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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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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 一部资本市场的沉浮录
作者: [美]亨利•克鲁斯
 
内容简介 
 
“次贷危机”本是美国的一场金融风暴,但它席卷了全球,让全世界人民替贪婪的华尔街巨头买单,因为华尔街不仅仅是金融中心,还深刻影响着整个世界。华尔街能有今天的影响力,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在100多年前的华尔街就已经埋下了掌控全球经济的种子。
  亨利·克卢斯所著的《华尔街回忆录》描述的就是华尔街如何随着美国经济的崛起而逐渐扩大自己的影响,在这本书中,克卢斯以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为我们展现了1857年到1907年这50年间的金融博弈。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华尔街是一步步从金融领域发展壮大,又是如何影响政府的,克卢斯本人的经历就是个绝佳的例子。
  1857年大恐慌之后,亨利·克卢斯从纺织业转入华尔街,这一点和那个时代的很多巨头类似,他们多是从传统制造业转入金融行业的。为了和华尔街上那些根深蒂固的金融家竞争,克卢斯狠下决心,把佣金标准降低了一半,由此吸引来众多顾... (展开全部)    
 
作者简介 
 
 
 由华尔街传奇人物亨利·克卢斯亲笔写成,讲述华尔街传奇历史和金融内幕的巅峰之作《华尔街回忆录》近日登陆书市,它是央视大型纪录片《华尔街》的创作原型,也是唯一一部自传体华尔街金融史。本书由《商业周刊》和巴菲特一致推荐,势必引发又一轮华尔街热潮。
  《华尔街回忆录》作者凭借在华尔街多年的阅历和对金融行业的了解,倾尽心血写成了这部金融巨作。讲述了从1857年到1907年间发生在华尔街的历次金融风暴的内幕,并把与他同时代的金融巨头——范德比尔特、杰伊·古尔德、丹尼尔·德鲁等人最真实的一面呈献给读者。在金钱与权力的诱惑下,在华尔街这条举世闻名的街道上,这些金融家共同构建了近代美国金融史的传奇篇章。
  虽然本书是一部严谨客观叙述华尔街历史的著作,但从书中可以看到美国现代金融的崛起与演变、金融家只手遮天的操纵手段、瞬间聚集或毁灭巨额财富的传奇、如同战场一般的金融搏杀……克卢斯大胆地披露了华尔街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被称为“100年来华尔街最直言不讳的人之一”。
  该书在美国再版数十次,100年来畅销不衰,并获得了读者高度的认可。
  克卢斯认为,任何人都要研究历史和市场。因为人性是永恒的,所以100年前华尔街上发生的故事今天仍在重复,昨天美国金融市场上演绎的戏剧明天就会在中国上演。华尔街是美国经济的晴雨表,金融是世界经济的晴雨表。中国要想发展为经济强国,金融产业必须加速进步,向华尔街学习经验,更要吸取他们的教训,这是必须经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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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华尔街的初次登场(1)
这场金融恐慌的爆发将年轻的美国推到了投机、商贸和其他实业的最前沿,也给贸易和工业的各项部门带来了实质意义上的推动力量,美国从这种推动力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1857年大恐慌之后,我对命运押了一宝,开始了自己在华尔街的冒险。那次大恐慌就是通常所称的“西方暴风雪”。这个称号的得来是因为其破坏性巨大,引发后果严重,恶劣影响远远超过了以往席卷华尔街的任何一次金融风暴。俄亥俄州人保与信托公司(Ohio Life and Trust Company)成了这场金融风暴的第一个遭殃者,由于这家公司的业务涉及众多领域,它的破产在当时成了焦点新闻。
这家公司在华尔街设立了一个营业处。在宣布破产倒闭后,这家公司的业务已经彻底瘫痪。该公司的倒闭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许多曾经在多次普通金融冲击下安然无恙的大公司没能抵御住这次金融风暴,相继宣告破产。
造成这次金融大恐慌的原因有很多,例如进口了过多外国商品以及迅速发展的铁路建设,这些建设资金过度依赖借贷资本。此外,1857年的农作物收成很不好,国家却已经没有力量支付农作物进口的费用,国内硬通货随之大规模流向国外;这一年10月,纽约市银行暂停了黄金支付,然后全国各地的银行竞相效仿;之前银行信用在全国扩张的速度过快,因而现在不得不开始收缩,过快的收缩导致一场金融灾难像龙卷风一样疯狂肆虐到全国各地。
这场金融风暴前,证券交易经过了10年令人瞩目的发展,证券交易的数量和价值都增长迅速。交易所的成员们具有鲜明的早期荷兰籍纽约人的特性,富裕而又保守,部分成员来自美国南方,还有一小部分则来自英国或其他国家。
证券交易所的大多数资产在这场金融灾难中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仅仅几天时间,证券价格就暴跌了50%,经纪人委员会(Broad of Brokers)有很多经纪人被迫陷入清算。这次金融危机带来的震撼效应如此明显,以致局势一片动荡。
