 ·沃克尔( Paul Volcker)中间。巴菲特身穿一套简朴的西装,戴着龟壳镶边的眼镜。在甜点上桌之前,他到处走动,一不留神把一杯红酒全洒在了富尔德身上。晚宴的客人们,如通用电气的杰夫 ·伊梅尔特( Jeffrey Immelt)、摩根大通的杰米 ·戴蒙、前财政部长罗伯特 ·鲁宾等都看了过来,虽然大家态度友好,可巴菲特这位世界排名第二的大富翁(仅排在比尔 ·盖茨之后)还是尴尬得羞红了脸。富尔德对这次意外的泼溅事故一笑了之,两人之后再也没有见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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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担任巴菲特助理的德比尔 ·波萨涅克( Debbie Wasniak)告诉巴菲特,富尔德的电话已经打进来了,巴菲特放下他的樱桃味健怡可乐,拿起了听筒。
“沃伦,我是迪克。你好吗?我的首席财务官埃琳 ·卡伦和我在一起。 ”
“你好。”巴菲特用他那令人信赖而友善的语气问候道。
“我想你已经知道了,我们希望筹集一些资金。我们的股价被压低了,这是个大好时机,市场并不了解我们的真实情况。”富尔德准备开始推销了。他说雷曼正在寻找 30亿至 50亿美元的投资。谈了一阵后,巴菲特很快提议:自己有兴趣投资红利为 9%的雷曼优先股和 40美元行权价的认股权证。而雷曼股票在周五时的收盘价为 美元。
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的先知所给出的报价很苛刻, 9%的红利相当昂贵。举例来看,假如巴菲特进行一笔 40亿美元的投资,那他一年就会获得 亿美元利息,不过这是利用巴菲特的声誉所要付出的代价。巴菲特说,雷曼答应这些条件后,他还要做些尽职调查,之后才会做出最终决定。他对富尔德说“我得看看数据,然后再回复你”,随后便挂了电话。
在奥马哈,巴菲特正在考虑是否再次把钱投向投资银行。 1991年,当所罗门兄弟处在崩溃边缘时,他出手援助了这家历史悠久的纽约投行,但很快他就意识到自己无法接受华尔街的文化。如果这一次他帮助雷曼,那么全世界的眼光都会盯着他,他非常清楚,到那时受损的将不仅仅是他的金钱,还有他的声誉。
虽然巴菲特做交易时经常运用衍生产品工具进行对冲,但他却相当鄙视交易员。在巴菲特看来,尽管颇为丰厚的薪水让交易员们变得很富有,但他们既没有多少才智也没有创造出多少价值。他清楚地记得,所罗门兄弟有一次发放了 9亿美元的奖金,他对此深感不安。而更令他震惊的是,公司主席约翰 ·古弗兰(John Gutfreund)把公司管理得混乱不堪,却要求拿到 3500万美元后才走人。“他们拿了钱就跑,”有一次他曾这样说,“其实是雇员创造了公司的一切。投资银行家没赚什么钱,却觉得自己是社会的上层人士。他们恨交易员,因为交易员赚到了钱并因此有了影响力。 ”
巴菲特决定当晚待在办公室里仔细研究雷曼 2007年年报。正当他一边看着年报,一边又打开一罐樱桃味健怡可乐时,电话铃响了,是亨利 ·保尔森打来的。
保尔森寒暄了几句,听起来这只是个普通的问候电话,但其实他很清楚自己此时正游走在监管者和交易撮合人这两种身份之间。他很快就把话题引到雷曼面临的问题上。他说:“如果你能出手,光是你的名字就会给市场带来极大信心。”他很小心地挑选着措辞,同时委婉地表示自己不会为雷曼提供担保。其实多年前巴菲特就听说过,作为高盛的最高执行官,保尔森拒绝与那些他认为投资或账目方面过于激进的公司进行交易。
多年的友谊使巴菲特很熟悉保尔森的行事准则,他是值得信赖的人,如果他真的迫切地想做什么事,他就会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巴菲特知道保尔森现在还不是很迫切,于是两人表示将继续保持联系就互道晚安了。
巴菲特又开始研读雷曼年报。每当他对某个具体数字或项目有疑问时,他就会在报告的封页上记下相应的页码。还不到一个小时,报告的封页上就写满了他随手记下的页码。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因为巴菲特有一个简单的原则:即使每个问题都能有答案,他也不能把钱投到一个让他产生这么多疑问的公司。年报读完了,他也做好了决定:不投资。
周六早上,富尔德给巴菲特打了电话。富尔德和卡伦以为巴菲特要求的 9%红利和“高出 40”的认股权证,意思是认股权证的执行价格比当前股价高出 40%。然而,巴菲特认为他已经明确表示过,认股权证的执行价格必须是每股 40美元,比现在的价格仅高两美元左右。一时间,他们一个接一个不停地讲,这场面如同是艾博特( Abboot)和科斯蒂洛( Costello)在表演“谁在一垒?” 很明显,他们在沟通上出了问题。巴菲特觉得,就这样算了吧。谈话就这么结束了。
富尔德在纽约的办公室里恼怒不已,他告诉卡伦,巴菲特的出价高得离谱,他们应该向其他投资者寻求融资。
周一上午,富尔德以的利率及 32%的转股溢价从一家已持有雷曼股份的大型投资基金公司那里筹集到 40亿美元的可转换优先股。对雷曼来说,与巴菲特的报价相比,这笔交易要划算些,不过这笔交易却无法像巴菲特的投资那样激发市场信心。
当天上午晚些时候,富尔德打电话告诉巴菲特,融资已取得成功。巴菲特表示祝贺,不过暗暗怀疑富尔德可能是利用了他的名声才促成融资的。
从周末开始,媒体就一直在大肆报道一条在巴菲特看来非常重要的关于雷曼的消息,但富尔德在电话里却只字未提,巴菲特也不好意思主动去问。这个消息是“因被欺诈,雷曼遭受了 亿美元的损失”,雷曼被日本丸红银行( Marubeni Bank)的两名员工利用伪造的证件和资料诈骗了亿美元。
巴菲特回想起他在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往事,当时该公司卷入了一场数额巨大的国债投标拍卖丑闻,但约翰 ·古弗兰和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法律团队却刻意向他隐瞒了这一消息,而正是那场丑闻最后差点把公司拖垮。
