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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纵世界的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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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阴谋
作者: H·保罗·杰弗斯 
 
内容简介   
 
你相信吗?
  一个由全球政治领袖、跨国企业总裁、国际银行董事及金融专家、媒体大亨及掌握权势的精英等所建立的组织“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左右操纵着几乎所有国家的政策和未来走向,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建立“新世界秩序”。
  你震惊吗?
  根据阴谋论,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每年的会员不同,以欧美知名人士组成,近期成员包括亨利•基辛格、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夫妇、微软创办人比尔•盖兹夫妇、银行家戴维•洛克菲勒、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托尼•布莱尔等,这些成员做出的决策,影响到各个国家种种利害关系。
  传说中这些精英是要想用种种手段废除所有主权国家的统治权,企图建立全新的世界金融体系,简单的说就是要想组织一个世界政府。
 
 
操纵世界的黑手
源起:爱国者与亲王(1)
英国剧作家阿兰?本奈特的一部名为《历史系男生》(The History Boys)的喜剧(该剧后来在伦敦西区和纽约百老汇引起了轰动,并被拍成了电影)描写了8名学生参加牛津大学入学考试的故事。其中的一名学生不太喜欢学术研究,而更喜欢体育运动。他被要求对“历史”作出定义,经过一番痛苦的思考,他回答说:“您是问我历史是什么?那不过是一件接一件的龌龊事而已。”
这一定义完全适用于一位被流放的波兰爱国知识分子的不平凡经历,他就是公认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创始人。
1888年4月17日,约瑟夫?希罗尼穆斯?瑞廷格诞生于奥匈帝国加利西亚省的克拉科夫,加利西亚省便是后来欧洲版图上的波兰。瑞廷格诞生前的两个月,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
1888年2月6日,在对德国议会的一次讲话中,俾斯麦亲王宣称:“除了上帝,我们德国人无所畏惧。”
这一豪言壮语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德国、意大利和奥匈帝国之间签署的一份协定。这一协定旨在形成三国同盟,如果任何一国与俄国、英国、法国中的一国或几国交战,其他两国应予以协助。威廉一世签署这一协定时已接近91岁,已统治德国27年。1888年3月9日,威廉一世去世之后,皇位传给了他57岁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威廉。不久,弗里德里希患上了晚期喉癌,不能讲话,6月15日便去世了,皇位由他29岁的儿子接替,这就是威廉二世。
瑞廷格出生的这一年一共出现了三位皇帝。24年之后,凯泽?威廉启用了协定条款,帮助奥匈帝国与俄国交战。由于俄国与英国和法国是共同防御联盟,由此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约瑟夫?希罗尼穆斯?瑞廷格的父亲约瑟夫?斯坦尼斯洛?瑞廷格有4个孩子,希罗尼穆斯排行最末。老瑞廷格是波兰声名显赫的贵族伏拉基斯洛?扎姆耶斯基(Wladyslaw Zamoyski)伯爵的私人法律顾问。瑞廷格年轻时聪明好学,很有希望成为一名神父。父亲去世以后,他也开始为扎姆耶斯基伯爵家族效力,并加入了一个学会。
在伯爵的财力支持之下,1906年,瑞廷格来到巴黎索邦大学学习。
18岁的瑞廷格就读于政治学院,他英俊潇洒,难掩贵族之气。渐渐地,他便融入了巴黎上流社会,结交了一大批年轻的艺术家、画家、音乐家和作家。每天他不是与法国权贵们在酒吧里畅谈,便是聆听名家新曲或是拜读名家新作。他向自己的赞助人证明,他的这些兴趣爱好并不会影响到自己的学业。1908年,他自豪地向扎姆耶斯基伯爵报告说,他以20岁的年纪获得了政治科学博士学位,从而成为索邦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后来,他又赴慕尼黑大学深造,攻读比较心理学。1912年,他回到了克拉科夫,创办了一份文艺月刊,并娶了漂亮的波兰女子奥蒂利亚?祖布丽丝卡。
随着战争的阴云密布,瑞廷格受一些支持波兰独立的激进分子之邀,在伦敦设立超国家委员会分处宣扬波兰独立事业。爱国者、理想主义者和梦想者们早已预见到战争将会导致奥匈帝国解体。这意味着欧洲版图必将重新划分,此前隶属于奥匈帝国的各省都将以独立国家的姿态出现。然而,对瑞廷格来讲,波兰独立的梦想还包含一个希望,即战后欧洲的新兴国家应形成一个新体系,在这一新体系之下,各国之间不会再发起战争。
                  源起:爱国者与亲王(2)
像在巴黎一样,瑞廷格在伦敦不但有政治圈子里的朋友,还结交了很多艺术家和文学家。与他交往最密切的是波兰著名作家约瑟夫?康拉德(《黑暗的心》和《吉姆老爷》的作者)。1914年夏天,就在瑞廷格夫妇与康拉德夫妇在西班牙加利西亚度假时,奥匈帝国与俄罗斯及其盟国德国发生了战争。受三方同盟的约束,英国与法国对德国与俄国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对瑞廷格来讲,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利用其在英国与法国的政治关系说服奥地利脱离奥匈帝国,从而打开波兰独立之门。后来,瑞廷格被奥地利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被德国打上了死囚犯的烙印,在英国也不受人们的拥护。身无分文的瑞廷格逃往西班牙,后来又去了墨西哥。
在墨西哥,30多岁的瑞廷格延续了其在巴黎和伦敦的做法,继续结交艺术家、作家、知识分子和政界人士。他结交的朋友中包括墨西哥工人地区协会领导人路易斯?拿破仑?莫罗内斯和后来成为墨西哥总统的埃利亚斯?卡列斯。由于这层关系,瑞廷格受墨西哥政府之托就美国与墨西哥在阿莫科石油公司权利上的争议进行斡旋。在代表墨西哥赴美国谈判的旅途中,他与美国一些领袖人物建立了友谊,包括后来的美国最高法院*官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正是他帮助瑞廷格获得了新的波兰护照。
重新得以赴欧洲旅行之后,瑞廷格于1939年9月1日来到了伦敦,此时正值德国入侵波兰。波兰流亡政府在伦敦成立后,瑞廷格成为波兰总理瓦迪斯瓦夫?西科尔斯基将军的主要政治顾问。
1941年秋天,瑞廷格陪同西科尔斯基来到北非,慰问在托布鲁克与英军及其他部队一起抵抗德国隆美尔将军非洲军的波兰军队。
3年之后,56岁的瑞廷格乘降落伞回到了自己被占领的家乡。在萨拉曼德行动中,他成为在战斗任务中乘降落伞的年龄最大的人。他身穿英军制服,身上带着名为佩斯利上尉的身份证件。根据一则关于这次行动的报道,波兰家乡军曾经怀疑瑞廷格,抢走了他的证件,并阻止他登上一架飞机。他们命令一名扮做护士的女杀手伊莎贝拉?霍罗德卡给瑞廷格注射一种致命药剂,由于她只注射了一半的剂量,瑞廷格才没有被毒死,但他因此而瘫痪。后来,瑞廷格回到了伦敦,在多切斯特酒店逐渐康复。
由于不用离开伦敦执行任务,瑞廷格将流亡在英国的一些国家的外长们组织在一起,并开始筹划在战后成立欧洲联盟。关于此项计划的很多讨论都是在克拉瑞奇酒店的午餐桌上进行的,并由荷兰亲王伯恩哈德主持。1944年,他们在沙威酒店的一次讨论达成了一致意见,建立了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经济联盟(Benelux)。
战争结束后,瑞廷格参加了一场由查塔姆研究所举办的题为“一个欧洲人的大陆”的会议。1946年5月初,瑞廷格来到布鲁塞尔,与比利时首相保罗?范泽兰一道参加了欧洲经济合作联盟会议,会议也邀请了美国代表参加。1947年,瑞廷格着手准备将于1948年5月在海牙举行的欧洲议会,参加者有温斯顿?丘吉尔、联邦德国的康拉德?阿登纳、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以及哲学家伯特兰?罗素。1948年5月7日~11日,来自全欧洲的代表以及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观察家们齐聚荷兰,总人数高达800人。会议由丘吉尔主持,对欧盟的未来发展议题进行了讨论。与会代表呼吁建立一个政治、经济和货币一体化的欧洲联盟。这次会议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最终于1948年10月25日成立了欧洲运动委员会(European Movement)。这次会议被一些参与者称为 “瑞廷格的个人杰作”。以此为基础,9个月后欧洲委员会成立,从而为成立欧洲议会打下了基础。
                  源起:爱国者与亲王(3)
握有索邦大学政治科学博士学位的瑞廷格深知,成立欧洲联盟并不是什么新奇的设想。
“18世纪,哲学家孟德斯鸠说,‘过去,无论何时欧洲被武力统一,其时间都没有超过一个任期……’
“1871年,法国小说家维克多?雨果呼吁,‘让我们成立欧洲合众国吧,让我们成立大陆联盟吧,让我们在欧洲拥有自由吧。’
“1922年,理查德?库登霍夫?卡勒吉伯爵成立了泛欧联盟。
“1941年,安德烈?马尔罗号召实施‘欧洲新政’,计划成立除苏联之外的欧洲联邦。
“1942年10月,在致英国战时内阁的一封信中,丘吉尔写道:‘尽管难以实现,但我坚信,欧洲大家庭能够以欧洲联盟的姿态出现。我希望看到一个欧洲合众国的出现。’
“1946年9月19日,在苏黎世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丘吉尔断言:‘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
得益于瑞廷格的努力,在荷兰海牙举行的这次欧洲会议上,有来自16个国家的近千位知名人士号召成立欧洲联盟。1948年7月,瑞廷格与丘吉尔、外交官邓肯?桑迪斯以及比利时前首相保罗?亨利?斯巴克一道来到美国为成立欧洲联盟筹款。由此,1949年3月29日,统一欧洲美国委员会成立。委员会第一任主席威廉?多诺万也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第一任主任,副主席艾伦?杜勒斯后来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
瑞廷格注意到,“1947年6月5日,美国国务卿、将军乔治?C?马歇尔在一次历史性的讲话中建议对欧洲进行援助”,这就是众所周知的“马歇尔计划”,同时,这一计划也支持欧洲的统一。
“1948年3月17日,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在布鲁塞尔签署了一项为期50年的条约,致力于‘经济、社会、文化和国防方面的合作’。”
“1949年5月5日,来自10个欧洲国家的外长在伦敦签署条约,致力于‘建立范围更广的欧洲联盟,改善欧洲人民的生活条件,提升欧洲人民的人文价值,并坚持议会*原则和法律与*标准’。这一条约的目标在于从社会与经济上促进统一。”这一联盟的成员包括比利时(1949)、丹麦(1949)、法国(1949)、爱尔兰(1949)、意大利(1949)、卢森堡(1949)、荷兰(1949)、挪威(1949)、瑞典(1949)、英国(1949)、希腊(1949)、土耳其(1949)、爱尔兰(1949)和联邦德国(1951)。“欧洲委员会对所有欧洲国家开放,只要它们认可‘有关法律规则与*及基本自由方面的原则’。”委员会的总部设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各国首相每两年会晤一次,首相代表们每年会晤10次,大会有154名各国代表参加。
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成立,这一防御联盟旨在实施北大西洋公约,并联合向日渐强大的苏维埃政府施加压力”。
“1952年5月27日,《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在巴黎签署,从而将英国军队与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的军队组成了联盟。”
在瑞廷格致力于欧洲联盟事业的几年时间里,由于冷战的升级,欧洲的分裂日益严重。1946年,丘吉尔发表关于“铁幕”的讲话,他说:“在铁幕的背后,是中欧和东欧古老国家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
                  源起:爱国者与亲王(4)