随后恢复和重建工作终于开始,人们逐渐恢复了信心。年轻的金融从业者们发挥了巨大的复原能力,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投入到复苏业务的工作中。经过这一次金融动荡,很多曾经的保守力量土崩瓦解,无力东山再起。更鲜活、更优秀的资源取代了这些如枯木败叶般的保守力量,年轻血液的注入让金融体系焕发了新的生机,银行的重建工作在12月份完成了。
华尔街的运营方式因这次恐慌和其直接影响而进行了一场彻底性革命。在此之前,金融、投机和商业领域都由保守的旧势力占据主导地位,而这次危机终于为华尔街守旧势力敲响了丧钟。保守的顽固派被取代,黯然退出历史舞台;年轻的金融家们开始登场,取代了过去的守旧势力成为新领导者。
这次金融革命是达尔文法则——适者生存的最佳证明,它证明了金融界同样遵循自然选择的法则,新势力取代守旧派,这是必然的结果。
以前大家普遍认为从事金融业的人必须是年龄很大的人,甚至是龙钟老朽。这种偏见从旧时一直传续下来,就像神授的旨意一样,尤其是在学术界内更是如此。就像是医生,只有熬到满头白发、秃顶和满脸皱纹,才能证明他从事这项职业已经足够长久,具有丰富的经验,似乎只有这才能证明他的医术高超。同样的标准也存在于律师界和神职人员当中。
                  我在华尔街的初次登场(2)
在古老的欧洲君主制环境下,这些偏见在旧时的国家政府特色中进一步滋生,直到今天这些偏见仍然广泛存在。这些过时的偏见拥有顽强的生命力,在1857年的金融大恐慌之前,它们一直是华尔街的主流意见,守旧势力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繁衍,遏制新生势力的发展。
到了现在,守旧势力逐渐衰微,新的力量逐渐发展壮大。
如果新生力量在华尔街没有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就不可能获得发展。华尔街的守旧势力竭力要延续其破坏力,其顽强的生命力很难被一下子摧毁,正如那句谚语所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证券交易所的守旧势力认为,那些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想要进入这个地方,就是在侵犯这些老人们的传统权威。在那个时代,年轻人如果没有位高权重的资金赞助扶持,想要获得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成员资格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些守旧的老家伙紧紧勾结在一起,构建了一个密不透风的同盟,想尽一切办法遏制年轻力量。他们严守着自己的势力范围,在面对任何想要跻身其中的年轻人时都寸土不让。
就因为这个原因,我也和其他很多年轻人一样被排挤在外,只能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大门外徘徊,很多年都无法进入这个领域。就在这个时候我忽然灵光一闪,想到一个可以挤进华尔街的方法。当时我正在从事纺织品进口贸易,我就是从这个行业里得到了最初的锻炼。我相信凭借着不懈的努力、改变自己的经营策略,以及迂回多变的战术,最终进入证券交易所并非只是白日梦。
虽然我多次尝试进入交易所,不过还是以失败告终。最终,我决定采用强硬手段。我立刻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广告,提出代理股票买入和卖出都只收取%的佣金。当时股票代理的佣金是%,买进和卖出都要收取佣金。
我的做法无异于在顽固的保守分子中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他们都震惊了。后来他们的客户源源不断地转移到我这里,而他们面对的只能是客户流失。最终他们只能接纳我进入他们的圈子,但交换条件是我不能再这样做,而必须按照他们习惯的规则和方式进行交易。我总共只花了500美元就进入了交易所,这其中还包括入会费及其他零碎费用。当时一个交易所会员席位的普通费用是35 000美元,而我所付出的费用只是它的1/70。除了入会的费用差别巨大,华尔街事务的其他领域也都发生了同样巨大的变化。当时的老会员中包括雅各布·利特①(Jacob Little)、约翰·沃德(John Ward)、大卫·克拉克森(D*id Clarkson)等人,今天依然可以从证券交易所的档案中找到他们的名字。
当时证券交易所的会员拥有一种特权,会员可以在叫股时收听结果,如果你还搞不懂这种特权的重要性,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加以证明:其他的投机者们常常每周要付100美元,或者支付10倍于会员费的价格,才能在叫股期间把耳朵贴在锁洞上偷听。
尽管此次大恐慌引发的萧条十分严重,在全国范围内带来的影响持久而巨大,也动摇了公众的信心,但另一方面来说,它也带来了一个巨大成果,因为它是新的金融和投机时代到来的标志。正是经历了这场恐慌的涤荡,华尔街才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年轻力量借此登上了华尔街的舞台。如果没有这场突然甚至可以说迅雷不及掩耳的震荡带来的觉醒,那么新生力量很可能还需要潜伏更长的时间。这场金融恐慌的爆发将年轻的美国推到了投机、商贸和其他实业的最前沿,也给贸易和工业的各项部门带来了实质意义上的推动力量,美国从这种推动力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我在华尔街的初次登场(3)
从这场前所未有的重大商业变革的剧痛中诞生出来的新生力量,自从产生以来,便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在各国不断发展壮大。很快,原来的地下室已经容不下纽约证券交易所,一栋大楼成为了它的新总部。证券交易所管理委员会对这个举措满怀期待。我难以想象那些我初到华尔街时遇到的前辈,他们将会多么惊叹于这不可思议的变化啊!