真不能再相信这种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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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月2日,星期三晚上,蒂莫西 ?盖特纳刚刚走下全美航空公司从纽约飞抵华盛顿里根国家机场的航班,乘自动扶梯来到机场大厅,他的神色非常焦虑,可屋漏偏逢连夜雨,通常会在安检线外等候的司机这时也不知去向。
“该死的,司机哪儿去了?”盖特纳向紧随其后的总助理加尔文 ?米切尔( Calvin Mitchell)责问道。
虽然身居纽约联储主席的要职,年轻的盖特纳却一直表现得非常从容,不过这次他终于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自己所面临的压力了。不到三周前,盖特纳通过一项“最后一分钟救援”式的交易计划把贝尔斯登从破产边缘拉了回来,明天上午他将首次向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及全世界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一切都马虎不得。
“电话没人接。”米切尔一边抱怨,一边继续拨打手机联系司机。通常美联储会特地派一辆安全轿车去机场接盖特纳,他也已经习惯了这种在世界最大银行光环下的生活。盖特纳的日程安排精确到每一分钟,这也恰好符合他守时、挑剔和高度程序化的个性。他早就考虑到可能会发生司机耽搁晚点之类的情况,所以在听证会前一天晚上就飞了过来。
在飞机上,盖特纳已经仔细研究了一周以来反复修改的提案。一遍遍地回顾相关内容,目的是想彻底明确一点——在他看来,贝尔斯登公司的问题不仅仅是大多数人所认为的一个孤立的问题。尽管这个观点可能不受欢迎,但他仍然要强调这一事实:贝尔斯登几乎每天都依靠借款来维持高杠杆率的经营,因此与其他数百家机构存在着错综复杂的交易关系,而这预示着美国金融体系可能面临更大的问题。
盖特纳这样写道:“最可怕的是系统性风险:如果贝尔斯登这种情况有增无减,那么很可能导致普遍的债务危机并对金融体系造成长期的严重破坏,最终将影响到整个经济。而且,这不是理论上的风险,也不是市场自身能解决的风险。 ”飞机降落前,盖特纳一直在努力推敲、提炼这些想法,并在座位前的小桌子上及时把它们写了下来。
那个周末, 3月 15日,盖特纳向贝尔斯登提供了 290亿美元的政府担保,并最终劝服摩根大通的总裁杰米 ?戴蒙承担贝尔斯登公司的债务。尽管戴蒙并不太情愿,但这一举措确实保护了贝尔斯登的债权人以及数以千计与该公司进行交易的投资者的利益,成功地避免了一次对全球金融体系的重创。至少盖特纳要向参议员们说明这一情况,实际上这一切都是他的功劳,并非媒体所报道的他的老板本 ?伯南克。
银行委员会的委员们却不一定这么看。他们没有公然地蔑视盖特纳,不过暗地里却对他的做法表示质疑。他们认为贝尔斯登的这桩交易虽然很重要,但相关政策手段却不一定受欢迎。盖特纳显然已经成为众矢之的,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这次政府干预的规模实在太大了。尽管盖特纳已饱受舆论批评,政客们还是不停地到处强调“道德风险”,生怕大家以为他们不知道这个词。不幸的是,不光是那群不了解情况的人所组成的合唱团对这次交易表示谴责,就连盖特纳的朋友和同事对此也颇有微词。比如,前美联储主席保罗 ?沃克尔就非常不合时宜地将救助贝尔斯登与 20世纪 70年代联邦政府拒绝救助陷入财政困境的纽约政府这两件事作对比。大家普遍持有这样的观点:历史上美联储从未将如此巨额的贷款发放给私人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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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为什么非要干预这桩交易?毕竟,他们不是无辜的蓝领工人,而是有着高收入却无视风险的银行家。难道盖特纳乃至广大的美国民众都是白痴吗?
当然,盖特纳也有自己的支持者,这些人已经非常清楚金融业所处的危急状况。比如,他的同行,达拉斯联储主席理查德 ?费舍尔( Richard Fisher)就曾给盖特纳发过一封电子邮件,里面用拉丁文写道:“不要让那些畜生打倒你!”
尽管非常想向参议院表示自己也对危机感到十分震惊,但盖特纳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纽约联储是一座石头城堡式的建筑,看起来坚不可摧,盖特纳就在这座建筑的顶层办公,多年来他一直提醒大家要警惕信用衍生工具的爆炸式增长。投资者为了保护自己免受交易对手违约而造成损失,会去购买各种保险,而实际上这些衍生工具和保险最终会使投资者变得更加脆弱,因为一旦出现冲击,便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他一再坚持认为,华尔街的繁荣不会持续,应该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以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盖特纳曾在演讲中一次又一次地强调这些观点,但是真的有人听进去了吗?事实上金融界以外的人们并没有特别关注这位纽约联储主席的言论,他们知道的全部只是格林斯潘,格林斯潘,格林斯潘以及后来的伯南克,伯南克,伯南克。
想到这些,盖特纳就感到非常沮丧,现在更让他恼火的是司机居然没来,而自己正傻呆呆地站在机场。“坐出租车吧?”米切尔提议道。盖特纳可以说是美国央行除了伯南克以外最有权势的人物,此时却得站在二十个人后面排队等出租车。
他摸了摸自己的口袋,一脸窘迫地望着米切尔说:“你带现金了吗?”
几个月前,只要盖特纳稍微改变一下主意,他的人生就会完全不同,很可能他现在就是花旗集团的首席执行官,而非银行的监管者了。
2007年11月6日,美国经济开始遭受第一波信用危机的冲击。当天下午 3点 30分,花旗帝国的缔造者和大股东桑迪 ?威尔通过预约与盖特纳通了电话。 11月 4日,也就是两天前,在宣布了花旗创纪录的亏损之后,首席执行官查尔斯 ?普林斯( Charles O. Prince)被迫辞职。威尔深谙世事并善于笼络人心,他曾因慧眼识珠并悉心培养出杰米 ?戴蒙这位青年才俊而声名鹊起,如今他想跟盖特纳谈谈并邀请他加盟花旗。他问盖特纳:“你觉得由你来管理花旗怎么样?”