在沿着欧洲权力走廊前行并致力于实现几个世纪以来互相争战不休的国家的统一大业的过程中,这位来自波兰的爱国者被朋友们称为幕后操纵者,就连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但是,瑞廷格却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即波兰及所有东欧国家都投入了苏联的怀抱。
当时正值冷战最冷的时期。正如克里姆林宫的花岗岩柱子一样,约瑟夫?斯大林对苏联及其东欧盟国的统治坚不可摧。面对苏维埃世界进攻的危险,德国宣布重整军备,从而在整个欧洲引发了紧张情绪。
瑞廷格一贯认为,公众的思想会倾向于有影响力的个人,因此他在1952年初便与他的一些朋友展开了讨论,他们都认为欧洲的未来取决于国家间统一的目标。通过与时任联合利华董事局主席保罗?范泽兰的讨论,他们一致认为,要实现欧洲联盟,必须寻找一位合适的人选将有影响力的领导人组织到一起。瑞廷格心目中的最佳人选是荷兰的伯恩哈德亲王。瑞廷格与伯恩哈德亲王在海牙会议上见过面,他知道伯恩哈德亲王对政治颇感兴趣,并且支持欧洲联盟。尽管由于荷兰皇室的身份限制了其政治行动的自由,但伯恩哈德亲王却乐于推进这样的正当事业。对于欧洲统一大业,有了伯恩哈德亲王的支持,其价值是无可估量的。
“伯恩哈德亲王来自一个巴伐利亚家庭,从小在靠近波兰边境的布兰登堡长大,与弟弟一起接受私人教师的教育。在柏林读完中学之后,他来到洛桑大学研习法语(英语是其第一语言),然后又先后赴慕尼黑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了国际商法。随着德国纳粹主义兴起,伯恩哈德受到了希特勒主义的感召,在柏林加入了党卫队。”
“1935年,在父亲去世一年后,伯恩哈德离开党卫队,来到了德国法本公司驻法国巴黎分部。”当时,正在里斯本的荷兰首相建议伯恩哈德前去拜会荷兰女王威廉明娜和她的女儿——朱莉安娜公主,当时她们正在德国加米施–帕腾基兴参加冬奥会。有资料记载,当时伯恩哈德发现公主“仪态万方,略带羞涩,冰雪聪明,深受其母亲女王的影响”。与公主交往约一年以后,他们于1936年9月8日宣布订婚,成为当时荷兰轰动一时的新闻。当时伯恩哈德25岁,朱莉安娜27岁。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的荷兰,此刻对德国也保持着不偏不倚的态度。然而,伯恩哈德放弃德国国籍之后,希特勒却对其冷眼相待。后来,伯恩哈德在这件事情上的处理方式赢得了荷兰人民的尊敬。
“婚礼于1937年1月7日在海牙举行,伯恩哈德从此加入了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奥兰治王朝的皇室。威廉明娜女王同意,她丈夫——梅克伦堡–什未林公国的海因里希亲王的爵位将由其承袭。
“伯恩哈德亲王的第一项任务是参军,但由于他在1937年11月遭遇严重车祸,因此参军被迫推迟。然而,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当时仅为上尉军衔的伯恩哈德被威廉明娜女王委以重任,负责直接向她汇报当时仍处于中立地位的荷兰的国家防务情况。
“1940年5月10日,德国入侵荷兰。两天之后,威廉明娜女王命令伯恩哈德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贝娅特克丽丝和伊蕾妮逃往英国。”紧接着,威廉明娜女王也流亡到英国。但一个星期后,伯恩哈德违背了女王的旨意,又回到了荷兰。可他发现,德军的侵略已经难以抵抗,因此他又乘坐一艘英国巡逻船第二次流亡到英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伯恩哈德“成了英军与荷军之间的首席联络官。在英国、加拿大和美国受训期间,他访问并激励荷兰陆军和海军以及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的荷兰空军人员。他因为设立战争武器基金而为英国公众所熟知。这一基金由荷兰海外人士资助,用于为英国皇家空军和荷兰皇家空军购买轰炸机和战斗机”。后来,他又成为英国皇家空军的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彻底赢得了英国人的好感。
“1944年9月,战事进展顺利,伯恩哈德被任命为荷兰军队最高司令。虽然他不掌管荷兰海军,但却参与指挥荷兰抵抗行动。”伯恩哈德与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关系很好,但他却批评过英军司令伯纳德?L?蒙哥马利,原因是蒙哥马利在1944年荷兰阿纳姆的一次叫做“市场花园行动”的伞兵袭击战役中损失惨重。
威廉明娜女王辞去王位之后,朱莉安娜继承了王位。作为女王的丈夫,伯恩哈德继续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并且逐渐将注意力放在了发展荷兰工业与海外贸易上。后来,瑞廷格提议召开一次由欧洲与美国政界、商界和学术界参加的大会,这引起了有国外经历的伯恩哈德的浓厚兴趣。在他们两人的第一次会谈中,伯恩哈德被这一项目深深地吸引了。他要好好考虑这件事情,并咨询了自己的顾问和朋友。后来,经过几次会议以及多方咨询,很快一组人选便产生了。
1952年9月25日的巴黎会议上,所有人都一致认为,当前迫切需要改善与美国的关系。
根据传记作家凯?伯德的记载,1952年末,“瑞廷格来到美国,尝试着向美国人兜售自己的观点。同时,他还见到了外交家艾夫里尔?哈里曼、银行家大卫?洛克菲勒以及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等老朋友。在瑞廷格说明来意之后,史密斯说,‘你怎么不早点来找我呢?’随后,他建议瑞廷格去找即将成为艾森豪威尔总*事特别助理的C?D?杰克逊。很快,杰克逊便组织起了几名美国人”。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及其几名幕僚都有过在欧洲生活的经历,也深刻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他们都很熟悉伯恩哈德,并非常看重他。就这样,随着美国人的加入,世界上前所未有的一次世界领导人大会的道路铺平了。
                  基辛格:彼尔德伯格的左右手(1)
基辛格的外交政策促进了中美两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两国分别在对方的首都建立了联络处。对此,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深感满意。
在约瑟夫?瑞廷格提出建议,组织一个由世界领导人组成的大会讨论如何应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时,被邀请人名单上赫然写着大卫?洛克菲勒的名字。
大卫?洛克菲勒出生于1915年,是百万富翁约翰?D?洛克菲勒最小的儿子。大卫1936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拥有英国历史与文化学士学位。后来,他又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并继续在哈佛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深造。1940年,他与几个哥哥成立了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1940~1941年,大卫担任过纽约市长菲奥雷洛?亨利?拉瓜迪亚的秘书;1941~1942年,还担任过美国国防、健康与福利事务办公室的地区主管助理;1942年,大卫加入美国军队,担任驻北非和南部法国军事情报官员,并在阿尔及尔设立了一处情报网络。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7个月,大卫担任驻巴黎助理军事参赞。战争结束后,他回到家乡,加入了大通银行(1955年被兼并,成为大通曼哈顿银行),担任经理助理。后来,他成为大通银行的高级副总裁,负责经济调研和纽约地区的客户关系工作。
1954年,受伯恩哈德亲王邀请,洛克菲勒参加了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第一次会议,成为俱乐部创始人之一以及领导委员会委员。伯恩哈德亲王辞职之后,洛克菲勒主持俱乐部的工作,推行美国国际主义。关于这一点,他在一本*中写道:“一个多世纪以来,意识形态极端主义者抓住一些公众熟知的事件攻击洛克菲勒家族,指责我们左右美国政治和经济。有些人甚至认为,我们是一撮旨在破坏美国根本利益的阴谋分子,把我们家族和我本人称为‘国际主义分子’,并怀疑我们与世界其他地区一些人图谋建立一个集权制的政治和经济体,甚至要建立一个新世界。”
《洛克菲勒*》于2002年发表之后,《标准周刊》资深编辑、《新闻周刊》特约编辑戴维?布鲁克斯在《纽约时报》上发表长篇文章,不但详细剖析了大卫?洛克菲勒本人,而且披露了一些彼尔德伯格俱乐部鲜为人知的消息。(在该报社120多年的全部档案资料中,“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字眼仅出现过10次左右,对其历史和宗旨的介绍更是少之又少。)布鲁克斯注意到,洛克菲勒是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因此他写道:“他具有莫扎特般的节奏感,从不发火,只是偶尔‘生气’;对他来讲,没有糟糕的事情,只有‘不圆满’的事情。”
在谈到洛克菲勒参与诸如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之类的论坛时,布鲁克斯一语双关地说:“在人类历史上,忍受枯燥的能力无人能出其右。”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美国会员中,影响力堪比洛克菲勒的只有洛克菲勒的一名门徒。
1923年5月27日,亨利?基辛格出生于德国的菲尔特。1938年,为了逃避纳粹的*,基辛格一家首先来到英国,然后又去了美国。他们在纽约安了家,基辛格在那里读完了高中,并进入城市大学的夜校,希望将来成为一名会计。读夜校时,基辛格白天在一家工厂打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基辛格参军,在驻德国军事情报部门服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留在德国,在欧洲司令部情报学校任教。1947年,他回到美国,考入哈佛大学,1950年毕业。1952年他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1954年又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并在哈佛大学任教。1952~1969年,他领导了哈佛大学国际研讨会。加入研讨会的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在教授悉心指导下作研究,然后一起研讨。作为对外关系委员会(由洛克菲勒成立)的顾问,基辛格在国际关系和国防政策方面树立了自己的显赫名声。
                  基辛格:彼尔德伯格的左右手(2)
从1956年开始,基辛格担任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一个特别研究项目的主任,项目旨在调查可能出现的国内国际问题。1957年,基辛格成为哈佛大学讲师,1962年被提升为教授。同时,他还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军控署和兰德公司的顾问。1962~1965年,他在哈佛大学担任全职工作。1965年,他担任美国国务院越南事务顾问,并于1965~1967年数次访问越南。
1968年的大部分时间,基辛格都在帮助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大卫?洛克菲勒的哥哥)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尽管最终洛克菲勒败给了理查德?尼克松,但洛克菲勒却敦促尼克松任命基辛格总领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些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观察家认为,基辛格是受俱乐部的命令才筹划了尼克松总统赴中国秘密会见中国总理周恩来。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进行前期准备工作。这次访问的结果便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会见了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从而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结束了两国长达23年之久的外交隔离和敌对状态。