华尔街的这支新生力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与其他国家类似的阶段相比,他们的进步都更加出类拔萃,这是华尔街历史上的非凡时期。只有在美国的共和制度造就的自由体制下,这股年轻的力量才能在金融领域中取得如此独领*的地位。尽管偶尔有一些“异端分子”试图拖后腿,但这股新生力量还是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其他国家开始急不可待地紧随其后,纷纷效仿。
纽约证券交易所这时候还位于威廉大街,在比沃大街和交易大厅(Exchange Place)之间。这个地方让人联想到多次重大的投机活动,雅各布·利特就是在这里先赚后赔了巨额财富。安东尼·摩斯(Anthony Morse)这位“闪电计算器”也是在这里展露了他惊人的才华,在普通会计人员只能计算一列数字的时间内,他就可以轻易地完成四列数字的计算。他最初只是一名小职员,靠自己微薄的收入攒下了700美元后开始从事股票买卖的活动。摩斯当时的投机事业非常具有传奇色彩,比后来的肯尼(Keene)还要传奇。摩斯在一年内就赚取了700万美元,但很快又闪电般地破产了。尽管他失败了,但他的失败与臭名昭著的费迪南德·沃德(Ferdinand Ward)式的欺诈不同,他依然赢得了尊敬。
那时朝气蓬勃的投机者可以说还是很纯朴的,还没有学会现在流行的那些欺诈方法。可也就在那时,丹尼尔·德鲁(Daniel Drew)慢慢积累了百万的财产,后来却又变得一文不名;岩岛( Rock Island)垄断案、普拉瑞·杜·希恩(Prairie du Chien)垄断案以及哈莱姆(Harlem)垄断案①被人策划出来。社会财富在这里迅速累积,原本是一片荒原的西部建起了2 000英里②长的铁路,几百万亩的土地摆脱了不毛之地的恶名迅速发展起来,也以令人瞠目结舌的事实打破了鲍德利(Powderly)先生“投机不能产生物质类产品”的看法;农村剧增了大量房地产资源,商业和贸易领域也随之收获了不可胜数的价值。这些富饶的土壤为东部各州的拓荒者和富裕家庭提供了舒适的家园,也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穷苦大众来此淘金。
雅各布·利特最先为企业期权设定60天的还款期限。他原本只是为了操控市场才制定了这一规则,然而这一事件在投机史上却具有划时代意义。在德鲁对伊利资产和股票进行交易的早期,雅各布·利特是伊利铁路③股票最重要的早期投机者之一,他一直以卖方期权的远期合同形式大规模出售伊利股票,还款期限为6~12个月。在“垄断”的早期,科学管理股票交易的方法还没有完全确立,“盲资公司”①(blind pools)的形式也没有成型,这种远期合同的形式盛行一时。
伊利公司董事会的主要成员为了逼迫雅各布·利特平仓,也为了拉升伊利股票的价格,组建了一家盲资公司。他们以为利特不会发觉他们的企图,这个“阴谋”已经筹划完备,他们计划着在某一天下午2点发起攻击,那时利特毫无准备,势必会一蹶不振。然而,就在这个小集团准备发动歼灭战的前一小时,利特来到伊利股票的交易处,打开一个袋子,里面装满了可兑换债券。利特要求把债券兑换成等值的股票。原来,利特早就在伦敦购买了这些债券以备不时之需,之前只是一直把它们锁在保险柜里。在这样的紧急情况下,他用这些债券换到了股票,顺利交割了合同。他击破了这个小集团的阴谋,成功地化险为夷。
60天还款期限的规则在这一事件后开始广泛实行,以阻止类似的空头操作得逞。
后面的章节还会继续提到,雅各布·利特这种可兑换债券的策略一直被后来的伊利投机者们利用,实践证明了这种策略在特定的时机下可以攫取几百万美元的利润。
雅各布·利特性格慷慨,尤其是对那些运气不佳的投机者们。他曾经很自豪地说,如果把他免除的董事会会员的票据收集起来,足够他盖一座私人办公室。利特的记忆力同样非常惊人,他能轻松地记住一天内进行的所有交易,不需要任何书面记录,并且能做到没有丝毫误差。
利特和德鲁一样,并不在意穿着打扮,他总是戴着一顶农夫帽,显得很寒酸。但是,外表的土气并不影响他的杰出,他是那个时代投机者中唯一一个会预测投机风险的人物。
                  华尔街的赚钱之道(1)
普通人,尤其是华尔街以外的那些人常常会问一个问题:“我怎样才能在华尔街赚到钱?”有一次,老迈耶·罗思柴尔德针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非常简练而精辟的答案:“低买高卖。”
在华尔街,大部分人在成为行将就木的老朽时才掌握充足的经验。随着时间的流逝,熬到了这样的时候,华尔街上那些经验丰富的老手们大多时候都处于半退休状态,他们只在发生恐慌(有时候不到一年就会出现一次恐慌)的时期才现身。这些拄着拐杖,看上去颤颤巍巍的老头儿个个都经验丰富,这时候开始频繁出入他们经纪人的办公地点。
然后,他们为了自己看好的股票,不惜用尽手上的资金,这些资金就是为这样的非常时期准备的。等他们攒够了现金购买股票时,通常都能“大赚一笔”。他们退出后,金融恐慌就会慢慢停息。那些经验丰富的老头儿拥有惊人的直觉判断力,他们可以预期这种必将出现、而且往往是定期出现的金融恐慌。他们都明白这一点,所以会用赚来的钱购买有升值趋势的不动产做永久性投资,剩余的利润都被存入银行,这些可以随时被取出的现金是下一个赚钱机会到来时的资金。但在风平浪静的这段期间内,他们躲在自己的豪宅中享受天伦之乐,度过一段平静的生活。