盖特纳已在纽约联储任职 4年,加盟花旗的邀请起初听起来让人有点诧异,但他马上就敏锐地觉察到了其中的利益冲突。他不假思索地立即答复道:“我不是合适的人选。 ”
尽管如此,在随后的一周里,威尔的邀请还是让盖特纳对未来思考了许多:工作、收入、还有责任。他也和妻子卡罗尔讨论过这件事情,甚至在拉契蒙特牵着爱犬奥多比散步时也想着这件事情。拉契蒙特是一个距纽约市区一个小时车程的富人居住区,盖特纳一家的生活看起来非常滋润,他的年薪是 398200美元,对于监管部门的公务员来说已经相当可观。但如果与住在枫树山的邻居相比,他们的收入则明显只能算是中等水平了。除了每月在 Gjoko美容美体馆( Gjoko Spa& Salon)花 80美元理发外,盖特纳再没什么奢侈的消费,但是上高二的女儿爱丽丝即将步入大学,小儿子本杰明也已经上初二了,尽管不至于捉襟见肘,但孩子们的教育费用毫无疑问将是一笔大的花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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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盖特纳给他的老朋友罗伯特 ?鲁宾打电话以确定自己没有做错决定。罗伯特 ?鲁宾是花旗集团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前美国财政部长,同时也一直是盖特纳的良师益友,他委婉地向盖特纳表示,自己正在推荐维克拉姆 ?潘迪特( Vikram S. Pandit)管理花旗,并鼓励盖特纳继续留任现在的职位。但不管怎么说,执掌花旗这种重量级的邀请至少说明盖特纳最近在金融界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同时这也表明他赢得了信任,得到了认可。
其实,在纽约联储工作的大部分时间里,盖特纳都能觉察出华尔街对他心存不恭。部分原因是他的做派与传统的央行官员不太一样,那些金融界的人不是很买他的账。在美联储 95年的历史中,曾有 8人担任过纽约联储主席,他们无一例外地在华尔街做过银行家、律师或经济学家,而盖特纳之前却一直是财政部官员,是前财政部长劳伦斯 ?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和罗伯特 ?鲁宾的忠实追随者。此外,盖特纳的威信还因其他一些因素而大打折扣:尽管已经 46岁了,他看上去仍然很年轻,并且钟爱滑雪,讲话还时不时地带些脏字。
一些华盛顿的官员、记者,甚至一些银行家被盖特纳的风格吸引住了,他那冷酷的表情和自嘲式的智慧帮助他在公众面前树立了一种决策专家的形象。尽管在开会时他常表现得心不在焉,但当其他人发表完意见后,他会对整个讨论做入木三分的分析并加上流畅连贯的点评。
然而在不喜欢他的那些人看来,盖特纳的这些表现无非是在耍把戏,以彰显自己控制局面的能力。纽约联储每个月都要为华尔街的巨头们举办一次午餐会,而这些巨头正是纽约联储平时监管的对象。此时,盖特纳通常会懒散地坐在座位上呷着健怡可乐,一言不发,脚不停的抖来抖去。他就像自己的偶像格林斯潘一样让人捉摸不透,但他缺乏一种能让华尔街大亨们信服的庄重感。
“他看起来也就12岁!”2003年1月,当彼得?彼得森()第一次见到盖特纳时,他吃惊地喊出这句话。彼得?彼得森是雷曼的前首席执行官和私募股权投资公司黑石集团的创始人之一,当时彼得森作为顾问委员会的负责人,正在为纽约联储主席威廉 ?麦克多诺( William McDonough)寻找合适的接班人。威廉 ?麦克多诺已经在纽约联储主席的位置上干了 10年,即将退休。麦克多诺原来是芝加哥第一国家银行一位极富魅力的行长, 1998年 9月发生的一件事让他名声大噪。当时他召集了 14家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的首席执行官,共筹得 亿美元的私人援助资金以挽救一家岌岌可危的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彼得森在寻找接班人的过程中遇到了麻烦,他挑选的最佳候选人都对此不感兴趣。于是他顺着候选人名单往下看,当蒂莫西 ?盖特纳这个不太熟悉的名字映入眼帘时,他决定安排一次会面。但见过盖特纳后,彼得森犹豫不决,因为他看起来年轻、瘦弱,讲话轻声细语,近乎含糊不清。举荐盖特纳的劳伦斯 ?萨默斯试图打消彼得森的顾虑。他告诉彼得森,盖特纳看上去瘦弱,实际上很强硬。盖特纳是在和他共事过的同事中,唯一一个敢直接走进办公室对他说“劳伦斯,在这件事上,你简直是脑子进水了”的家伙。盖特纳的成长环境需要他不断地适应陌生人和新的情况,因此养成了讲话直截了当的习惯。盖特纳小时候过着行军打仗般的日子,跟随父亲彼得 ?盖特纳从一个国家移居到另一个国家。彼得 ?盖特纳是一位国际发展问题方面的专家,做过很多不同的工作,起初是美国政府的国际发展事务官员,随后又在福特基金会任职。那段时间,蒂莫西还在上高中,却分别在罗德西亚(现津巴布韦)、印度和泰国等地待过。盖特纳的家族中有许多人从事政府工作,比如,他的外公查尔斯 ?穆尔( Charles Moore)曾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演讲稿撰写人并兼任总统顾问,他的舅舅乔纳森 ?穆尔( Jonathan Moore)则在美国国务院工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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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随父亲、外公和舅舅的脚步,蒂莫西 ?盖特纳考入达特茅斯学院,主修政府和亚洲事务研究专业。 20世纪 80年代初,达特茅斯的校园成为了文化战争的主战场,右翼势力创办的校报《达特茅斯评论》点燃了这场战争。那份校报造就了著名的保守派作家如迪内什 ?迪索萨(Dinesh D’Souza)和劳拉 ?英格拉姆( Laura Ingraham)。报上刊登了许多煽动性的文章,其中一篇刊载了学院的同性恋社团成员名单,还有一个专栏竟然用所谓的“黑人英语”撰文反对平权运动。因为这些事,达特茅斯学院的自由主义派学生对这份校报进行了抗议示威,盖特纳则从中调解,劝服抗议者将愤怒转化为有效的行动,随之创立了一份针锋相
对的出版物。
大学毕业后,盖特纳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学院深造,并于 1985年取得硕士学位。同年,他和恋人、达特茅斯学院的同学卡罗尔 ?索南菲尔德结婚。婚礼在他父母位于科德角( Cape Cod)的度假别墅里举行,伴郎则是他的父亲。