基辛格的外交政策促进了中美两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两国分别在对方的首都建立了联络处。对此,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深感满意。然而,尼克松的这一胜利很快便被水门事件所冲淡。有些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批评家们认为,水门事件是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排挤尼克松的结果,因为尼克松曾公开宣布他不同意关贸总协定(GATT)”。
这一做法的积极建议者之一丹尼尔?伊斯图林在其《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一书中写道:“在羞辱尼克松并将其赶下台之后,基辛格的权力更大了。尼克松辞职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又看中了一位‘他们’的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并将他带进了白宫。”
福特总统将“接受亨利?基辛格的直接命令,而基辛格是大卫?洛克菲勒的代理,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奴仆”。
尼克松提拔基辛格担任国务卿之后,基辛格通过努力停止了越南战争,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伯恩哈德离开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之后,大卫?洛克菲勒成为俱乐部中最具影响力的美国人,而亨利?基辛格成为最受世界关注的会员。如果说洛克菲勒真如戴维?布鲁克斯所描写的那样有莫扎特般的节奏感的话,那么基辛格则表明,他作为一名外交家,不会总表现得如同他在与越南共产党谈判时那般冷静。
当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严厉批评美国轰炸越南,并通过外交渠道声明基辛格为1973年瑞典萨尔特舍巴登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不受欢迎的人时,美国国务院在媒体上表示了反对态度。
伯恩哈德听说此事之后,威胁要改变这次俱乐部会议的地点。瑞典首相说,事情有些误会,基辛格当然是这次会议受欢迎的人。
这次会议着重讨论的是世界石油供应问题以及欧洲与北美对低价石油和持续供应的依赖性。美国认为,中东石油出产国不断要求提价、石油供应渠道受到威胁以及将石油用于政治目的使能源问题雪上加霜。1973年4月在法国梅杰夫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上,美国的担忧变成了现实。
1973年10月,主要*石油出产国受“六日战争”战败于以色列的影响,决定切断向西方的石油运输。为此,基辛格实施了“穿梭外交”。
由于1973年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核心议题是石油问题,因此有人怀疑,俱乐部中的银行家、石油公司总裁和政治家们密谋支持石油禁运,以便从中获利。持这一怀疑态度的人包括一些自由记者和“阴谋论者”,他们认为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核心成员及其秘密会议完全是为了达到控制世界事务的险恶目的。
在《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一书中,丹尼尔?伊斯图林写道:“1954年以来,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代表的是各界精英,代表的是所有西方国家金融家、工业家、银行家、政治家、商业领袖或跨国公司、总统、首相、财长、国务卿、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媒体大亨以及军事首领们的财富。”
英国记者和彼尔德伯格观察家托尼?戈斯林认为,他们会谈的目的就是要统治全世界。他写道:“当这些手握大权的富人们秘密开会时,会有军事情报部门负责安保工作,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猜疑。”
戈斯林将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描述为一个具有极端影响力的组织,他认为,俱乐部领袖们的真正目的是要通过“全球化”将财富和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俱乐部每年会议上提出的思想便是“只要对金融和大企业有利,就会对人类世界有利”。
                  窥探者:谁发现了彼尔德伯格的密谋(1)
在这次会议休会期间,塔克还遇到了大卫?洛克菲勒,当时洛克菲勒正在大厅用餐。塔克写道,洛克菲勒的笑容冰冷,眼珠滴溜溜直转。
华盛顿的一个叫做自由游说团的右翼政治行动组织的衍生组织十分关注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按照其创始人威利斯?卡托的观点,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是全球精英人士以牺牲国家主权和人们的宪法权利为代价建立一个世界政府的阴谋。他写道:“在国际贸易者团体之中,产生出了一个强大的游说组织。他们所信仰的只有金钱,不管通过何种渠道、从何而来。这些资本主义者们是自由贸易的最坚定倡导者,是国家主权的最大敌人。”
自由游说团将世界新秩序描绘成一种“世界庄园”,这些不劳而获的精英们是在坐享世界劳动者的血汗。在卡托看来,“目前,这一计划正一步一步实施,最终将通过国际超级资本主义者联盟实现控制和拥有所有自然资源和每一寸土地的目的”。
卡托的批评者们认为,他是一名反犹太者,自由游说团是卡托用于煽动对犹太人的仇恨及传播犹太人将统治世界这一观点的工具。自由游说团的周报《聚光灯》的发行量已达到20万份,这份报纸宣扬右翼观点,对自由大政府和国际主义持怀疑态度。《华盛顿邮报》称《聚光灯》发表的文章“政治观点正统而保守,热衷于反犹太复国主义、3K党T恤衫、带有纳粹标志的德国硬币和纳粹进行曲盒带”。2001年,自由游说团因惹上官司而被迫破产,《聚光灯》停办,其职员又创办了一份类似的新报纸,叫做《美国自由言论报》。
两家报纸对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报道者都是詹姆斯?P?塔克。他曾先后担任过美联社、国际合众社和多家报社的编辑,后来为《聚光灯》撰写关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文章。1999年,他曾试图进入在葡萄牙辛特拉镇举行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会场,这一努力被罗恩?罗森写在了他的《深入虎穴》(Them: Adventures with Extremists)一书中。罗森、塔克和一名摄影师在酒店等候了几个小时之后,几个人乘坐黑色豪华轿车和大巴到达。罗森开始怀疑是不是会发生什么事情。塔克说他们被彼尔德伯格的保安跟踪了。罗森大为吃惊,给英国大使馆打了求救电话。
2005年,塔克出版了《吉姆?塔克的彼尔德伯格日记》一书,书中记载了他30多年来“揭露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历史。在前言中,《美国自由言论报》中西部地区主管克里斯托夫?鲍林叙述了几次与塔克一起报道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经历。“在那4年里,”他写道,“我是美国记者中唯一能够深入彼尔德伯格俱乐部行使记者权利的人,为此我感到自豪。我所做的事情是一个职业记者应该做的,即披露重要消息,为美国大众当好监督人。”
鲍林与塔克的第一次行动是在2000年5月31日。那天是星期三,鲍林在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之前到达比利时布鲁塞尔附近格瓦尔的城堡湖酒店(Chateau du Lac)。酒店告诉鲍林他只能住一个晚上,因为其后的4个晚上已经被“一些大人物”包下了。鲍林看到,酒店已经开始准备会议室。他还注意到,酒店员工也被告知严守有关下周出席会议人员的秘密。第二天早上,他透过窗户,看到“酒店前面有一队特别安保人员在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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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当地人盛传在城堡湖酒店将有重要事件发生,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到了酒店门前的路上要看个究竟。鲍林发现,彼尔德伯格的安保人员对此感到非常棘手。这些人突然聚集过来是他们事先没有料到的,这会彻底打乱他们保证彼尔德伯格会议出席人员秘密入住酒店的计划。面对人群,安保队几乎毫无办法,因为一旦他们采取行动,就会引起人们更大的关注。鲍林说:“有几名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跟踪报道者,比如英国人托尼?戈斯林,已经到达了现场。甚至还有一个年轻小伙子早已手持摄像机守候在酒店门前,就等那些富佬和权贵们出现。”
第二天,鲍林很早便来到酒店,发现酒店门前已经搭起了两个帐篷。汽车开进酒店之前,必须首先开进其中一个帐篷,这样车内乘客便能在不被人发现的情况下进入酒店。鲍林回忆说:“我忙着跑来跑去,试图在他们走近湖边的时候拍上几张这些人的照片。只要我不妨碍他们走路,安保人员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因为道路是公共财产。可会议刚一开始,安保人员便打定主意要我离开。”
在酒店门前的公共道路上,安保人员的头儿走向鲍林,在他面前站住。这个头目两只胳膊交叉抱在胸前,皱着眉头说:“如果你还继续跟在别人屁股后面拍照片,我就要不客气了。”鲍林于是带着相机躲进了附近一家饭店,并且给塔克打电话问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塔克建议他尽快离开那里。大街上,有两名安保人员在监视他。鲍林打电话叫了一辆出租车。一段漫长的等待之后,出租车来了,将鲍林带到了布鲁塞尔火车站。他火速跑到一列火车旁,在火车即将启动的一刻跳了上去。火车徐徐驶离布鲁塞尔,鲍林长出了一口气。
2001年6月,鲍林与塔克一起报道在瑞典哥德堡附近的斯泰农松德酒店(Stenungsbaden)举行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第一天,经过酒店允许,鲍林在酒店附近拍照。但是,瑞典警察还是抓住了他,用汽车将他带到了6英里之外一个农场旁边的路上。鲍林回忆说:“当时我就觉得,瑞典方面出动了这么多警察,这次要比上次在比利时困难多了。不过,由于我们的努力,这次在瑞典的会议有了更多的媒体报道。”
在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员必经的酒店门口,聚集着一帮好事者。瑞典爱国者们听说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在开会,便来到这里想看个究竟。其后3天时间里,鲍林要么躲在一棵树上,要么藏在一座小桥上,俯瞰酒店,等待彼尔德伯格人士出现在镜头里。
鲍林注意到,相对于在瑞典举行的这次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2002年在弗吉尼亚州尚蒂伊的韦斯特菲尔德万豪酒店举行的会议则显得十分冷清。鲍林写道:“与在欧洲的情况完全不同,韦斯特菲尔德万豪酒店绿树环绕,并没有多少安保人员出现。因为除了我们,似乎没有人对西方世界最有权势的精英们汇聚于此秘密召开3天会议有多大兴趣。在这里,我们只看到了从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坐大巴来见证这次会议的一名小伙子。他一直是《美国自由言论报》和《聚光灯》的忠实读者,他很清楚这次在万豪酒店召开的会议的重要性。”
在这次会议休会期间,塔克还遇到了大卫?洛克菲勒,当时洛克菲勒正在大厅用餐。塔克写道,洛克菲勒的笑容冰冷,眼珠滴溜溜直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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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7点,塔克守在酒店门口,等待黑色加长豪华轿车的出现。一个身影下车之后,塔克笑着打招呼说:“您也是来开会的吗?”
“是的。”洛克菲勒笑着说。
这时,一名保安对塔克说:“你是哪里的?”