年轻投机者们只要耐心观察这些经验丰富且能未卜先知的老者何时从自己的安乐窝里走出来,周期性地走入华尔街,就能够把握投机的时机,利用老者提供的信号在特殊时期大赚一笔。和常年在证券交易所里透露“小道消息”的职业“消息人”相比,跟随老投机者们可以获得更多利润。华尔街上那些只会纸上谈兵的骗子们每个都装作自己和操盘、庄家们的交情深得不得了,或者说他们在那些还未成立的联合坐庄组织中位居重要地位。但年轻投机者们发现,其实根本没必要亦步亦趋地讨好这些骗子就能赚到大把钞票。所以我会对这些年轻的投机者们提个建议:那些老投机者们在华尔街上的每次出现都是一种预兆。每当恐慌即将来临,他们肯定会蹑手蹑脚地现身,就像蜘蛛一定会在下雨前悄无声息地爬下蜘蛛网一样。你只需准备好相应的资金,跟着他们买进,然后就可以期待获得收益了。绝对不要去那种所谓的“投机商号”(19世纪与期货交易狼狈为奸的投机商号声名十分狼藉。它只不过是个赌场,可以使路边的一个普通人只要花几美元就可以投机股票或期货),也不要去“样品间”,交易的时候你只要到代尔莫尼克(Delmonico)吃一顿简单的午餐,就能轻松收获利润可观的投机收益。
年轻的投机者们如果跟在那些所谓的大操盘手们后面亦步亦趋,几乎大量亏损就是注定的结果,有时甚至会导致灾难性后果。这样的投机者们有一个共同的毛病,他们都盲目地相信他人,没有自己的主见,他们以为别人会替他们设想周全,但那是不可能的。而且他们这个样子不可能培养出独立思考的品质,而这种品质正是做任何生意都必需的。
普通人,尤其是华尔街以外的那些人常常会问一个问题:“我怎样才能在华尔街赚到钱?”有一次,老迈耶·罗思柴尔德①(Meyer Rothschild)针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非常简练而精辟的答案:“低买高卖。”
                  华尔街的赚钱之道(2)
按照这种方法进行操作的人,一般都可以取得成功。在我印象中,将近30年以来,华尔街每年都会经历两三次金融风暴,仅有一年是个例外。金融风暴期间,可以用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买进股票,不过等几天,金融波动的影响就会消散,正值恐慌时买进低价股票的幸运投机者接下来就可以获得相当于投资额5%~10%的利润。
从这个角度看,赚钱仅仅是个简单的数学问题,只要看准这一年里会出现几次金融波动就可以了。
如果在合适的时机进行投机——也就是所谓的“恰逢其时的投机”——并且接下来的每次投机都很走运,就像那些能有效利用自己的判断力的人一样,赚钱其实不是难事,而且这样的时机很常见,投机者年均可能满载50%的净收益而归。
从这种方法中可以看出,有钱人是怎样变得更有钱,而穷人是如何越来越穷的。
有时华尔街人在穷途末路之时,命运往往会出现峰回路转的巨大转机,就像是上天注定的机缘一样一夜暴富。
1885年的夏天,我自己就经历了这样的奇特机缘。
有一个人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把自己的几千美元亏损到了几百美元。有一天,这个非常失落的人突然来到我的办公室。
“我读了您7月3日来的信,”他说,“我本来是打算按照您的建议去做的,可是后来我又读到了城市报上由一位非常有能力的作者写的一篇文章,就没有按照原来的想法去做。这位作者和当时的很多人一样,受到了熊市疯狂情绪的影响,最近我听说他和我一样濒临破产了。”
“我几乎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他接着说,“现在我的全部身家只剩几百美元,我想把它们交给您全权处理。今年夏天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要去乡村里待着。尽管我不抱多大希望,但还是会把地址留给您,如果有什么好消息的话,希望您能告诉我。有些话不必说,如果最后真的血本无归,您也不用再向我要更多保证金,因为这是我全部的资产了。”他的语气几近绝望。
他走出去的时候垂头丧气,后来的几个月内我都没有再见过他。他全权交给我使用的那一小笔钱,我按照自己的判断力做了投资。结果相当好,他账户里的资金开始增加了。按照我们事先达成的协议,我把这些好消息及时通知了他,但是在那几个月里我都没有收到他本人的任何回复。
有一天,一位绅士走进我的办公室,跟我说了很多感谢的话。他的面色红润、仪表堂堂,我没有认出他是谁。
我感到很奇怪,便问:“对不起,我对您好像并没有什么印象,我们认识吗?”
“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他说,“几个月前的夏天我们曾在这里见过面,就是在我去乡下之前,我跟您诉苦我的投机经历多么悲惨。现在您想起来了吧?”
“您就是那位绝望地去乡下的先生?”和几个月前相比,他简直判若两人,我很惊讶。
“没错,就是我。”他回答道,“我今天是专程来感谢您的,我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模样,多亏您当时的帮助。我的那一点钱放在您这里,经过您的管理,现在我已经赚了钱,可以舒舒服服地安定下来了。”
这个例子里的人因为听从了我的建议,轻轻松松就赚到了钱。
另外有些人也曾听到非常诚恳的忠告,但因为拒绝接受,最终还是赔了钱。
有钱人有时候会变得偏执、恐惧,任何劝告他们都听不进去,甚至刚愎自用得一塌糊涂,因为他们偏执地相信那些疯狂流传的小道消息。
                  华尔街的赚钱之道(3)
再举一个例子,有个客户委托我不论价格,无论如何都要买进1 000股的伊利股票,我帮他买进的时候股票价格是94美元,但刚刚买进,股票价格就开始下跌。
我的客户很快就后悔了,他让我赶快抛售这些股票,卖出时的价格是美元。
半个小时之后他第二次过来,又告诉我要买进同样的股票,也不用管价格。这次买进的价格是95美元。
后来,他和几个朋友商量了一会儿,又让我卖出伊利股票,卖出的价格是90美元。
如此反复了几次。不久,他第五次找到我,说:“开始时第一个人让我买进,后来另一个人让我卖出。我不懂他们说的那些名词,只知道一种情况被称为‘牛’,另一种被称为‘熊’。但是现在,我觉得自己是一头‘驴’(傻瓜)。”