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的推荐下,盖特纳进入亨利 ?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咨询公司工作,为基辛格撰写的一本书做前期调研,并给这位前国务卿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工作中,盖特纳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在有权势的人手下有效地工作而不仅仅是变成一个马屁精,他凭直觉就知道应该如何让这些大人物感受到自己对他们的尊崇。在基辛格的支持下,他随后进入了美国财政部,成为一名驻东京使馆的助理财务专员。
盖特纳球技好,打球又卖力,是使馆网球场上的常胜将军。在那里,他可以很好地和东京主要刊物的记者、外交官以及同行进行非正式的交流讨论。
在日本期间,盖特纳亲眼目睹了泡沫经济由严重的通胀转变为过度紧缩的全过程。由于工作关系,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的劳伦斯?萨默斯注意到了盖特纳,随后开始提拔他并逐步委以重任。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俄罗斯卢布危机期间,一家被《时代周刊》称为“拯救世界委员会”的机构帮助发展中国家筹集了超过 1 000亿美元的救助资金,而盖特纳恰好是该机构的幕后工作人员。当一揽子救助计划被提出后,他自然而然地被招至萨默斯麾下。盖特纳是幸运的,因为是亚洲发生了危机,而他碰巧又是亚洲事务方面的专家。而且,新的工作让他早在达特茅斯学院时就展现出的外交才能变得日臻成熟,因为他经常需要在萨默斯和鲁宾之间调解斡旋,萨默斯喜欢强势干预,而鲁宾则较为谨慎。
1997年秋,韩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盖特纳积极推动美国采取救援措施。感恩节那天,盖特纳在自己家中与萨默斯通电话,他沉着冷静地列出了一系列理由,以说明美国应该帮助韩国稳定局势。后来,克林顿政府在经过内部多方讨论后,开始着手制定救助韩国的一揽子计划,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机构将提供高达 350亿美元的救助资金之外,美国将另外向韩国政府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贷款。这项计划实际上与盖特纳最初的建议十分相似。第二年,盖特纳就被提拔为财政部主管国际事务的副部长。
盖特纳与萨默斯关系密切,甚至在实际工作中也会经常故意开他的玩笑。为了戏弄萨默斯,盖特纳多次趁他外出演讲时窜改有关新闻报道,当萨默斯回到财政部时,盖特纳就会一本正经地把窜改后的报道拿给他看。看着萨默斯大发脾气,打电话威胁记者并要求纠正不实报道时,盖特纳才告诉他这只是个玩笑。他们的密切关系还不止于此。多年来,他们和财政部的同事都喜欢一同前往佛罗里达州由尼克 ?波利泰利( Nick Bollettieri)开办的网球学校打网球,大名鼎鼎的尼克 ?波利泰利曾培养过安德烈 ?阿加西( Andre Agassi)和鲍里斯 ?贝克尔( Boris Becker)这样的网坛巨匠。拥有 6块腹肌的盖特纳,在球场上的能力与他的决策才能一样出众。一位前财政部官员李 ?萨奇斯( Lee Sachs)这样评价他:“蒂莫西一直对触地球有很好的控制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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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卸任后,盖特纳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随后又被聘用到纽约联储工作。尽管曾供职于*党政府,盖特纳还是被共和党出身的彼得森委以重用。
纽约联储主席一职是美国中央银行系统第二重要的职位,担负着重大职责,因为纽约联储不仅负有管理财政部大部分国债的责任,而且是政府在全国金融中心的耳目。在美联储 12家地区储备银行中,只有纽约联储的主席是利率委员会的终身成员。另外,由于纽约的生活成本相对较高,纽约联储主席的年薪是美联储主席的两倍。
尽管盖特纳的个性并不适应这种环境,但他还是逐渐适应了在纽约联储的工作,并且因善于深思熟虑、促成共识而声名远播。他还非常勤勉地通过自学弥补所缺的知识,比如他自学了衍生品市场的知识,并开始质疑风险分散的相关理论。在他看来,分散风险的做法实际上会使一些原本孤立的问题复杂化,从而带来更大的风险(尽管他原来在美联储的老板艾伦 ?格林斯潘并不这么认为)。
盖特纳在 2006年的一次演讲中提道:“这些变化看似让金融体系更能承受一系列大范围的冲击,但实际上它们没有消除风险,没有终止市场狂热或恐慌的趋势,没有消除某家大型金融中介机构倒闭的可能,更没有使更大范围的金融系统免受其害。 ”
因此,盖特纳很清楚华尔街的繁荣最终将走向衰落,而且根据他在日本的经验,不大可能会有什么好的结局。当然,他没有办法准确预测华尔街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终结。不论怎么研究和准备,他也不可能应付得了 2008年3月初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马修?斯考金(MatthewScogin)把头探进罗伯特?斯蒂尔位于拐角处的办公室,问道:“准备好了吗?我们就要开始新闻发布会的提问演练了。”斯蒂尔看了看他的高级顾问,叹了口气说:
“好吧,就这样吧。 ”
保尔森和盖特纳、伯南克以及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考克斯均被安排于 4月 3日上午在银行委员会听证会上作证,贝尔斯登的艾伦 ?施瓦茨( Alan Schwartz)和摩根大通的杰米 ?戴蒙则紧随其后。但保尔森突然需要立即飞往中国进行一次官方访问,所以副手斯蒂尔将代他出席听证会。
和盖特纳一样,斯蒂尔的名气也仅限于金融界,因此他觉得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上作证可以被看做是一次展现自己的机会。他的手下一直在一遍遍地进行“模拟提问”,想通过这种老套的华盛顿方式帮他做好听证会准备。在提问演练中,斯蒂尔的手下扮演一些刁钻的国会议员,向他提出那些政客可能问的各种问题,这种训练也是为了确保斯蒂尔在受到言辞攻击时能够尽可能地保持头脑清醒,并能清晰表达。
尽管斯蒂尔在国会议员面前展现的形象是一位经验丰富而又自信的演讲者,但这次所面临的挑战要比以往大得多。他知道除了会被问及“贝尔斯登救援”之类的棘手问题外,等待他的还有一个难答的问题:为什么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家所谓由政府支持的企业买进了如此多的抵押贷款。尽管几十年来“两房”(指房利美和房地美,下同)一直是政界和学界讨论的敏感话题,它们被指责催生了房地产泡沫,但从未像现在这样饱受如此猛烈的抨击。