塔克被赶了出去。他抗议说:“我就是这里的,因为我是一名纳税人,不能容忍他们在这里秘密讨论公共事务。”
“对不起,塔克先生,我是在执行公务。”保安平静地说。
第二天,塔克受到了保安人员全天陪同的“待遇”。他眼睁睁看着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人从一间会议室走出来,走向走廊另一头的会议室。塔克跟在他们后面,直到保安拦住他。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另外一名窥探者叫做亚历克斯?琼斯,他出生于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是一家辛迪加电台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还是一名电影制片人和阴谋论者,并且参加过奥斯汀社区学院。他的职业生涯始于奥斯汀社区学院一档有线电视电话交谈直播节目。1997年,他发行了其第一部纪录片风格的影片《被创意毁掉的美国》(America Destroyed by Design)。2000年初,他成为得克萨斯州48选区的共和党州代表候选人,但却在3月份的初选中退出了。2006年6月8日,他在去往加拿大渥太华报道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的路上被加拿大当局的人拦住并扣留在渥太华机场。他的护照、摄像设备及随身行李被没收。后来,他又被释放。
对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最执著的报道者莫过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一书的作者丹尼尔?伊斯图林。他这样描述自己:“我1980年被驱逐出苏联,我的父亲是一名*者。这些人对我们失去兴趣之后,便将我们赶了出去。我们去了加拿大,12年前又去了西班牙。我的祖父在20世纪50年代担任过克格勃的上校和苏联反情报人员,因此我有更多的渠道获得更多的消息。不管是克格勃、军情六处(英国情报机构)还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他们的情报人员都是爱国者,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因此他们往往是第一个对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计划感到恐惧的。”
伊斯图林称,1992年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家西班牙饭店,一个名叫弗拉基米尔的据说曾经担任过苏联情报特工(或者在其他间谍组织任职)的人向他透露了一些关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事情。伊斯图林写道,弗拉基米尔将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描述为一个“世界政府”,这一组织使他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另外一名彼尔德伯格俱乐部观察家托尼?戈斯林1962年出生于英国肯特的格拉维森,获得了布拉德福德大学的人类学学位。在从事家族事业几年之后,他转行成了一名电台记者。搬到布里斯托尔之后,他便开始了新闻调查工作,专职跟踪报道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现在,戈斯林将自己称为英国布里斯托尔国家记者联盟的副主席。
在近30年的时间里,这些人以跟踪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员为生计。他们尾随会员们开会,冒险出入酒店和旅馆,采用一切手段确定与会者的身份,并竭力探听秘密会谈的内容。
自1954年彼尔德伯格俱乐部诞生以来,它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公众关注。然而突然之间,俱乐部引起了记者们的兴趣,因此俱乐部加强了保安工作,并且不情愿地以新闻稿的方式承认了俱乐部的存在。新闻稿在俱乐部会议开始之前发布,但并没有向那些吉姆?塔克所谓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猎奇者”们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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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往常一样,关于2006年1月8日会议的新闻稿只是说,“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是一个规模小、形式灵活的非正式国际论坛,在这里,人们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观点,从而促进相互间的理解。”新闻稿还宣称,所有的参与者“都同意在会上或会后不接受媒体采访”,“对会议内容不发表任何实质性讲话已成为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新闻稿中还按照字母顺序列出了与会者的姓名、国籍、职务及隶属政府或组织。有1/3的人来自政府和政界,其余的人来自金融、工业、劳工、教育及媒体等行业。
丹尼尔?伊斯图林说:“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个私人俱乐部中,无论总统、首相还是国际金融家,都有皇室成员确保他们顺利交流。在这里,人们可以说出自己平时不敢当众讲出的话。这就是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它是世界上最秘密的组织。”
有时候,人们也会透过神秘的面纱窥探到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身影。目前,人们所知道的关于它的事情最初都是来自其创始人瑞廷格和伯恩哈德亲王的传记。阿尔顿?哈奇在一本关于伯恩哈德亲王的传记中写道,伯恩哈德亲王表达过对首届会议的想法,他说他从一开始便感到担心的是,如果有关键人物缺席,会议泡汤怎么办。
伯恩哈德亲王特别担心的是在佐治亚州圣西蒙斯岛上举行的那次会议。当时,美国参议员J?威廉?富布赖特及其他几名美国众议员都是第一次参加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会议。伯恩哈德亲王的一位美国朋友问他:“对这些美国政客,你打算怎么办?你总不能堵住这些美国议员的嘴吧?他们可不吃这一套。”
哈奇说:“谁知,在会议之前,伯恩哈德亲王走向这几位美国政客,很有风度地告诉他们:‘先生们,我的一些美国朋友不方便告诉你们这一点,但我们的会议必须遵守这一规则,发言不能超过5分钟。因此,请各位帮帮忙,给我个面子,按规则进行,否则如果你们讲得过长,我这个主席也就当不下去了。’”
伯恩哈德回忆说:“当时他们都欣然答应,并且果真没有破坏这一规矩。倒是有一位欧洲人使我感到了麻烦。”
哈奇写道:“尽管彼尔德伯格俱乐部越来越‘像是一个兄弟会’,但俱乐部会议的气氛从来没有死气沉沉过,每个人的积极性都被激发了出来。当时的热点问题是共同市场以及英国和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人们有了讨论的热点,会议气氛便像晴空里出现的闪电那样,使与会者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情绪。”
哈奇说:“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的性质和目标使得人们很难对其起到的作用进行评价,但实际上不可否认的是,会议取得的无形的结果是不可估量的。”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执政期间的美国。当被问及艾森豪威尔总统是否受到过彼尔德伯格俱乐部讨论结果的影响时,伯恩哈德亲王说:“我不知道。当然,当我需要Ike(艾森豪威尔的昵称)的帮助邀请美国官员来开会时,我会去找他。尽管C?D?杰克逊和比德尔?史密斯支持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但美国政府有很多人一开始并不愿意来。后来,在开过首届会议之后,他们冲破了这一局限,任何人都可以来。至于Ike是否注意到了我们的讨论报告,我不得而知。”
艾森豪威尔说:“我总会派一个人(加布里埃尔?豪格)去参加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对于能够促进国际间理解的举动,我都会支持。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使我受到了很多启发,因为我能从中获得很多非官方渠道的信息。我倒并不是赞成他们所说的一切,因为我们不能苛求每个人的所有观点都正确。但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需要知道不同人的不同观点,不管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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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总统执政时,美国政府对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有了进一步的好感,因为肯尼迪此前曾主持过C?D?杰克逊所谓的“彼尔德伯格校友会”式的美国国会的工作。这一“校友会”包括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副国务卿乔治?W?鲍尔和顾问乔治?麦吉、瓦尔特?罗斯托、麦克乔治?邦迪、亚瑟?迪安和保罗?H?尼茨。乔治?鲍尔说:“我认为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最好的一点是它为各行业的精英们提供了一个坦诚交谈的机会,他们的谈话不会被公共媒体引用,并且他们的谈话仅代表个人观点,没有人会将其看做官方观点。”
乔治?鲍尔1909年12月19日出生于艾奥瓦州得梅因市,在得梅因市和伊利诺伊州的埃文斯顿市长大。1922年,鲍尔的父亲职位升迁,调入位于芝加哥的标准石油公司总部,于是他们举家迁到了埃文斯顿市。1930年,鲍尔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之后又进入西北法学院,并于1933年以优异成绩毕业。毕业时,法学院院长提名他到农业信贷委员会担任咨询工作,但他却在1933年5月份来到了华盛顿,并于当年11月份进入了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贸易和税法工作。
“在参与‘新政’的过程中,鲍尔深感自己的法律知识面太窄,因此他又于1935年返回美国中西部地区‘进修法律’。他加入了一家芝加哥的律师事务所,担任税务律师。1939年,他加入了著名的Sidley,McPherson,Austin & Harper律师事务所。在这段时间里,他对外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加入了芝加哥外事委员会主办的星期五午宴活动。”
在外事委员会掌管援助供给事务的过程中,鲍尔遇到了让?莫内。在鲍尔成为空军评估委员会成员,专门研究和评价在欧洲的战略行动之后,他又被任命为战略轰炸调查团主任,负责对整个空中进攻体系作评估。1944年,鲍尔与莫内一道,在伦敦对发起针对德国的空袭进行了评估。鲍尔被莫内的欧洲政治经济一体化、构筑西方世界坚固壁垒的思想所吸引,支持欧洲的统一事业,并在战后担任了法国供应委员会的总顾问,并进一步成为这一委员会在华盛顿的代表。
同时,鲍尔还与莫内一道为促进法国的复苏而努力。1946年7月,在鲍尔重新从事司法工作以后,“莫内便设法使他的公司代表法国政府。很快,鲍尔开始与莫内的代理人讨论起了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同时,鲍尔还继续与莫内一道,致力于编制1949年的欧洲经济计划。正是这些初步的工作,奠定了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的基础。尽管鲍尔与莫内关系匪浅,但鲍尔并没有参与决策‘舒曼计划’,建立一个有独立决策权的煤钢欧洲共同市场”。
“1952年8月,《巴黎条约》被批准之后,鲍尔仍担任欧洲煤钢共同体的顾问,并且后来还成为欧洲原子能委员会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顾问。”他对欧洲事务的兴趣并没有妨碍他对美国政治产生兴趣。1952年,鲍尔在总统竞选中支持阿德莱?史蒂文森。1956年,在史蒂文森第二次总统竞选中,鲍尔担任公关组主任,致力于击败艾森豪威尔。1960年,史蒂文森在*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中面对支持约翰?F?肯尼迪的压力,鲍尔敦促史蒂文森不要支持肯尼迪。
肯尼迪赢得选举之后,鲍尔以史蒂文森的名义撰写了一份外交政策分析报告。这份报告给肯尼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他任命鲍尔为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在新的位置上,鲍尔主要负责贸易和关税、经济、刚果和欧洲一体化等事务。
                  窥探者:谁发现了彼尔德伯格的密谋(6)
1963年1月22日,在纽约的一次欢迎让?莫内的宴会上,鲍尔读了一封肯尼迪总统写来的信,信上说:“几个世纪以来,皇帝、国王和*者们都希望能够通过武力来统一欧洲。然而出于各种原因,他们都失败了。但是,在你们的努力之下,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欧洲已经比过去1 000年中更接近统一。你们和你们的合作者们已经用理性和政治经济利益构筑起了坚固的工事。你们正在用建设性的思想改变着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政策旨在促成欧洲的战后重建与团结一致,因为我们都已经认识到,统一才能强大。同时,我们大家都认识到,一个强大的欧洲不仅有利于欧洲,也有利于全世界。美国和一个统一的欧洲建立起有效的伙伴关系,诸多问题便会得以解决。”
伯恩哈德说:“这也许说得有些过于简单,但我认为,只要双方都有诚意,就能够找到一个实际的解决方法。”
对于欧洲自身来讲,伯恩哈德认为,要做的应当不仅限于经济上的统一。
苏联解体的5年之后,在1996年6月24日接受《聚光灯》记者特丽莎?凯特森的采访时,加拿大银行董事局主席杰克?塞克曼说,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在多伦多会议上的议题是“俄罗斯与中国的发展”、美国大选以及“在欧洲建立统一货币和共同市场”,亨利?基辛格主持了一个关于以色列形势以及美国外交政策的研讨会。
塞克曼曾经参加过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并且是领导委员会成员。他说,每年一度的俱乐部会议“绝不是随便坐下来闲聊的”。他自豪地宣称:“有时候,讨论的确会产生巨大影响,并形成政策。统一货币的思想在经过几年的讨论之后才上升为政策。在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一问题上,我们甚至比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讨论得还要早。”
对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已经影响到了政府政策的观点,丹尼斯?希利认为,如果一名官员在俱乐部会议上听到人们讨论某项政策并在回国后立即实施,我们不应感到奇怪。