这个案例很好地描述了华尔街上的普通投机者很容易受到操纵和干扰。其实,只要投资者能够接受一点忠告,耐心等待时机,完全可以避免这样的损失。投机者千万不要轻率地相信那些大骗子们“一夜暴富”的谣言。只有学会理性和坚定,才能发现华尔街的赚钱之道。
我在其他章节中也指出过,投机是一门技术性很强的专业投资,而不是你只要有钱,就能够从投机中赚钱的赌博。但人们普遍相信有钱人都可以参与投机。对普通人而言,如果没有接受过专门训练就尝试投机,很可能会血本无归,就像有些人因巨额债务被送上法庭时自辩道——盲目只能害人害己。
“投机不需要专业知识”这种普遍的错误认识,使华尔街上很多原本很聪明的人都落了个倾家荡产、声名扫地的下场,但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人迷信这种错误认识,它的欺骗性仍然存在。
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人想要得到法律上的帮助,最好找一位声誉良好、并有可靠才能的律师,任何一个具有常识的人都不可能把法律事务交给一个门外汉,即便那个人口口声声说自己和小艾伦·范德皮艾尔(Aaron J. Vanderpoel)、罗斯科·科克林(Roscoe Conkling)、威廉·M. 伊瓦尔斯(Win. M. Evarts)交情不浅;也没有人会相信那些声称可以获取案件“内幕”的人。真正的投机者都嘲笑那些相信旁门左道的人,认为他们应该送到神经病医院检查一下他是否神智健全。但是在华尔街上,每天都有人装腔作势冒充投机天才,还被一群头脑发昏的人追捧为聪明人。
如果有投机者因为听信那些人的建议而损失惨重,那么他们没有理由责怪证券交易所的职业经纪人。这和我前面提到的例子一样,如果你相信了那些冒充律师界精英、其实不负责的骗子,那么败诉之后自然不能责怪律师。
华尔街的专业意见和法律诉讼是一样的,想要获得专业服务就要付钱。不要吝惜这些用在专业服务上的钱,从长远的收益来看,它的花销远远小于那些廉价的“小道消息”。这些小道消息在华尔街上泛滥,就像瓦伦布罗萨①秋天的落叶一样多,他们只能骗取那些单纯的投机者把自己的资金投到那些注定会失败的投机活动中。
所以,对那些希望在华尔街赚钱的投机者,我给出的建议是:不要理睬那些自称能够获得“内幕消息”的骗子,不要相信那些“投机商号”;如果你真的需要购买“意见”,就去找那些声名可靠的公司,那里的人在金融领域有足够的渠道获取正确的资讯,他们才是为客户赚钱的正确人选。
在华尔街找到这样可靠的人和公司并不困难,你只要经常看看报纸,或者找一个送信的孩子打听打听就可以了。
                  投机为何亏损(1)
信息——这个简单的因素确实可以成为使投机者陷入危险境地的罪魁祸首。投机失败最重要的两条原因:做出投机决定时掌握的信息不充分;信息错误。还有一些人尽管掌握了正确的信息,却不能恰当利用,这样也会导致投机失败。
长期以来,总有些投机者的操作导致亏损大于收益。因此我觉得有必要总结一下自己从实践中探寻出的投机失败的原因。虽然只是一家之言,但至少不是信口胡说。
毫无疑问,有很多进入投机行业的人实际上并不适合这一行业,因为这一行有很大的风险,而且需要面对很多狡猾而又老谋深算的竞争者。与老投机者相比,普通投机者总是太无知或聪明反被聪明误;有人胆小如鼠,有人胆大妄为;有人盲目悲观,有人盲目乐观;有人太迟钝,有人太冒进;有人太不自信,有人太过自负;有人过于轻信,有人又太多疑。这些都是一个人性格上的缺陷,投机的巨大损失往往就在于这些缺陷。但是,如果你能够充分自省并拥有控制力,这些性格缺陷就不会对你的成功造成巨大影响。投机行业所要求的心理素质比其他任何行业都要严格、苛刻,任何一点冲动、偏见或者随心所欲的行为都有可能对投机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一个优秀的投机者需要具有法官一样的冷静和公正,对于因为自身行为而可能招致的风险拥有清晰全面的判断。因而我把投机者成功的第一要素定义为:绝不能任由自己的性格缺陷操纵自身的投机行为。这是最关键的一点,只要保证了这一点,投机者依然有可能获得成功。
信息是投机者们竞相追逐和非常珍视的资源。尽管听起来似乎有点奇怪,但这个简单的因素确实可以成为使投机者陷入危险境地的罪魁祸首。一般情况下,如果没有掌握有关这个决定可能导致的风险的信息,大多数人不会选择冒险。但是,很少人会在意拥有的知识和了解的信息是否充分,是否足以据此做出正确的判断。有时候,想要获得相关的信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这时候进行的投机就好像在黑暗中摸索。除非你拥有足够的投机经验,或者是个超乎想象的预言家,否则,贸然参与投机是很不明智的。
投机失败最重要的两条原因:做出投机决定时掌握的信息不充分;信息错误。还有一些人尽管掌握了正确的信息,却不能恰当利用,这样也会导致投机失败。
因为信息引发的各种困难,是投机失败的主要原因,信息不完全或信息不充分是其中更危险的因素。一知半解在投机领域中造成的误导远远比其他行业更加严重。比如,铁路公司的报表说它的总利润增加了,这种信息可以解读为公司的股票将上涨2%或3%。但这种增长可能只是因为短期刺激,如果铁路公司的开支也增加的话,最终的净收益可能是负增长的。一家公司资金周转暂时陷入窘境,也许会发布股东资产评估,结果导致某些持有股票的股东纷纷抛售手中的股票,但其后的进一步分析却可能显示,评估本身的收益可以改善公司设施或者减少固定开支,而使其股票的实际价值远大于评估时的价值,这样该公司的股票就会升值,那些急功近利的抛售者们会遭受到不必要的损失。再比如,由于某一支股票在伦敦证券交易所表现抢眼,导致纽约证券交易所也出现大量买进现象,而一两天后,某些与该公司高层有联系的大股东们,得到了公司的资产前景不妙的内幕消息,因而开始在海外市场抛售股票。这样的结果就是,那些跟风买进的投机者就会因为这些股票而遭受惨痛损失。事实上,因为掌握不充分的信息而导致投机失败的案例每天都在上演,他们失败的原因便在于没能全面了解情况,而是凭借一点点信息和捕风捉影就贸然臆断,做出了投机的决定。