鉴于贝尔斯登的倒闭,参议员们可能会将这几个问题联系起来考虑。其中,信贷紧缩的首要原因就是贝尔斯登旗下的两只对冲基金购买了太多以次级抵押贷款为支持的证券。现在,正是这些次级抵押贷款打击了房地产市场的信心,而房利美和房地美主导着房地产市场,并认购了超过 40%的次级抵押贷款,这些抵押贷款因为市场的信心下挫而迅速贬值。这反过来又影响了银行贷款的发放。对此,保尔森曾这样评价房利美和房地美:“它们的证券产品像水一样在所有金融机构之间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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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森甚至在财政部例会上讲话都会结结巴巴,相比之下,机智帅气的斯蒂尔更适合做发言人,因此他经常会抢老板保尔森的风头。斯蒂尔与保尔森初识于 1976年,那时斯蒂尔刚从杜克大学毕业来到高盛位于芝加哥的办事处工作。和保尔森一样,斯蒂尔没什么家庭背景,他从小在杜克大学校园旁边长大,父亲起初是自动点唱机的维修工,后来卖人寿保险,母亲则在杜克大学精神病学实验室做兼职。在高盛时,斯蒂尔就已经成长为了一位颇具雄心的银行家,同时也是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1986年他前往伦敦开拓股权资本市场并帮助公司在欧洲立足。
斯蒂尔在高盛上市时就已经是公司合伙人,现在身价已超过 1亿美元。早在 4年前他就决定退休了,因为他尽管担任过无数高级职务,却始终没有机会接近最高宝座。虽然内心深处仍希望能成功地杀回私营部门,但和许多高盛前辈一样,他也想在公共服务方面多投入一点时间。他曾在哈佛大学约翰 ?肯尼迪政府学院担任高级研究员,这让他在公共服务领域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2006年 10月 10日,他接受保尔森的邀请前往财政部担任主管国内金融事务的副部长。
现在,他和斯考金一起走进会议室,准备进行最后一轮的模拟提问,他知道这时候自己必须真正进入游戏角色了。财政部的同事戴维 ?内森、首席顾问詹姆斯 ?威尔金森以及公共事务助理部长兼政策规划部主任米歇尔 ?戴维斯早已在会议桌边就座了。
他们都很清楚最有可能提到的话题是:贝尔斯登的收购价最初定为每股两美元,政府在这场谈判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其实,连财政部的工
作人员都对此事一无所知。最清楚此事的只有那些当事人,比如摩根大通的杰米 ?戴蒙和贝尔斯登的艾伦 ?施瓦茨,这两位将在听证会那天详述当时发生的事情。
斯蒂尔知道低价收购是由保尔森推动的,目的是向外界发出强烈信号,表明贝尔斯登的股东不会从政府救助中渔利,但财政部工作人员从未公开证实此事。实际上,为了保尔森和其他所有人的利益,财政部最好不要承认那天发生的事情—— 3月 16日,星期天下午,保尔森给戴蒙打电话:“我觉得这次收购应该以很低的价格成交。 ”
斯蒂尔知道应该在听证会上回避这件事。在模拟研讨会和其他会议上,戴维斯及其他一些人也都强调,斯蒂尔必须避免卷入关于收购价应该定为两美元还是 10美元的争论中。斯蒂尔需要把握的关键点是保尔森此举完全是顾全大局,股东本来就不该从纳税人投入的资金中获利。另外,他们还鼓励斯蒂尔坚决阐明财政部其实并没有明确同意贝尔斯登的交易,无论如何,斯蒂尔都应该把矛头转向联邦储备委员会,因为它才是唯一有权批准此次交易的政府机构。
在模拟提问开始前,内森简要地向斯蒂尔汇报了主要进展。内森介绍了他最近与理查德 ?谢尔比( Richard Shelby)属下谈话的情况,理查德 ?谢尔比是参议院金融委员会资深的共和党议员,内森提醒道:“谢尔比将很难对付。 ”
与真实情况相比,内森的提醒算得上轻描淡写。实际上谢尔比对保尔森的做法极为不满,不仅是因为救助贝尔斯登这件事,他对保尔森最近所做的另一件事也反应强烈。在救助贝尔斯登后没几天,保尔森又在布什总统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增加了一项条款,提高准许房利美和房地美购买抵押贷款的上限。谢尔比曾为此好几天都不回财长的电话,以至于最后保尔森对谢尔比的属下厉声质问道:“难道他不知道我是财政部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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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们知道还要小心对付来自肯塔基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吉姆 ?邦宁( Jim Bunning),他是出了名的不折不扣的“市场万能”主义者。模拟提问会上展示了一张邦宁的照片,斯蒂尔对着照片开玩笑说:“您质疑我们所做的一切?好吧,所有这些都是胡扯,我们是社会主义者。这下您满意了吧,参议员先生!”
模拟提问会的准备工作一直进行到斯蒂尔赶往听证会的前几分钟。现在的主要目标是避免最后一刻发生意外情况,一定要确保斯蒂尔和财政部毫发无损。财政部的工作人员认真地查阅了当天上午的报纸,以确信没有针对贝尔斯登的新评论,因为参议员极可能引用来自专栏作家的尖锐观点。幸运的是,报纸上没有关于这方面的新信息。
准备妥当后,斯蒂尔和他的助手们乘坐财政部的专车驶向国会。此时参议院办公大楼的听证室已经开始热闹起来,摄像人员正忙着安装设备,摄影师则忙着调试灯光。斯蒂尔就座后马上注意到,尽管贝尔斯登的艾伦 ?施瓦茨下午才需要作证,但他已经早早地来到了听证室,两人还打了声招呼。紧挨着斯蒂尔两边的分别是盖特纳和考克斯,考克斯的右边则是伯南克。从解决当前金融问题的角度看,坐成一排的这几位乃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人物。
听证会上,委员会主席、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党参议员克里斯托弗?多德(ChristopherDodd)发问道:“这次行动究竟属于为防止金融市场系统性崩溃而采取的合理救助,还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放着为房贷苦苦挣扎的民众不管,而用纳税人的300亿美元来救助一家华尔街公司?”
此问一发,现场气氛突然躁动起来,委员会的委员们严厉批评监管者对金融公司疏于监管。更重要的是,他们质疑政府为接管贝尔斯登的交易提供资助是否会开创先例,使其他公司今后铤而走险进行豪赌,因为这些公司都知道反正赌输了会由纳税人来买单。
对此,伯南克急忙解释政府的立场:“我们的出发点是保护美国金融体系和整个经济体的安全。我相信如果美国民众能明白我们是在努力保护经济体而非华尔街银行家,他们就会更好地理解我们所采取的行动。 ”
接着是一个斯蒂尔早有准备的问题:每股两美元的收购价格是不是由财政部决定的?