尽管希利、乔治?鲍尔以及其他人认为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没有丝毫的险恶用心,但诸如塔克和伊斯图林等圈外人士却怀疑俱乐部图谋不轨。2002年8月11日,《美国年鉴》发表了记者威廉?香农的文章《毁灭美国计划大揭秘》。文章称:“彼尔德伯格正在追求一个后自然主义时代,那时将没有国家存在,而只有不同的地区,全世界共同拥有一种价值观。也就是说,我们将拥有全球经济、单一世界政府(这一政府是选择而不是选举出来的)和共同的信仰。为了确保实现这几个目标,彼尔德伯格俱乐部致力于更先进的技术方法,而很少考虑大众的想法。”
他们认为,作为这项计划的一部分,彼尔德伯格俱乐部首先要选出国家领导人。
                  撒切尔夫人:老男孩俱乐部的女性
1975年4月,撒切尔接受邀请,参加了在土耳其伊兹密尔豪华的金海豚酒店举行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
从1954年成立以来,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便是一个由男性主宰的组织,唯一的女性成员是荷兰的贝娅特丽克丝女王。成员们的妻子与情人也不允许加入这一组织。“原因是在俱乐部成立以后最初的20年,女性在欧洲和美国的政府中没有显著的地位。”一名记者写道,“因此俱乐部就像是一个‘老男孩的组织’,会员名单好几年都保持不变。”
1975年,这一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作为领导委员会的创始人和成员之一,丹尼斯?希利建议向一名英国保守党(托利党)的女性议员发出邀请。他认为此人虽然经验不够老到,但却值得关注,因为她是托利党的领袖,并且很有希望成为未来的英国首相。
“时年50岁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出生于一个英国平民家庭,毕业于牛津大学萨莫维尔学院。尽管她在大学里学习的是化学专业,但她却对政治和法律有着浓厚的兴趣。1950年,撒切尔竞选议员失败,于是继续其化学研究的工作。第二年,她嫁给了富商丹尼斯?撒切尔。这使她得以更好地投身政治事业。尽管1951年她在议会选举中再次失败,但她在1959年10月赢得了保守党芬利奇选区。一开始,撒切尔在爱德华?希斯政府中担任养老及国民保险部和教育与科学部的秘书(1970~1974年)。保守党经过两次选举失利之后,撒切尔得到了右翼保守党的支持。她曾经批评过希斯的经济政策,为此在1975年2月赢得了选举。”这意味着,如果托利党能够赢得下次选举,那么撒切尔就将成为英国历史上首位女首相。
1975年4月,撒切尔接受邀请,参加了在土耳其伊兹密尔豪华的金海豚酒店举行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希利回忆说:“在头两天里,她坐在那里,没有发表任何言论。可是,会员在一起开会是需要讲话的。星期五晚上,一位来自于马里兰州*党的参议员查尔斯?马蒂亚斯走过来对我说:‘你邀请的那位女士一句话都不说,你该说说她了。’”
然后,晚餐时,这位参议员便与撒切尔夫人“大谈特谈起来”。希利看到,“她有些尴尬。也许她深深思考了一夜,因为第二天她便在会上发表了一段具有撒切尔风格的演讲。我已经记不起她演讲的题目,但当时整个会场都震惊了。她的演讲一结束,大卫?洛克菲勒、亨利?基辛格及很多美国人都喜欢上了她。他们将她带到了美国,用豪华轿车载着她,将她介绍给每个人认识。”
4年之后,撒切尔成为英国首相。阴谋论者们认为,撒切尔加入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很好地证明,俱乐部的确能够将好运带给它的会员,并且将他们扶植到政府的相关职位上去。一些前苏联媒体与英国国内的反对者称撒切尔为“铁娘子”,对此,撒切尔夫人欣然接受。在撒切尔的第一个任期内,她的主要目标是整顿经济、解除工业国有化和排挤社会主义。1982年,由于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问题,英国与阿根廷开战,但这并没有影响人们对她的经济政策的拥护。
丹尼斯?希利将英国成功获得国际支持的部分原因归结为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他回忆说:“阿根廷控制马尔维纳斯群岛之后,英国政府提出国际社会制裁阿根廷,这一要求没有得到国际社会太多的支持。但在挪威的一次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上,英国外相戴维?欧文发表了一段言辞激烈的讲话,要求国际社会制裁阿根廷,从而改变了很多人的观点。我相信,各国外长们回到本国,都向本国首脑传达了戴维?欧文的话……然后,阿根廷便遭到了制裁。”
1983年,携战争胜利之余威,撒切尔夫人再次当选英国首相。1987年,由于经济形势好转,撒切尔夫人更是破天荒地第三次当选英国首相。在撒切尔夫人的三届任期中,她不断致力于经济政策的改革,削弱工会的影响力,节省公共开支,增加减税力度,促进公共资源的私有化,放开工业。她遏制了通货膨胀,降低了公共开支,削弱了英国工会的势力,这些举动被人称为“撒切尔主义”。她与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结成了反苏联联盟,支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
撒切尔与里根的紧密关系使得美国与英国交好,在诸多事务上展开了合作,其中有一项便是苏联问题。1984年12月,即将上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访问伦敦,与撒切尔会面。在谈话中,撒切尔夫人对戈尔巴乔夫说:“我们可以一起做生意。”
1987年,撒切尔除了成功连任英国首相,还有报告称她反对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创立欧盟的计划,并拒绝英国加入欧盟。后来,她在保守党的领导地位受到了挑战,于1990年11月辞去首相职务。但是,她仍然保留芬奇利地区地方议会代表的职务。1992年,她没有再次参选,她被封为女男爵,并进入了英国上院。
有人将撒切尔的突然下台归因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对其拒绝英国加入欧盟的不满。彼尔德伯格批评家吉姆?塔克写道,1989年在西班牙拉托哈岛举行的会议上,撒切尔的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遭到了批判,因为她拒绝接受超国家护照,反对将国家主权服从于欧洲超级联盟。塔克甚至声称,1989年5月的那个周末,一场针对撒切尔夫人的“政治暗杀”正在酝酿之中。
撒切尔夫人政治生涯的跌宕起伏,到底是不是由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主宰,人们已无从考证。
                  克林顿: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铁杆会员(1)
1993年1月20日,克林顿正式就任美国总统。在此之前的1992年12月,据说是在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敦促之下,总统乔治?H?W?布什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
1991年德国巴登巴登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的美国会员包括大卫?洛克菲勒、亨利?基辛格、美国财政部长尼古拉斯?F?布拉迪、罗得岛参议员约翰?查非、圣弗朗西斯科前市长并即将担任美国参议员的戴安娜?范斯坦、《华盛顿邮报》的凯瑟琳?格拉汉姆、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J?本尼特?约翰逊、前驻苏联大使杰克?F?马特洛克、布鲁金斯研究所的小威廉?B?奎恩德、花旗银行首席执行官约翰?S?里德、弗吉尼亚州州长道格拉斯?怀尔德、联合钢铁工人工会主席琳?R?威廉姆斯以及来自华盛顿的律师弗农?乔丹(《华盛顿邮报》称之为“没有职称、不拿薪水的总统顾问”,“极少走进法庭,甚至极少撰写动议” ,“一位从不游说的游说家,至少不是官方意义上的游说”)。
弗农?乔丹是一名黑人,他积极维护公民权利,为自己谋得了政府公职,并成为华盛顿最有名的政治掮客。乔丹的爷爷是一位佃农,乔丹则住在华盛顿特区的一座大厦,与政府官员和大公司高管来往密切。执掌美国城市联盟10年之后,他加入了华盛顿最有名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并担任了11家公司的董事。正因为如此,他才放弃了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黑人首席检察官的机会。他说,他不喜欢向公众公开自己的财务状况。
抛开种族因素,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确希望吸纳他加入。1991年,乔丹带着一位客人参加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一开始,这位新人似乎并没有表现出与会者期待的潜质。1946年8月19日,比尔?克林顿出生于阿肯色州的霍普镇。父亲在一场车祸中丧生,母亲改嫁。后来,克林顿毕业于乔治敦大学,并获得罗兹奖学金赴牛津大学深造,1973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律系。毕业后,他回到阿肯色州,在阿肯色大学教授法律,后从政。1974年,克林顿竞选议员失败,但两年之后,他当选为阿肯色州首席检察官。
1975年,他与在耶鲁大学学习法律时相识的希拉里?罗德姆结婚。1978年,克林顿当选阿肯色州州长,1980年竞选连任失败。但两年之后,他又再度成功当选阿肯色州州长,并一直担任州长至1993年。1989年,*党领袖委员会执行主管阿尔?弗罗姆访问阿肯色州小石城,邀请克林顿担任*党领袖委员会主席。*党领袖委员会于1984年由一些南方政治家创立,委员会宣称其目标是将*党推向政治舞台的中心。加入这一委员会,使得克林顿的政治目标直指美国总统的宝座。
尽管1991年克林顿在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上3分钟的发言并没有正式记录,但彼尔德伯格观察家们普遍认为,他的受欢迎程度绝不亚于玛格丽特?撒切尔,因此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愿意为1992年克林顿与乔治?H?W?布什的总统竞选铺平道路。那些相信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旨在控制整个世界的人们认为,尽管乔治?H?W?布什曾向美国人民发誓,在他担任总统期间不会增加税收,但由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压力,他违背了自己的诺言,通过加税筹集资金向国际银行还款。很快,加税政策导致布什连任失败,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为克林顿赢得了*党总统竞选的候选人。
                  克林顿: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铁杆会员(2)
那些相信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旨在创立一个世界新秩序的人们认为,俱乐部能够将一个来自于南方小州的名不见经传的州长推上总统宝座,充分说明了其势力非同寻常。在他们看来,克林顿更像是一个“老好人”,而不像是什么严谨的罗兹奖学金获得者和耶鲁大学法律系毕业的高才生,更不像是精明的政治思想家。
1993年1月20日,克林顿正式就任美国总统。在此之前的1992年12月,据说是在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敦促之下,总统乔治?H?W?布什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签署这一协定的还有加拿大总理布莱恩?马尔罗尼和墨西哥总统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戈塔里。这一协定取消了贸易壁垒。尽管三个国家都极力反对,但克林顿总统仍在1993年通过立法将这一协定合法化。经过激烈的政治辩论,这一协定由众议院于1993年11月17日通过,继而于11月20日由参议院通过。
1994年1月1日,协定开始实施。此协定将取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之间大多数的贸易与投资壁垒。美国与墨西哥之间在农业贸易方面的所有非关税壁垒将全部被取消。同时,许多关税也随即取缔,其余的关税将在5~15年内逐步取消。这使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自由贸易得到有序的调整,并将于2008年1月1日全部完成。
历任美国总统所达成的国际协定中,从未有过像《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样引起如此大争议的。一方面,美国工会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鼓励美国工业将生产从美国转移至低工资国家,因此将导致美国工人失业;另一方面也有人警告说墨西哥将掀起非法入境潮。彼尔德伯格观察家们认为,在覆盖面更广的关贸总协定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前提下,《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迈向全球化的重要一步。
澳大利亚《世纪报》的一篇文章认为,关贸总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都是以自由贸易为出发点,旨在建立一个世界性的经济体系。这篇文章说:“随着116个国家代表的同意,包括澳大利亚政府的大力支持,关贸总协定致力于取缔国家的自力更生。用美国业内人士斯特罗布?塔尔博特的话说,关贸总协定将决定一个统一世界的贸易、金融与发展机制。”
在《时代》杂志《全球化国家的诞生》这篇文章中,塔尔博特说:“我敢打赌,在未来的100年内,国家将成为一个过时的字眼儿,届时所有国家都将只承认一个单一的全球性政府。”
《世纪报》的那篇文章还说:“塔尔博特体现的是一种资本主义和全球主义辩证者(比如澳大利亚外长加雷斯?埃文斯)的思想。”塔尔博特认为:“实际上,任何国家都只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不管它们看上去多么有生命力和神圣,从本质上讲它们都是暂时的。”
克林顿的贸易谈判代表米基?坎特在布鲁塞尔的一次关贸总协定会议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如何与关贸总协定相适应仍有待确定。他还补充说:“只通过一个协定便解决一切问题是不可能的。”
克林顿在西雅图的一次关贸总协定会议上讲话说:“亚太地区应该统一,而不是分立。”韩国总统金泳三同意这一观点,并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国家应当“逐步发展成为一个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关贸总协定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批评者们将这三个协定称为历史上最好高骛远的协定,并声称它们将会摧毁国家经济,从而将国家命脉拱手交给世界贸易与大财团来控制。
                  克林顿: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铁杆会员(3)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10多年以来,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焦点。2006年2月8日,在支持全球化的《华盛顿邮报》上,哈罗德?梅尔森撰文写道:“公众对全球化所能带来的好处心存疑虑,这无可厚非。然而,如果因此而阻碍全球化的发展并出台相关措施则是难以想象的。在许多美国人看来,全球化就意味着失控……随着美国国内非法移民数量上升到了1 100万,美国与墨西哥的关系日益紧张,特别是两国的工人阶级之间。大量墨西哥人合法或非法移民美国,还有更多的移民甚至没有相关的出入境记录。1995年,没有相关记录的移民数量估计为250万,其后又出现了800万这样的移民。”