                  投机为何亏损(2)
人们很容易被误导,仅仅根据一些错误的信息和道听途说的“消息”而甘愿承受很大风险,这是投资领域内一个违背常规的特点。正是因为总有众多的“业余”投机者心甘情愿地被各种添油加醋的投机谣言蒙骗,所以许多专业操盘手们才会竞相设置一些投资陷阱。那么,到底是轻信谣言的投机者该受到谴责,还是谣言的策划者更应该受到谴责呢?这实在很难说。其实,还有比前两者更应该受到谴责的第三方——那些专门致力于传播错误和误导性信息的媒体,其中罪恶最深的就是金融新闻机构和《华尔街晨报》,两者都是证券交易所的投机利益的最佳代言人。这些机构本来就是为华尔街服务的,但既然公众订阅了这些新闻和报纸,并以此作为他们交易的信息基础,这些媒体当然有义务刊登谨慎、细致而真实的信息。如果达不到其中的任何一项要求,这些机构的服务就是恶劣的、毫无诚信的,甚至是欺诈、害民的。更可怕的是,这些媒体广泛传播的诸多“消息”、“枪文”本身就是公然的欺瞒和误导,但在媒体的广泛传播下,这些欺骗性信息几乎成了正确导向的新闻。我无法判断,这些错误中有多少是因为编辑的草率,有多少是因为筛选不当和不够谨慎,又有多少是因为考虑不周全或其他原因。但任何了解这些信息的人都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虚假新闻的传播往往是造成无数损失的罪魁祸首。当然,这些虚假新闻不能仅仅归咎于新闻媒体。很多“消息”是为某些集团的利益而专门制造的,那些告诉你应该买什么、卖什么的免费意见其实都经过编辑们特殊筛选,等等。新闻行业丧失其真正功能和职业道德后的弊端就这样暴露在人们面前。对那些浸染很多年、深谙华尔街潜规则的人而言,这些问题是微不足道的,但还是有很多新手把这些歪曲的信息当作投机圣经,陷入了圈套还虔诚得不得了。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虽然新闻媒体存在如此严重的弊端,但它们依然提供了一些有利于华尔街发展的服务,我将上述弊端大白于读者面前,只是希望通过这些经验教训让媒体执行更高的信息标准,从而取得更大的成功。
投机失败还有另外一种原因,投机者们没有预留足够的储备资金,所以在价格变动导致风险时无法自我保护。一般来讲,投机者都乐观而自信,这就容易导致他们缺乏对风险的预防,鲁莽地进行投机。因此,无经验的投机者往往将他们的原始保证金倾囊投入。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如果价格下跌,他们只能抛售股票,被迫蒙受惨重的损失。因此,为了安全,新手在初期的投机中最好半仓操作,另一半资金应该留下来作为保证金,这样在价格下跌时就不必强行平仓。将来价格再次变动的时候,还可以用这一半资金参与投机,从而挽回损失,或者实现盈利。很多人违背了这一法则,所以成为失败的投机者,他们的存在是那些“场内交易者”侵吞市场的基础。这些老手们知道,他们可以击垮那些毫无风险防御能力的投机者,通过价格下跌引发抛售风潮,自己就可以坐收渔利。所以我可以很负责地说,如果投机者都能保证充足的保证金,“熊市”和操纵市场者的破坏力将会被大大削弱,“散户”投机者至少可以降低50%的损失,也可以消除一半的投机风险。
                  投机为何亏损(3)
另一类容易惨遭失败的投机者是那种总是保持同一种操作的人,他们不懂得随机应变,总是死扛到底。当然,华尔街上有各式各样的人,有的乐观,有的悲观,他们总是固执地执著于“牛”或“熊”。一般意义上讲,那些不考虑市场情况和影响市场的条件,而一味由着性子投机的人,早晚会破产,这是注定的。当然,我并不是说只关注市场某一方面的投机者毫无赚钱的机会。事实上,当市场价格呈现上涨趋势,在遏制过度上涨的过程中做“空”,也还有盈利的机会。同样,当市场价格普遍低迷时,也能在过度下跌的过程中寻觅到转机。但是能够在逆市操作中取得成功的人,必须是训练有素、极为沉着冷静、自控能力很强的人,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动用足够的资金掌控市场,但九成的普通投机者都不可能具备这些条件。当大家因为经济繁荣而感到乐观的时候,有些人却固执地认为国家正在走向衰败,在别人买进的时候他们却执意卖出,最终只能落个灰头土脸、步履迟缓的结果,对这样的人我们只能报以同情。他们可能不会意识到,他们的失败正是因为自己的偏见。还有些人和他们相似,当整个国家的股市已经明显开始走下坡路、交易量持续下跌的时候,他们却一厢情愿地陶醉于繁荣的海市蜃楼中,坚持买入和持有。这种人在华尔街待不长,很快就会身无分文。不了解和不愿适应市场规律的人,最后只能因为自己的愚蠢而惨淡退出投机市场。
此外,投机亏损还有一个次要原因,那就是有些人总喜欢在市场处于均衡而平稳的状态时进行投机操作,同样很难找到赚钱的机会。这种情况下,市场每天都处于停滞状态,投机者们觉得厌烦,就会开始不断更换持有的股票。这样做的结果只能让经纪人白白赚走佣金,而对自己没有任何实质好处。这样做的投机者,每个月的投机账目表上,只能记满大笔佣金和利息的开支,收入那一栏却几乎是空白的。股票市场上这种停滞状态可能持续数个星期,甚至长达数月。这时最明智的做法应该是离市观望,等到市场出现变化时再入市。
要避免亏损,投机者应该理智地关注各种控制市场的影响因素。这些影响因素有两部分:市场本身的影响和市场外部的影响。市场本身的影响包括市场活力的根源和市场的风格,例如:市场上各个派系的立场和特点、大庄家的动向、由股票价格体现出的过度买卖、当前股票价格非常规暴涨暴跌、由于“停损单”①或保证金不足导致股票持有人强行平仓的可能性、重要集团的抛售和卖空时对重要股票的补仓,等等。这类影响常常可以长时间控制市场,使市场朝着与外界条件引起的变化趋势相反的方向发展。但是,别以为根据这些因素正确判断市场趋势是件轻而易举的事。这些影响因素非常隐秘,变化迅速,迹象又模糊不定,只有凭借长年积累的经验和睿智的才能,才可以从这些条件复杂的作用和反作用中判断市场趋势。有些杰出的投机者,天生就能准确地分析这些隐秘的迹象,而且几乎没有失误。只要不会对当前的市场造成直接影响,这种人一般不理会外部的影响因素。从交易的本质来看,他们倾向于根据市场的短暂变化做短线投机。他们被称为最精明的投机者,而且一般拥有很高的成功率。他们这种特殊天赋,一般人无法通过后天努力来达成。