斯蒂尔回答道:“先生,正如您所说的,在刚刚过去的 96个小时中,财政部长和财政部的其他许多成员都积极地参与到了这件事当中,并且前前后后进行了许多讨论。 ”
“与此同时,任何这种类型的并购都有多种条款和条件。我认为财政部对此事有两点看法,其一,正如伯南克主席所提出的:为维护稳定而联合采取措施将使整个市场产生有利的结果;其二,因为其中牵涉到联邦基金和政府资金,所以我们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关于这点,保尔森部长有自己的看法。 ”
“考虑到政府参与其中,他认为价格不应该太高,而应该尽量定得低一些,这就是我们的观点。关于具体的操作细节,交易谈判实际上是在纽约联储和其他两个公司之间完成的。 ”
大多数时候,在面对银行委员会的质问时,美联储、财政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基本都是各执己见而很少合作。这次它们却都把对贝尔斯登的救助定义为在极端情况下采取的措施,而并非所谓新政策的开端。在一家规模庞大银行的倒闭会对整个金融体系造成破坏的情况下,政府出手救助也是一种合情合理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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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特纳向委员会表示,这些情况与美国 1907年经济危机以及大萧条时期没什么不同,他还接着解释了华尔街的恐慌与国家经济健康的关系:“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后果将是家庭的工作收入减少,房贷、教育以及日常生活成本上升,退休储蓄资产贬值,失业率上升。 ”
正如斯蒂尔所解释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即使不是为了全世界,也是为了整个国家,因此应该感谢他们付出的努力。最后,盖特纳自信地告诉国会议员们,堤坝的漏洞已经被堵上了。
杰米?戴蒙正在寻找一种恰当的比喻。他坐在参议员查尔斯?舒默(CharlesSchumer)办公室楼下的会议室里,一边看着有线电视关于上午听证会的转播,一边与公关部主任、他信赖的密友约瑟夫?伊万格里斯蒂(JosephEvangelisti)商量怎样才能很好地解释低价收购贝尔斯登的交易,同时听起来又不像是从纳税人手里得到了好处。
两人一起推敲着各种方案,伊万格里斯蒂建议道:“必须让普通大众清楚我们所冒的巨大风险,要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向他们解释。 ”
与斯蒂尔不同,戴蒙从没在自己位于公园大道的办公室里进行过应对棘手问题的预演准备,他只是在参议院会议室里利用最后几分钟做了一些简单准备。一位参议院的工作人员把他领进会议室,所以他不必在长廊里等候。
针对收购贝尔斯登一事,戴蒙简单明了地说道:“买一幢别墅与买一幢正在着火的别墅是两回事。”他认为这一句话就足够了,每个人都能理解其中的意思。
他想要传达的信息很明确:美联储和财政部官员应该对交易行为进行监管,但他并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为公司股东的利益着想天经地义,自己并没有义务去保护纳税人的利益。如果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话,他倒是有点担心收购所带来的问题要远大于所获得的价值。
尽管戴蒙在公开亮相时表现得非常谦卑,但他很清楚这笔交易对自己来说实在是成功之举。在财经媒体眼里,收购贝尔斯登是漂亮的大手笔。媒体总是关注着戴蒙,并且喜欢把他描绘成一个被美化了的吝啬鬼,一个为了压缩成本而退订办公室报纸的执行官,一个并非只会空想的金融家。如今,随着摩根大通跃升为行业翘楚,人们开始视戴蒙为约翰 ?皮尔庞特 ?摩根( John Pierpont Morgan)转世,这位 19世纪的金融家曾帮忙缓解了 1907年的经济危机。
《纽约时报》这样报道:“戴蒙突然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称他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银行家也毫不为过。 ”《华尔街日报》评价他“迅速变身为华尔街最后一位可以依靠的银行家”,《巴伦周刊》的评价则更是简练:“杰米 ?戴蒙万岁!”
戴蒙近来不断听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溢美之词,想到过一会儿就要在听证会上发言,他更是有点飘飘然了。大多数首席执行官都害怕受到国会的质询,比如之前贝尔斯登的艾伦 ?施瓦茨就花了好几天时间与华盛顿高级律师罗伯特 ?班尼特( Robert S. Bennett)反复讨论他的证词,而在戴蒙看来,自己首次在国会上作证是一种莫大的荣誉。
在举行听证会的前一天晚上,戴蒙打电话给自己的父母,让他们到时注意收看电视。
由于出身银行世家,杰米?戴蒙的成功也在情理之中。他的爷爷从土耳其士麦那(Smyrna)移民到纽约,把家族姓氏帕帕迪麦秋(Papademetriou)改为戴蒙,并找到一份股票经纪人的工作,不过这个工作在当时很难称得上有什么吸引力。杰米的父亲西奥多也是一个股票经纪人,而且做得非常成功。 12岁的西奥多在玩转瓶游戏时遇到了西弥斯,后来与她结为伉俪。西奥多的事业很成功,使得他有能力把家从皇后区搬到了公园大道的一个公寓里,在那里他抚养了杰米、彼得和特德三个孩子。杰米 9岁时的一天,父亲问孩子们长大后想干什么,大儿子彼得说想当医生,杰米的双胞胎哥哥特德说不知道,但杰米却自信地说,“我想成为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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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米从曼哈顿上东区的布朗宁男校毕业后,进入塔夫斯大学研读心理学和经济学,随后他又在哈佛商学院学习,在那里他因聪慧而傲慢颇具名气。有一次,哈佛第一学年的秋季学期刚开始几周,一位教授正在企业运营课上讨论一家酸莓企业供应链管理的案例,戴蒙突然站起来打断他:“我觉得您说错了!”接着,教授惊讶地看着戴蒙走到教室前面,在黑板上写下了供应问题的解决方案,随后教授羞怯地承认道:“戴蒙说的对。 ”
在高盛的暑期工作结束后,戴蒙从桑迪 ?威尔那里得到了一些关于事业发展的建议。桑迪 ?威尔是个交易商,身型肥胖,嘴里总是叼着一根雪茄。杰米家族与威尔家族的关系从 20世纪 70年代中期开始变得密切起来,因为当时桑迪的经纪公司收购了希尔森汉米尔公司( Shearson Hammill),而戴蒙的父亲正好是希尔森汉米尔公司的首席经纪人。早在塔夫斯大学上学时,戴蒙就写了一篇关于海登斯通公司( Hayden Stone)收购希尔森公司( Shearson)的论文,他母亲把这篇论文拿给威尔看,威尔对他的分析感到非常满意。
威尔问戴蒙:“我可以把这篇文章给在座的人看吗?”