梅尔森说:“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我们放松了边界控制,相反,我们的边境军事化控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严格。实际上答案很简单,主要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造成的。这一协定的卖点就是为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的国民谋福利,并宣称国民收入会提高,物价会降低。实际上这一好处并不会遍及整个大陆。”
在一篇关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成效的题为“全球阶级斗争”的报告中,梅尔森援引经济学家杰夫?福克斯的话说:“墨西哥的农业生产历代以来一直很落后,尽管墨西哥政府采取了谷类与豆类作物价格补贴措施,但由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出现,墨西哥农民将不得不直接面对来自高效率的美国农业的竞争。1993~2002年,至少有200万墨西哥农民被迫离开他们的土地。同时,《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也并没有给墨西哥工人带来什么好处。1975年,墨西哥人的工资是美国人的23%;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订之前的1993~1994年,这一比例为15%;截至2002年,这一比例更是缩小到了12%。”有人说是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一手打造了这一协定,参加谈判的就有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并在克林顿时代由国会通过。
其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不仅受到了乔治?W?布什的欢迎,并且被当做可以消除所有地区与全球贸易壁垒的法宝。因此,在2008年的选举年,小布什向*党控制的国会提交了一份与哥伦比亚的自由贸易协定。后来,众议院发言人南希?佩洛西将此提案搁置,引发了公众对全球化,特别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愤怒。2008年4月9日,《华盛顿邮报》报道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再次成为国家经济困难的替罪羊,因为人们指责它使就业机会外流,大大降低了工人工资。随着经济的持续恶化,失业率创造了5年内新高,人们的这一情绪日益严重。”
2008年4月22日,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与巴拉克?奥巴马在宾夕法尼亚州*党初选的一场较量中,反对自由贸易成了重中之重。自2001年以来,宾夕法尼亚州已减少了20万个工作岗位,奥巴马在面对选举人的讲话中声称,尽管克林顿总统过去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但他承诺将反对夺去了美国工人工作岗位的自由贸易。
希拉里声称她一贯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尽管她的丈夫亲自签署了这一协定。她说:“我认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没有给美国带来多少好处。”
在分析了有关事实之后,《华盛顿邮报》发现,许多知名的经济学家并不同意希拉里与奥巴马的观点。“的确,自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开始实施以来,美国的制造业岗位减少了约400万个,尽管它消除了美国、墨西哥与加拿大之间的许多贸易和投资壁垒,”梅尔森写道,“不仅越来越多的服装、玩具和电视在海外制造,而且一些高科技的军用产品也是如此。很多经济学家将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技术进步和中国制造业的强势增长,而不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克林顿: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铁杆会员(4)
这些经济学家认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总体上对美国经济起到了推进作用。尽管工厂的工作岗位数量下降,但1993~2006年,美国的制造业产量上升了58%,这意味着美国工厂用更少的工人生产出了更多的产品。出口创造了新高,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协议伙伴国家的贸易额是1994年的3倍。同时,美国总体用工数量增加了24%,平均失业率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以来也有所降低。随着美墨边境城市的兴起,农产品出口数量增加。”
“关于自由贸易协定未来日趋白热化的争论是极端错误的。”梅尔森写道。同时,他还提到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亚利桑那州参议员约翰?麦凯恩是一名自由贸易的坚定支持者。
梅尔森写道:“尽管他们都反对这些贸易协议,奥巴马与希拉里对攻击《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场合和时机却是慎之又慎。在工人深受失业困扰的宾夕法尼亚州和俄亥俄州,他们声称如果不能通过重新谈判加强劳工和环保标准,美国将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然而,他们在得克萨斯州却闭口不提此事,因为有经济学家说,得克萨斯州向墨西哥、加拿大甚至欧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出口都有所增加。有些高级*党众议员曾经说,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总统候选人应当专注于将工人纳入新经济体系。”
分析家们在回顾《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历史时指出,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影响与其他发生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实施前后的经济变化(包括其他自由贸易协议和来自于东欧、印度尤其是中国制造业的持续升温的竞争)孤立起来是不可能的。
曾在克林顿政府担任财政部长的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H?萨默斯说,他为自己曾经支持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感到自豪。他认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促进了经济发展,改善了国家安全,并缓解了美国的非法入境问题。
萨默斯说:“引起工人失业的主要原因并不是贸易,而是技术进步、发展中国家生产能力的提高以及能够促进全球一体化的科学技术。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开始实施时曾承诺将会给北美经济带来好处。支持者们认为,通过取消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国之间的关税以及放开在墨西哥的外资投资,北美民众将受益于低物价和高工资待遇。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导致非法移民的经济机制将会消失,世界最大自由贸易区带来的出口增长将为美国带来20万个新工作岗位。支持者们预计,这一协定将使墨西哥和加拿大实现从贸易逆差到贸易顺差的转变。”
批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人们认为:“14年之后,通过美国南部边境进入的非法移民数量激增。同时,美国和墨西哥工人工资停滞不前,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赤字急剧增加。由于墨西哥生产的服装被允许免税进口,数百家美国纺织工厂倒闭。许多工厂受到来自于中国的强大竞争压力。受到伤害的还有美国中西部及其他地区的制造业工人。许多人眼睁睁看着高薪职位外流,自己的工资下降。”《移民:你的国家需要他们》(Immigrants:Your Country Needs Them)一书的作者菲利普?勒格雷因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拥护者,他写道:“参议员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因其丈夫担任总统期间所取得的成绩而深受裨益。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时,她本可以出席,但她要让人们知道,这并不是她的功劳。现在,她建议‘修改’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从而使贸易‘为广大民众服务’。”
对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改变了美国经济”的说法,勒格雷因回应说:“这一点很难做到。批评家指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所能带来的经济益处被夸大了。”他说,尽管《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将现有的美加自由贸易区扩大到了墨西哥,但对美国经济的总体影响甚微。的确,自1993年以来,美国向墨西哥的出口增加了两倍,但1 610亿美元的贸易额仍只占经济总量的。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否是无数美国人失业的罪魁祸首呢?
“并不是这样。”勒格雷因写道。奥巴马声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使100万美国人失业,即便奥巴马说得对,但1993~2007年,美国的总就业人数仍增加了2 700万,达到亿。勒格雷因说,我们只能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只是使极少数美国人失去了工作。
2008年春天,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伊利,克林顿在为支持妻子希拉里竞选*党总统候选人发表演说时遇到了一位言辞激烈的反对者,他声称克林顿在1991年参加了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并暗示那次会议的讨论直接导致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产生和美国就业情况的恶化。对此,克林顿发起了反击。他回答说:“好的,我现在就给你答案。当时我正在欧洲,并且正在去往俄罗斯的路上,因此弗农?乔丹邀请我参加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乔丹是我的朋友,并且是民权运动的极力倡导者。我可以告诉你,我在场的时候并没有任何人谈到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事情。并且,我曾极力想在协定中加入劳工和环境标准,但这些他们事先都已谈判完毕。另外,我在担任总统期间曾5次强制执行《贸易法》,与布什政府相当。”
关于参加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的事情,“当时我与欧洲人讨论欧洲事务和俄罗斯前景时谈得非常愉快,但我无论如何都不会因此而牺牲美国的任何经济利益。今天的美国远远不如我担任总统期间表现出色。事实的确就是这样”。
                  现代战争的幕后推手(1)
1991年6月7日,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成员在德国巴登巴登的Badishcer酒店聚集,讨论乔治?H?W?布什在1月份作出的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1990年夏天由伊拉克*者萨达姆?侯赛因发动,目的是为了夺取对油田的控制)实施军事打击的决定。与布什史无前例的军事反应、快刀斩乱麻的作战步骤以及彻底摧毁伊拉克军队同样令彼尔德伯格俱乐部高兴的是,布什打击伊拉克的决定获得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批准。
几名发言人注意到,自从1950年朝鲜战争以来,美国军队第一次以联合国军队的身份参战。他们推测,如果美国能被说服允许其军队成为国际部队,那么“狭隘的民族主义”便有望寿终正寝 。一名参与者说:“这场波斯湾行动将这项事业提前了好几年。”
提到美军极低的伤亡率,以及美国民众急切地通过电视新闻了解最新战况,另一名发言人说,他们“像看一场国际体育赛事一样关注这场战事”。
据报道,亨利?基辛格曾在一个论坛上就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希望成立一支由联合国控制的国际军队的想法发表过意见。他说:“联合国军队必须能够在世界任何地方采取快速行动,不会因为有关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是否参战犹豫不决而受到影响。”同时,布什总统在按照《美国宪法》要求获得国会许可之前首先征求了联合国的同意,这是“美国在远离国家主义”上迈出的标志性一步。
苏联解体之后,南斯拉夫分裂为基于不同民族、宗教和历史的地区,每一个地区都争相独立。1998年2月,塞尔维亚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派军队入侵科索沃地区,这次行动造成80人死亡,针对平民的暴力引发了*,并升级为战争,最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参战。在这次战争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打的是维护和平、打击罪恶的正义旗号。1999年3月24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采取了军事行动,发动了空袭。
两个月之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在葡萄牙辛特拉举行。6月3日~6日,来自24个国家的111名代表齐聚一堂,此时正值米洛舍维奇准备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投降。尽管俱乐部仍遵循会议内容保密的惯例,但一份包含会议议题的报告复印件却流失在外,使人们得以知道这次会议就科索沃问题进行了讨论。
有与会者宣称,科索沃战争是一个胜利。有人将这场战争称为第一场“后国家主义战争”,认为这场战争使欧盟更加团结,并且基于全球价值而不是国家利益重新调整了外交政策。多数发言人则担心,这场冲突使巴尔干地区遭到了重创,并且恶化了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