我前面说过的第二类影响因素,也就是市场外部的影响,具有很多特点,几乎所有影响国家经济状况的因素都包含在内。其中最明显的因素包括:农作物情况;制造业情况;贸易现状和预期;运输公司的利润;进出口情况;其他市场对美国证券的态度;贵金属的市场情况;伦敦和欧洲大陆货币市场的状况;纽约银行的地位和资金流向;国会、议院和法院采取了何种影响投资事务的举动;工会的动向和劳资问题的趋向;以及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进程。影响因素实在太多了,投机者想时刻掌握所有信息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任何一种因素都有可能在某一天影响股票市场。因此,只要你希望了解和自己生意有关的信息,就必须密切关注这些影响因素。可以肯定,几乎没有人能掌握所有的这些信息,而且大多人认为在交易时只要尽力获得所需的信息就可以了。结果,很不幸,这些信息可能早被那些消息灵通的人利用,其他人只能望洋兴叹。即使信息不灵通或对信息一无所知,有些从事投机的人也取得了一定收获,所以我们不能认定想要获得成功就必须关注上述所有信息。但我们应该知道,这种信息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相比较而言,掌握这些信息的投机者在交易时一般更加理智、更有信心、更可能成功。如果想利用将来出现的变化,做出好坏两种准备,那么,掌握这些价值的相关因素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是,掌握信息并不意味着全部,知道如何利用这些信息得出正确结论,如何把结论最有效地运用于投机领域,这些才更加重要。任何一点错误都可能让你在成功之路上停滞。
综上所述,想要成为一名成功的投机者,一个人必须拥有超凡的才能;必须能够理智地观察市场形势,精明地解读证券交易中的各种迹象;正确判断当前情况和未来行情;勇敢而冷静地面对任何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具有这些素质的佼佼者,就能够登上投机的宝座。而其他人能够取得多大成就,就看他多大程度上符合这个标准。
                  内战时的华尔街(1)
华盛顿方面发出国库空虚的通知,如果筹不到战争资金,政府就会陷入困境,这场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战争会变得更加复杂,并会持续更长时间。这是美国政府在历史上最为艰难的时期之一,必须做出清晰、明确的决定,并迅速采取行动。
内战①爆发时,华尔街开始拯救国难。当时政府没有足够资金支付债务利息,这种困难的情况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财政部长蔡斯阁下(Hon. S. P. Chase)写了一封信给纽约的财政部次长西斯科先生(Cisco),命令他竭尽全力筹集资金维持国家信用。
西斯科先生得到华盛顿方面国库空虚的通知后,马上向华尔街发出了指示。他告诉一些主要的操盘手和金融家,必须在几天内付清外债的利息,否则政府债券就会遭到拒付。很明显,筹不到资金的话,政府就陷入困难处境,这场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战争会变得更加复杂,并会持续更长时间。这是美国政府在历史上最为艰难的时期之一,必须做出清晰、明确的决定,并迅速采取行动。
华尔街人马上意识到了形式的严重性。要是政府信用崩溃的话,很可能威胁到整个国家的政治体系框架。
所有有价证券都陷入破坏性巨变的危险,后果可能非常严重,所有资产的价值都可能因此骤然缩水。前景非常悲观,整个国家如乌云压顶,人们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曙光。南北分裂开来,国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欧洲的一双双眼睛正密切关注着形势,饶有兴致地作壁上观。这些人中绝大多数是敌人,他们正在等待合适的时机,以便对这个手到擒来的猎物发动突然袭击。
很明显,我们被众多虎视眈眈的结盟势力围攻,很难用语言形容这种危机情况。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面对国家可能土崩瓦解的局面,再坚强的心也会感到恐惧。
国难当头之际,没有人会同情我们,没有其他人会拯救我们的国家,此时华尔街人只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大家集思广益,四处奔走,决意拯救政府于危难之中。当然,华尔街人也因此大赚了一笔。他们收取12%的贷款利息,但是考虑到贷款承担的风险,这点利息根本不算什么。那时,不管提出多高的利息,都没有人肯贷款给美国。在一些欧洲强国看来,这样的贷款风险太大,就像现在美国人对联盟纸币或以前的乔治亚债券(南北战争之前部分州发行的货币或债券)做出的风险评估一样,需要非常小心谨慎。
面对公众失落的情绪,伦巴底大街(Lombard Street)①在与美国政府开始贷款谈判的时候显得有点不情愿,面对美国这个曾经很伟大、如今却危机重重的政府,罗思柴尔德家族②更不肯轻易借出他们的金钱,他们仿佛预见了美国的下场,拒绝了贷款要求。