戴蒙答道:“当然可以,另外,我可以凭这个得到一份暑期工作吗?”威尔欣然应允了。
从哈佛商学院毕业后,戴蒙同时得到了高盛、摩根士丹利和雷曼的工作机会。威尔把戴蒙邀请到他位于曼哈顿上东区的公寓,希望戴蒙能加入自己的公司,并让他在美国运通公司做自己的助理。威尔那时刚把希尔森公司以将近 10亿美元的价格卖掉了,然后做了美国运通公司的高管。威尔告诉当时只有 25岁的戴蒙:“我不会给你很高的薪水,但你可以跟我学到很多东西,并且这个过程会很有乐趣。”于是,戴蒙就这样跟随了威尔。
结果威尔和戴蒙在公司的任期都很短暂,尽管威尔曾宣称“犹太人要接管美国运通公司!”但最终却发现自己仍受制于祖先是英国新教徒的美国人,根本没法独立决断,同事和董事会也对他日益疏远,所以他于 1985年辞去了公司总裁一职,而戴蒙的才能却得到了首席执行官詹姆斯 ?罗宾逊( James Robinson)的赏识,公司希望他能留任。当时,戴蒙的妻子刚刚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处于这样一个人生阶段,可能很多人都会选择就此安定下来,但他还是决定追随威尔。尽管威尔着手开办的公司尚未安定,而且只有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几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戴蒙眼睁睁地看着威尔总是把马提尼酒当饭吃,直到醉倒在办公室沙发上。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押错了赌注,因为威尔看起来一事无成,戴蒙甚至怀疑自己的导师是不是已经大势已去了。
但局面很快就有了转机。威尔收购美洲银行失败后,商业信贷公司的两名经理竭力劝说威尔和戴蒙从母公司购买他们这家公司。这家公司总部设在巴尔的摩,专门从事次级债业务。威尔为这笔交易投资了 600万美元(戴蒙则投资了 万美元),随后商业信贷公司脱离了原来的母公司,转由威尔掌控。戴蒙将自己定位为企业运营的执行者,醉心于削减成本,谁也没想到,这家至精至简的商业信贷公司日后将成为一个新金融帝国的重要基石。为了建立这个金融帝国,威尔和戴蒙前后进行了一百多次并购。 1988年,两人用 亿美元收购了美邦证券公司的母公司普美利加金融服务公司( Primerica),成功杀回了华尔街。 1993年,两人又花了 12亿美元从美国运通公司手中购回希尔森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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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蒙和威尔作为黄金拍档从此声名鹊起:威尔是战略家和交易商,比他小 20多岁的戴蒙则是数理高手和经营奇才。他们已经超越了师徒关系,更像是一对结婚已久但又经常拌嘴的夫妇。在曼哈顿中心普美利加公司的办公室里,总裁和首席财务官经常激烈地争论,争吵声甚至会扩散到走廊里。开会时,只要觉得桑迪说了些蠢话,戴蒙就会对他翻白眼。“你真是个该死的白痴!”威尔经常会朝戴蒙大喊大叫。
“不,你才是个该死的白痴!”戴蒙往往毫不示弱。
1996年,在和旅行者集团完成了一笔 40亿美元的交易后,公司需要有人来负责新组建的资产管理公司的日常运营。威尔暗中逼迫戴蒙提拔女儿杰西卡 ?比布里奥威茨( Jessica Bibliowicz)出任管理者,她当时 37岁,正负责美邦证券公司的共同基金业务。戴蒙和比布里奥威茨早在少年时代就认识了,但戴蒙并不认为她是一流的经理,因此戴蒙对委托她担任如此重要职位持有异议。一名高级执行官赶紧把戴蒙拉到一边提醒他:“提拔她,不然会毁掉你自己。”然而戴蒙并未听从这个建议,他明确告诉威尔和其他人,那个职位最好让更有经验的执行官来担任,比布里奥威茨不适合。
第二年,比布里奥威茨宣布离开公司,但她并不怪戴蒙,相反,她强调离职产生的积极影响。她对父亲威尔说:“现在,我们又可以成为纯粹的父女了。”但威尔却一直对此耿耿于怀。随着公司日益壮大,他和戴蒙之间剑拔弩张的次数越来越多,他们再也无法回到过去那种亲密关系了。 1997年,旅行者集团并购了所罗门兄弟公司,威尔让德里克 ?莫恩( Deryck Maughan)这个曾帮助所罗门兄弟公司走出国债丑闻的英国人与戴蒙一同掌管所罗门美邦公司。新的权力分配尽管合乎逻辑,却让戴蒙极为不满。
大萧条时代后期,格拉斯 -斯蒂格尔法案于 1933年获得通过,该法案规定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不得涉足对方业务。而旅行者集团和花旗公司 830亿美元的并购交易却改写了该法案所制定的美国金融体系的规则。因此,得克萨斯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菲尔 ?格兰姆( Phil Gramm)和艾奥瓦州的共和党众议院议员吉姆 ?里奇( Jim Leach)提出了一个新议案,该议案随后废止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没想到,恰恰是这次并购给戴蒙带来了更大的伤害:他不知疲倦地促成交易,但当他准备在并购后公司由 18位董事组成的董事会中占据一席之地时,却惊讶地发现根本没有自己的份。虽然他被任命为公司总裁,但归他直接管理的下属却只有首席财务官海蒂 ?米勒( Heidi Miller)。
那年夏天,由于俄罗斯政府债券违约,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濒临崩溃,混乱的局面导致花旗集团第三季度的业绩报告令人大失所望。就在报告发布后几天,局势的动荡终于达到了巅峰状态。那个周末,公司安排在西弗吉尼亚的度假胜地绿蔷薇酒店举行一次为期 4天的执行官会议,会议的高潮部分有一场需要正装出席的晚宴和舞会,午夜时分许多夫妇都在舞池里开始交换舞伴。戴蒙在美邦经济公司的铁杆同盟史蒂文 ?布莱克( Steve Black)来到莫恩身边,并邀请其夫人跳舞,在公司内部派系纷争不断的情况下,这一举动其实是抛出一根意欲缓和矛盾的橄榄枝,但德里克 ?莫恩并不领情,把布莱克的妻子孤零零地留在舞池里,狂怒的布莱克立马跺着脚冲到莫恩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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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克大吼道:“你对我如此糟糕我也就忍了,但你不可以这样对我太太!”布莱克狠狠地威胁莫恩差点动手要揍他。
戴蒙试图从中调解,他追上准备离开舞池的莫恩:“我想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此怠慢布莱克的妻子,你到底是无心还是故意?”
莫恩什么也没说,转身就要走。戴蒙也被激怒了,他一把揪住莫恩,生生把他拽了回来,其间还弄掉了莫恩夹克上的一粒纽扣。
戴蒙对他吼道:“我跟你讲话,你居然敢背对着我!”