一位分析人士指出:“关于科索沃战争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我们获胜,米洛舍维奇失败了。然而,虽然取得了胜利,但结果并不理想。我们以适当的理由做了正确的事情,但却采取了错误的方式,从而引发了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有没有值得我们去杀戮却不值得我们牺牲的事业?这场战争标志着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国家主权已不再是政治生活的最终目的。科索沃战争爆发正好与英国上院对皮诺切特将军的裁决发生在同一时间,其中颇有深意。同时,这场战争给‘欧洲’一词赋予了新意:就在战争爆发之前3个月,欧元启动。欧洲拒绝接受种族清洗。”
在一份匿名的关于科索沃形势的总结中,一位分析人士指出,这场战争提出了几个关于美国与俄罗斯的问题。“要保持世界第一超级大国的地位,美国愿意付出多大的牺牲?科索沃战争远远不能回答这一问题,虽然美国愿意部署其‘软实力’,但却不愿意展示其‘硬实力’……至于俄罗斯,它是在其余国家进入人道主义时代时走向了干涉主义的帝国主义。”
                  现代战争的幕后推手(2)
第二位分析人士指出:“科索沃是奥斯曼帝国长久以来的遗留问题,它始终未能建立起一个适当的政治体系。
“科索沃战争存在三个严重的问题。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使用武力代替了*,未能看到这场冲突的实质:这并不是一个权宜之计,而是一次长期的遏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通过武力方式使自己的危险最小化,但却在最大限度上使它要保护的人们受到了威胁。”
“科索沃目前已是百废待兴,”一位分析人士说,“其周边地区的稳定受到了极大威胁,塞尔维亚局势也是一触即发。如果没有塞尔维亚的帮助,我们难以平息巴尔干局势,塞尔维亚之于这一地区就如德国之于欧洲。然而,塞尔维亚领导人却被当做战犯起诉,这个国家很可能会受到社会问题的困扰。从时间上讲,我们即将进入21世纪;而从政治上讲,我们却越来越接近19世纪。”
第三位分析人士说:“科索沃战争的根源是波斯尼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人们的安全问题没有解决好。如果我们从波斯尼亚撤军,冲突还会立即重新燃起。在科索沃,西方国家使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方式在别人看来不合理:它干涉的区域不属于自己的职责范围,而且它并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支持。”
会议调解人说:“发动科索沃战争是一个错误(尽管一旦战争打响,我们就别无选择,只能取胜)。我们已将这块一心要拯救的土地搞得兵荒马乱。我们采取的一个原则是世界其他国家所不能接受的。一场以拯救为初衷的战争最终却将战争地区摧毁,这场战争便不能被称为一次外交胜利。科索沃战争与当年的越南战争可谓异曲同工,它使社会分崩离析。同时,巴尔干地区局势看上去仍然难以稳定下来。”
在一次公开讨论中,“几名与会者认为,分析人士的话有些过于悲观。一位丹麦人指出,按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标准,这次军事行动获得了很大成功,并且在公众看来有充分的合理性。抱怨其士兵阵亡数量不够多是极不正当的。一位英国政治家也认为,这一胜利值得庆祝。科索沃战争牵扯到了民族利益和人道主义。他坚持认为,很明显,盟国的一个目标就是要除掉米洛舍维奇”。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一位希腊会员警告说,这一地区将会出现人口数量下降。一位奥地利会员敦促国际社会介入难民问题。一位俄罗斯人警告说,虽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插手的初衷是好的,但这会在长时间内引起很多棘手的问题,包括引起俄罗斯的憎恨。
重建科索沃和塞尔维亚的巨大开支使许多发言人深感焦虑。一位发言人指出,70%的开支主要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并预计重建成本将令人吃惊。另一位发言人说,要使这一地区恢复稳定,必须有足够的投资,投资额也许会高达500亿美元。一位英国政治家怀疑科索沃战争之后盟国联盟是否还能团结在一起,他警告说,耗费大量的资源去解决这一地区诸多的棘手问题很难激起人们的热情。
科索沃战争是第一场后国家主义战争的观点——以及推进欧洲统一理想的观点——受到了猛烈的抨击。一位德国人认为,现在就庆祝一个新欧洲的诞生还为时太早。他说,如果科索沃战争持续下去,是否派遣地面部队作战的决定便会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产生分歧。一位加拿大人指出,如果没有美国,那么一切将形同虚设。一位俄罗斯人认为,他们看到的并不是一个世界新秩序的诞生,而更像是一个旧秩序的崩溃。
                  现代战争的幕后推手(3)
第一位分析人士反对权力政治学派。“每个人都反对大屠杀,并且认为当务之急是要阻止大屠杀的发生。诸如中国、俄罗斯及印度等国家如何才能相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新做法并不是一种新形式的殖*义呢?对外政策出现了新的动向,人们应当学会在传统的框架内审视它。”
1999年6月22日,克林顿总统在一次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讲话中说:“如果有人跟在一群无辜的市民后面,然后将他们全部杀掉,原因只是因为他们的种族或宗教信仰,那么只要力所能及,我们将会阻止他们。”这段话被一些彼尔德伯格批评家们解读为对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作为世界警察的世界政府的认可。
彼尔德伯格观察家吉姆?塔克注意到,一周之后,《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与彼尔德伯格与会者詹姆斯?霍格兰写道,克林顿向世人承诺了“一个世界新秩序”。
1999年11月4日,克林顿的国家安全顾问萨缪尔?R?博格在彼尔德伯格领导委员会会议上谈到“美国的国际计划”问题时说:“少数人的哲学认为国际支出与美国利益没有内在关系,对大多数跨国公司持怀疑态度,并认为大多数的国际努力(从支持俄罗斯的*到巴尔干地区的和平及贫穷国家的经济增长)很可能会以失败告终,并且不值得尝试。这一观点已在美国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20世纪50年代,参议员罗伯特?塔夫特向共和党的国际主义势力发起了挑战,认为我们应当尽量少依赖同盟,而更多地依赖自己的防御。我们发现,20世纪70年代,国会中的*党人投票支持将我们的军队从欧洲撤回。”
博格在一次讲话中说:“美国及其盟国仍然面临诸多危险,包括由来已久的种族冲突,也包括近年来新出现的网络恐怖主义。经济混乱与政治冲突会使我们得来不易的*时代一去不返。因此,当务之急是国际主义者应当为我们寻找一个属于大家的共同基础。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信仰已受到威胁,我们必须全力去维护它们……我们相信,只要不同民族联合起来抵御侵略、解决争端、促进*、开放市场、提高生活水平、阻止危险武器蔓延以及一起面对空前的困难,美国人民也会从中受益。”这段话被彼尔德伯格批评家们解读为对“一个世界政府”观点的支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世界政府”中将像其在科索沃那样干预国家事务。
1999年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与会人员(来源:互联网)
乌伯托?阿涅利,伊菲尔(IFIL)总裁(意大利)
阿吉雷?希尔?德别德马,西班牙参议长(西班牙)
保罗?阿莱尔,施乐公司总裁(美国)
费雷拉?德?亚马留,国会议员(葡萄牙)
安德斯?阿斯伦德,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助理(瑞典)
弗朗西斯科?平托?巴尔塞芒,里斯本大学通信科学教授(葡萄牙)
珀西?巴内维克,银瑞达集团主席(瑞典)
伊万?拜伊,参议员(美国)
弗朗哥?贝纳博,意大利*常务董事与首席执行官(意大利)
康拉德?布莱克,加拿大*董事长(加拿大)
艾瑞克?勒?布歇,《世界报》主编(法国)
查尔斯?G?伯伊德,国家安全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美国)
约翰?德?沙特兰,独立国际解除武装委员会主席
肯尼斯?克拉克,国会议员(英国)
克里斯汀?克莱门特,商业与工业联盟副主管(挪威)
                  现代战争的幕后推手(4)
波特兰?科伦博,拉法基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法国)
乔恩?科赛因,高盛公司资深合伙人(美国)
若昂?克拉维尼奥,葡萄牙基础设施、规划和领土管理部部长(葡萄牙)
乔治?A?戴维,希腊瓶装公司董事长(希腊)
克里斯托夫?多德,参议员(美国)
托马斯?E?多尼隆,美迈斯律师事务所律师(美国)
Gazi Ercel,土耳其中央银行行长(土耳其)
Sedat Ergin,土耳其《自由报》安卡拉局主管(土耳其)
马丁?S?菲尔德斯坦,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斯坦利?费舍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国际)
保罗?弗莱斯科,菲亚特公司董事长(意大利)
弗朗西斯科?克吉亚瓦兹,米兰博科尼大学经济学教授(意大利)
彼得?C?戈德索,丰业银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
唐纳德?E?格拉汉姆,《华盛顿邮报》发行人(美国)
弗兰克?德赫拉夫,国防大臣(荷兰)
Grilo Eduardo Marcal,*长(葡萄牙)
查克?海格尔,参议员(美国)
汤姆?C?海德列斯,瑞典商业银行董事长(瑞典)
Per Egil Hegge,《挪威晚报》编辑(挪威)
彼得?A?赫恩朵夫,安大略电视台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多伦多大学资深教授(加拿大)
吉姆?霍格兰,《华盛顿邮报》副主编(美国)
Westye Hoegh,礼诺航运有限公司董事长(挪威)
理查德?C?霍尔布鲁克,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美国)
简?于格赫巴埃尔,比利时银行董事长(比利时)
沃尔夫冈?伊申格尔,外交部大臣(德国)
奥特马?伊兴,欧洲中央银行执行委员会委员(国际)
弗农?E?乔丹,艾金?岗波律师事务所资深合伙人(美国)
Nilolai Kamov,国会议员(保加利亚)
苏纳?基拉克,KOC控股公司副董事长(土耳其)
亨利?基辛格,基辛格咨询公司主席(美国)
希尔马德?考珀尔,德意志银行监事会主席(德国)
Yannos Kranidiotis,希腊外交部副部长(希腊)
Marie-Josee Kr*is,哈德逊学院资深合伙人(美国)
Erkki Leekanen, FC公司(国际)
罗伊?麦克拉伦,加拿大驻英国专员(加拿大)
玛格丽特?O?麦克米兰,《国际杂志》编辑(加拿大)
彼得?曼德尔森,国会议员(英国)
杰西卡?T?马修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总裁(美国)
威廉?J?麦克多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美国)
理查德?A?麦克金,朗讯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瓦斯科?德?梅洛,Grupo Jose de Mello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葡萄牙)
热拉尔?A?梅斯特雷,苏伊士里昂水务集团副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法国)
约翰?A?米可斯维特,《经济学人》商业编辑(英国)
Ihor Mityukov,财政部长(乌克兰)
多米尼克?莫伊西,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主任(法国)
马蒂亚斯?纳斯,德国《时代周报》副主编(德国)
贝娅特丽克丝,荷兰女王(荷兰)
戴维?奥德森,冰岛总理(冰岛)
安杰伊?奥莱霍夫斯基,中欧信托公司主席(波兰)
约玛?奥利拉,诺基亚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芬兰)
Tommaso Padoa-Schiopaa,欧洲中央银行执行董事(国际)
维尔纳?A?佩格,德国《时代周报》政治记者(德国)
乔纳森?波利特,未来论坛项目主管(英国)
亚历山德罗?普罗法莫,意大利联合信贷银行首席执行官(意大利)
大卫?德?布里,De Pury Pictet Turrettini公司董事长(瑞士)
比尔?理查森,能源部长(美国)
大卫?洛克菲勒,大通银行主席(美国)
马提亚斯?罗德里格斯?因西亚,西班牙国际银行集团执行副总裁(西班牙)
毛里西奥?罗杰斯,隆德大学经济历史学副教授,迪博福利改革研究中心主任(瑞典)
艾瑞克?罗尔,瑞银华宝资深顾问(英国)
比约恩?罗森格林,瑞典工业、就业与通讯大臣(瑞典)
里卡尔多?E?S?萨尔加多,圣精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葡萄牙)
若热?桑帕约,葡萄牙总统(葡萄牙)
尼古劳?桑托斯,《快报》总编(葡萄牙)
鲁道夫?沙尔平,国防部长(德国)
埃德?舍普鲍尔,荷兰邮政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荷兰)
理查德?申茨,奥地利控管银行首席执行官兼常务董事长(奥地利)
于尔根?E?施仑普,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理事会主席(德国)
托格?赛登法登,《政治报》总编辑(丹麦)
罗伯特?B?夏皮罗,孟山都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莉莉娅?舍维特索娃,卡内基莫斯科研究中心(俄罗斯)
阿图尔?桑托斯?席尔瓦,葡萄牙投资银行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葡萄牙)
佩德罗?索尔韦斯?米拉,国会议员(西班牙)
捷尔吉?舒拉尼,匈牙利中央银行总裁(匈牙利)
马丁?J?泰勒,英国巴克莱银行前首席执行官(英国)
理查德?G?托曼,施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约翰?L?桑顿,高盛集团总裁兼联席首席执行官(美国)
德米特里?特列宁,卡内基莫斯科中心副主任(俄罗斯)
让–克洛德?特里谢,法兰西银行行长(法国)
劳拉?德?安德烈?泰森,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美国)
马蒂?万哈拉,芬兰银行董事长(芬兰)
佩恩提?瓦提亚,芬兰经济研究院常务董事(芬兰)
丹尼尔?L?瓦塞拉,诺华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瑞士)
萨诺斯?维莱米斯,雅典大学政治历史教授(希腊)
弗朗茨?弗拉里茨基,奥地利联邦总理(奥地利)
Lodewijk J. de Waal,荷兰贸易联盟主席(荷兰)
马丁?沃尔夫,《金融时报》副主编和经济评论员(英国)
詹姆斯?D?沃尔芬森,世界银行行长(国际/美国)
奥托?沃尔夫?冯?阿梅龙根,奥托?沃尔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德国)
阿德里安?D?伍德里奇,《经济学人》外事记者(英国)
Erkut Y?caoglu,土耳其工业家和商业协会主席(土耳其)
迈克尔?赞托夫斯基,外事、国防和安全委员会主席(捷克)
诺尔伯特?齐默曼,百得福公司董事长(奥地利)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新千年蓝图(1)
2001年3月24日,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第47次会议在瑞典哥德堡市郊的斯泰农松德酒店举行。令人感到惊讶的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再次出席会议。
丹尼斯?希利告诉撒切尔,接到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邀请就意味着她要在会上发表讲话。撒切尔作出了承诺。此时,撒切尔已经成为女男爵,并被人尊称为撒切尔夫人。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开始之前3天,英国开始了一场由工党首相托尼?布莱尔发起的选举。撒切尔夫人在普利茅斯对英国工党讲话时说:“此次选举,也是当前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事情是决定英国是否应当保持自由和独立,或者说英国是否要融入欧洲联盟。我们没有折中的办法,没有第三种方式,也没有第二次机会。许多国家已经向布鲁塞尔的欧盟权贵们投怀送抱了。我们必须阻止他们。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将英镑保留下去。一个国家放弃了发行独立货币的机会就意味着它放弃了管理自己国家的权力。这样的国家不会再有自由,也不会再有*,因为它们的国民已无法通过国家选举来决定自己的未来。放弃英镑,放弃自我管理的权力,就意味着对祖先浴血奋战得来的祖国的背叛。对于美国,欧洲也欠它一个自由。”
这番讲话被那些反对她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人士称为“撒切尔的复仇”。同时,该讲话对托利党领袖威廉?黑格向工党首相托尼?布莱尔作出的在预定于6月7日举行的大选中不谈欧元的保证,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作为对这次讲话的回应,托尼?布莱尔也发表了讲话,支持欧元取代英镑以及英国与其他欧盟国家“共享主权”,并认为这是一种“爱国义举”。
托利党领袖黑格说,“英国人越来越多的权利被出卖给了欧盟”。对此,工党领袖们称其为“杞人忧天”。
与撒切尔讲话同样令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感到震惊的是,意大利的一场选举使保守派联盟首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执掌了政府大权。贝卢斯科尼被《华盛顿邮报》称为“新生欧元货币最大的敌人”。20世纪60年代,贝卢斯科尼靠房地产发家,然后成立了商业电视网,从而成为一名传媒大亨,其业务范围覆盖电视、广告、电影和出版业。“进入政界之后,他极力宣扬市场经济。1994年,他成立了意大利力量党。通过对其他党派*事实的抨击及频繁与公众接触,贝卢斯科尼逐渐成为意大利的风云人物。在1994年议会选举中,贝卢斯科尼的三方右翼联盟获得多数选票,使他当选总理。然而,当年年底他的联盟解散,贝卢斯科尼辞职。”1997年和1998年,他被告发实施经济犯罪,但后来被驳回。2001年,贝卢斯科尼再次当选总理,并成立了一个右翼联盟,向民众承诺提供新的就业岗位,提高养老金,实施公共项目和打击犯罪。同时,他还承诺大幅度减税,这一点被彼尔德伯格俱乐部视为对欧元政策实施的阻碍。有人认为他的“反移民观点”是对欧盟国家公民自由出入各国边境理念的公开挑战。
路透社记者彼得?斯塔克指出,2001年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议程有可能包括欧盟扩张、欧盟的军事地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未来及俄罗斯与中国的发展等。他写道,当地的《哥德堡邮报》刊登了一幅“酒店周围架设一道900米长的篱笆”的照片。他还写道,反全球化示威者将进行抗议活动,“当地警察将这一事件看做将于6月中旬在哥德堡举行的欧盟峰会之前的一次演习”。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新千年蓝图(2)
注意到瑞典人对豪华酒店内的神秘安排颇有兴趣,“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员、瑞典北欧斯安银行(SEB)董事长、业务范围遍及瑞典各大行业的瓦伦博格家族首领雅各布?瓦伦博格却说这个俱乐部并不重要”。他在接受《每日新闻》日报采访时说:“这只是决策者们每年开的众多会议中的一次。”在瑞典电视台第四频道的一档关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采访节目中,瑞典《*报》总编格兰?格莱德说:“尽管在俱乐部会议上并没有正式作出决定,但这个俱乐部与其他俱乐部一起致力于塑造我们现有的资本主义,并且将世界各界精英聚集到了一起。”哥德堡大学政治科学教授乌尔夫?比杰雷尔德承认,“保密性的确值得关注”,但他又解释说,这实际上就是“实权人物闭门讨论政治热点问题”。
由于2000年的总统选举将乔治?W?布什推向了白宫,因此5月26日,康涅狄格州*党参议员克里斯托弗?多德和报业大亨康拉德?布莱克就“美国新政府”进行了一场长达90分钟的讨论。布什推进自由贸易的做法获得了好评,但他们对布什拒绝《京都议定书》中关于控制“全球变暖”的做法深感失望。他们相信,布什总统将会“被迫支持有关全球变暖的协议”。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理查德?珀尔主持了一次关于“欧洲安全防卫形势与泛大西洋安全”的讨论。1941年,珀尔出生于纽约。1964年,他毕业于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获得英语学士学位。他曾赴哥本哈根参加一个丹麦的国际研究项目。1967年,他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科学硕士学位。1987年,他加入美国企业研究所,负责“未来防御”项目,并担任国防政策委员会委员,后于2001年担任委员会主席。珀尔是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的常客,与康拉德?布莱克有着密切的商业关系,后者拥有的霍林格国际公司曾在加拿大、美国、英国、以色列和澳大利亚拥有400多家日报和周报,包括伦敦的《每日电讯报》、《芝加哥太阳时报》、《悉尼晨锋报》和《耶路撒冷邮报》。自1994年6月起,珀尔担任霍林格公司的董事和霍林格数码(霍林格的媒体与投资部门)的联席主席,还担任过《耶路撒冷邮报》的董事。有人说,他认为如果需要,应当通过美国军队推翻伊拉克*者萨达姆?侯赛因的统治,实现伊拉克的“政权更替”。
星期六,会员们在艾瑞克号游轮上吃过午饭之后,大会继续进行。亨利?基辛格主持讨论“中国的崛起对亚洲及世界的影响”。会议强调“开放中国市场”及促进中国加入WTO的重要性。5月27日会议闭幕的那一天,大会就政府对食品质量应采取的措施进行了讨论,由奥地利驻欧盟代表弗朗兹?费舍尔主持。大会一致认为,应当成立一个联合国机构确保全球人民都能吃上健康食品。
与会者各自回国之后,“一名内部人士”向《聚光灯》记者吉姆?塔克透露:“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确有些过分了,他们现在认为,欧盟已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原来的国家概念已经过时。”
诞生于冷战时期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亲眼见证了约瑟夫?瑞廷格欧洲联盟的梦想几乎实现。而在2002年俱乐部开会时,它却遇到了困难:欧洲统一面临威胁,西方社会几千年的历史和2 000年的基督文明受到了挑战。恐怖主义分子摧毁纽约世贸中心并重创五角大楼,夺去近3 000名美国人的生命之后7个月,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于5月30日至6月3日在弗吉尼亚州尚蒂伊郊外的万豪酒店举行。当时,美国军队已与阿富汗开战,目标是废除塔利班政府,彻底消灭本?拉登的恐怖主义“基地”组织。2001年9月11日对纽约世贸双子座的袭击就是“基地”组织策划的,劫机恐怖分子也是在这里接受训练的。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新千年蓝图(3)
2002年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的官方新闻稿说,会议将讨论恐怖主义、贸易、后危机时代的重建、中东、国民自由、美国外交政策、“极右”、世界经济和公司管理问题。
2003年5月中旬,俱乐部会议在法国凡尔赛特里亚农宫酒店举行,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致欢迎辞。按照惯例,酒店不向公众开放,所有非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与会人员的客人都必须结账离开。酒店工作人员也被临时遣散。留下的工作人员被告知严守有关会议的秘密,否则将被辞退。保安人员聚集在了酒店四周。
根据《亚洲时报》记者佩佩?埃斯科巴的报道,由于以中东为中心的全球新危机已取代了冷战危机,因此美国与欧洲与会者之间惯常的亲密关系受到了威胁。埃斯科巴援引“一个与凡尔赛有关的伦敦银行”的消息写道,美国和欧洲“并未能完全在美国侵占伊拉克问题及以色列总理阿里埃勒?沙龙对巴勒斯坦的强硬派路线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
文章继续写道:“美国的帝国历险通常会在彼尔德伯格俱乐部里进行操练。自2002年弗吉尼亚尚蒂伊彼尔德伯格会议以来,欧洲精英们便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根据那些了解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人士的说法,欧洲精英们怀疑,美国不需要甚至不希望伊拉克拥有一个稳定合法的政府。如果是这样,美国没有理由留在伊拉克。欧洲精英们发现,美国长期驻兵,从而将石油大权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
同时,俱乐部还努力就欧盟军队完全独立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必要性达成了一致。一些欧洲人建议建立一支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控制下的单独的军队,而美国人认为,一支单独的欧洲军队将取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因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已不限于欧洲的防御而走得更远,不管是否通过联合国安理会。
有彼尔德伯格观察家认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最终将会转变成为一支联合国的军事力量,但是会以一种瞒过美国人的方式,因为美国人对联合国心存芥蒂。在此,必须使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彼尔德伯格俱乐部认为,美国公众早已“喜欢上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但多数美国人对联合国却持不信任和蔑视态度。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美国人可允许外国司令指挥美国军队。实际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成为联合国的执行部队,从而在本质上成为世界政府的警察机构。这也是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最终目的。
尽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创立的初衷是借用美国的军事力量使西欧免于苏联的进攻,但冷战结束之后,它在科索沃战争中却扮演了干预的角色。哈维尔?索拉纳在《外交》杂志上写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科索沃采取的行动在大西洋联盟历史上开了先例。一个防御性的联盟为了避免人道主义灾难而发起了军事战争,这是第一次;主权国家联盟不是为了争疆夺土,而是为了保护联盟建立的价值,这也是第一次。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已逐渐将触角伸出了欧洲,向阿富汗派驻5 200名军人协助巴基斯坦政府“行使其权力并在全国形成控制力,为稳定和重建创造条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亚普?德霍普?斯海费说:“这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执行的最具挑战性的任务之一,对维护国际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份刊物指出,联盟的目的是为了“帮助阿富汗在经历几十年的战乱与贫穷之后创造令他们满意的条件,成立政府以及实现和平与安全自治”。有人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这些贡献称为“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未来使命的合法性测试”。
美国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大使维多利亚?努兰德称:“如果我们不能解决阿富汗的问题,那么我们将一事无成。”
美国专栏作家约翰?F?麦克马纳斯写道:“阿富汗与北大西洋地区相隔万里之遥,而美国及其他盟国在阿富汗的军队却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名义行动。由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附属于联合国,因此这一权力的移交也将我们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转移到了联合国的指挥之下。”
2005年2月13日,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美国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说:“在冷战之后的世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及其他多国部队能够并且应当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再次看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联合国的一支军事力量。
1993年12月,《洛杉矶时报》提出疑问:“美国应当按照联合国的要求使用武力,还是应当抛开联合国,基于我们自身的国家利益使用武力?”59%的人认为,美国应当仅在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使用武力,31%的人认为美国可以为维护国家利益而使用武力。1992年12月,《新闻周刊》的一份民意测验表明,87%的人认为“美国仅应当在统一的联合国军事行动中动用自己的武力”。
据说,1992年5月21日,在法国的依云小镇,亨利?基辛格在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上说:“今天,如果联合国军队进入洛杉矶维持秩序,那么美国人一定会出离愤怒,但明天他们就会感激涕零。如果他们知道我们的生存受到了外界的威胁,那么我们就会经历这样一个从愤怒到感激的过程。人们所担心的是未知因素。只要世界政府能够保证我们的生计,个人的权利可以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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