威尔听说这件事后,觉得戴蒙做得不对。一星期后,他和一起担任首席执行官的约翰 ?里德( John Reed)把戴蒙叫到公司位于纽约阿蒙克(Armonk)的办公地点,要求戴蒙辞职。
对戴蒙来说,这既是坏事也是好事。和威尔离开美国运通公司后所做的一样,戴蒙花了很长时间找工作。其间他拒绝了许多公司的邀请,据说包括网络零售商亚马逊。戴蒙对银行以外的领域知之甚少,所以他一直在等待属于自己领域的机会,最终他接受了美国第一银行的高级职位,这是一家总部位于芝加哥的二流综合性银行。这正是他一直在寻找的合适跳板,他开始着手提高企业运行效率,调整公司的资产负债状况,并把公司发展壮大,直到他有实力促成 2004年与摩根大通的交易,这笔交易把他推向了首席执行官威廉 ?哈里森( William Harrison)接班人的位置。
摩根大通曾经是华尔街金融机构的领头羊,现在则被竞争对手所超越,实力下降到了中流水平。戴蒙和他的团队一起加入了摩根大通,该团队拥有优秀的并购专家和成本控制专家,随后,银行经理的薪水遭到大幅缩减、健身房被责令关闭、卫生间的电话线被拆除,连日常的新鲜花卉盆景也被搬走。一看到戴蒙从胸前口袋里拿出每日待办事项的便签,主管们就明显开始紧张起来,因为便签的一面记着戴蒙当天要办的大小事项,另一面则是被他称做“欠我东西的人”的名单。
截至 2008年,摩根大通发展顺利,万众瞩目。而此时曾富有竞争力的花旗集团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与花旗不同,摩根大通充分利用规模优势,通过裁汰冗员和交叉销售按揭贷款给支票用户而大发其财。戴蒙极具洞察力,他几乎理解银行各个方面的纷繁难懂之处(而他的首席执行官同行们却无法做到这一点),这有助于降低银行风险,公司各部分也明显挤压出大量利润。最重要的是,随着信用危机的蔓延,与竞争者相比,戴蒙擅长经营的优点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管理的摩根大通很少使用杠杆工具来增加收益,也不在类似于资产负债表表外项目等地方玩花招。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爆发后,其他银行开始步履蹒跚,摩根大通却依然稳健、强大。事实上,就在贝尔斯登陷入危机的前一个月,戴蒙曾在一个投资者会议上夸耀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坚若磐石”。他说:“坚不可摧的资产负债表表明流动性非常充足,这很有利于我们应对将来的危机。 ”
他还补充说:“我不知道会不会有机会出现。依我的经验,像现在这样的情况确实会创造出一些机会,但不一定会马上出现。 ”
一个机会比他预期的更快地出现了。
3月13日,星期四,戴蒙和妻子及三个女儿正在东48号大街的希腊餐厅阿维拉(*ra)共进晚餐,庆祝戴蒙52岁的生日。六点左右,晚饭才刚开始,戴蒙用来联系家人和应付公司突发事件的手机突然响了,戴蒙颇为不满地接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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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米,我们正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电话是拉扎德公司的银行家加里 ?帕尔( Gary Parr)代表贝尔斯登给戴蒙打来的。他问道:“你可以跟艾伦谈谈吗?”
戴蒙吃了一惊,他离开座位,走向路边的人行道。几个星期前就有关于贝尔斯登的传闻了,但这个电话却意味着事态远比他预想的要严重得多。没几分钟,贝尔斯登的首席执行官艾伦 ?施瓦茨就打来电话告诉他,他的公司急缺现金,需要帮助。
“需要多少钱?”戴蒙问道,他很震惊但竭力保持冷静。
“可能要 300亿美元左右。 ”
夜空下的戴蒙一阵眩晕,他倒吸了一口凉气。太多了,实在是太多了。但最后他还是答应会尽力帮施瓦茨走出困境。他马上打电话向盖特纳表示,摩根大通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现金,但他愿意参与救助贝尔斯登。
第二天, 3月 14日,星期五,美联储把摩根大通的贷款注入了贝尔斯登,以解决贝尔斯登所面临的流动性危机,并为贝尔斯登制定长远计划,提供了 28天的喘息时间。然而,美联储和财政部都不想让这个悬而未决的局面拖这么长时间,于是周末就开始催促戴蒙对贝尔斯登进行收购。摩根大通派出了三百人的团队进驻贝尔斯登的办公大楼,这些人将把搜集到的材料反馈给戴蒙和他的执行官。
截至周日上午,戴蒙已经分析了足够多的关于贝尔斯登的资料。他告诉盖特纳,摩根大通准备撤离,放弃收购,因为贝尔斯登资产负债表
上的问题非常严重。但盖特纳不愿接受他退出的决定,他提出了增加这笔交易吸引力的条款。
他们最终达成协议,美联储同意为贝尔斯登持有的问题债券资产提供 300亿美元担保,但摩根大通将负担最先发生的 10亿美元损失。
毫无疑问,这些谈判的内容受到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密切关注。他们的疑问在于,摩根大通是否有意地利用自己的杠杆同政府过分地进行讨价还价,从而损害了纳税人的利益?戴蒙满头银发,西服的袖口里露出干净的白色衬衫,看上去非常庄严,他不卑不亢地描述着促成与贝尔斯登交易的一系列事件。他平静地陈述道:“这并不是为妥协而故作姿态,而是纯粹的事实。”在戴蒙的讲话中,事实真相非常清楚,那就是他和盖特纳都是好人,他们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成功地力挽狂澜。他对委员会的成员们说道:“我可以自信地说,如果今天在诸位面前所谈的这次政府和私人部门的非凡联合行动没能阻止贝尔斯登的倒闭,我们恐怕都将面临更多艰难的挑战。 ”
最终,那天的听证会没有出现硝烟与战火,没有留下经典的对白,也没有出现任何历史性的时刻。但是它向美国公众介绍了随后 6个月里为大家所熟知的一系列人物,也让美国公众有幸感受了高端金融圈子里那些巨头们的生活,尽管这个高端金融圈当时正面临着风雨飘摇的局面。
参议员们想要给贝尔斯登一事下定论太难了。这桩交易的发生到底有没有必要?它是真的解决了问题,还是仅仅将更大的风险延缓到以后?
在所有银行委员会的成员中,有强烈自由市场偏好的邦宁是最反对这笔交易的,或许他也是最有先见之明的一位。他说:“贝尔斯登的失败让我感到非常不安,可我并不赞成美联储插手救援……据我所知那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 ”
他还不安地问道:“接下来怎么办呢?如果美林、雷曼或是其他这类公司也面临倒闭呢?难道政府接着出手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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