那时候,钱非常宝贵,政府只能用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提前支出未来的收入。非常奇怪的一点是,那时的人更在乎私人财产,认为这比政府还要重要,因为他们认为政府存在的时间有限,而国家却可以永世长存。尽管这种观点很现实,却显得很不爱国。所幸,被全世界认为是最佳政府形式的美国政府经受住了猛烈冲击,保住了自主权。能够做到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归功于华尔街人,从战争一开始,华尔街人就及时筹集到了战争资金。如果他们没能做到这一点,历史很可能就此改写,布尔朗战役③的失利很可能对共和政府造成毁灭性打击,整个国家都可能陷入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最终可能只有通过可怕的专制才能挽救这种状况。
                  内战时的华尔街(2)
经过谈判,政府发行了利率为12%的国库券。债券发行之后,利率开始下跌,之后又发行了利率为11%和%的国库券;再接下来,财政部就发行了众所周知、影响深远的利率的中期证券。
这一批发行的证券遍布全国并销售一空,在到期后被5-20新债券取代。杰伊·库克( Jay Cooke)迅速仿照这样的方式发行了著名的“利率-10年期限”北太平洋铁路债券。经济崩溃来临之际,当时几乎所有的牧师、周日学校教师和公益事业捐助者都投资了这种债券,所以杰伊·库克可以说是这种债券的发明者。尽管这条铁路最终摧毁了他的经济基础,也让无数卷进来的无辜投机者倾家荡产,但这次不幸事件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灾难。
的确,这次事件是1873年恐慌产生的主要原因和导火索,恐慌的详情我会在另外的章节中详述。但是太平洋铁路开启了西部市场,开发了西部的物质资源,还是西部铁路系统的主干道,正是凭借这条铁路,落基山脉外的工业才能迸发如此蓬勃的生命力。
凭借在华尔街28年的经历,我发现了一条规律——重大的灾难之后往往紧接着就会好事连连,就像一首拉丁诗歌中说的:命运总是祸福相依。就像我前面章节里说过的,1857年恐慌之后就是这样。1873年的经济恐慌之后同样如此。我没有亲身经历华尔街更早期的历史,只能用历史资料证明,但历史资料显示1837年恐慌之后也是这样。如此看来,“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这句名言在华尔街历史上得到了充分证明。
因而,既然我已经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仔细的回忆和思考,就不禁浮想联翩起来。其中最突出和明显的一件事就是我讲述的这段时间内,华尔街取得了重大的发展。不仅如此,在那段不平凡的历史中,几乎每一个领域都在超速发展,这就让我不得不对这个现象进行思考。在这种历史进程中,华尔街人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这是我目前最关注的话题。为了在这个问题上取得进展,我开始从更广阔的角度来思考。这时候的我就像是一个爬上山顶的爱尔兰人,从惊讶中回过神来,兴奋地喊道:“我从没想过这个世界如此广阔!”
我也有这样的感悟。在写本书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华尔街就是如此广阔,华尔街的事务如此庞杂。而随着了解的深入,我发现自己的视野不断扩展和膨胀。我只是希望自己能够把华尔街的情况生动地告诉我的朋友,还有那些受过谣言和误导伤害的人们。还有一点我不得不说,那些用心虽好的热心人也在被人利用、误导他人。
以事实为基础进行推论,我想下面的评论基本上是公正的。在过去30年的时间里,金融领域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它带来了极为可观的收益。和希罗多德(Herodotus)①经历的时代相比,这一段精彩的历史更值得他老人家用心写作一番。
华尔街在这种惊人进步中发挥了极大作用,如果能够彻底调查、全面论证,一定要用一本更广博的巨著才叙述得完。
华尔街历史悠久,有些故事甚至有点耸人听闻,我只能简略介绍一下其中最重要的话题和事件,投机史上赫赫有名、国家金融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也很多,我只能选择一些最突出的人物做简单介绍。
                  我是如何推销美国内战贷款的(1)
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蔡斯说:“要是没有杰伊·库克和亨利·克卢斯,我就不可能卖出足够的7-30和5-20债券,这场战争就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
对大多数今天的美国人而言,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仅仅是个历史事件。但这场阵亡了将近100万人的战争震惊了欧洲,在世界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我亲身经历了战争的全过程,现在一切仍然历历在目。对于战争,我提供了资金支持。如果没有我这种华尔街人的帮助,美国不可能坚持这场战争,政府就不可能打败分裂国家的军队,从而保卫联邦的完整。
亚伯拉罕·林肯于1860年11月当选为美国总统,从那时起,南方就准备和北方分裂,如果北方认可的话就可以平稳脱离联邦,但如果北方反对就必定发生战争。南方已经预见到,如果共和党在华盛顿执政(之前一直是*党当政),就会削弱南方对国会的控制力,也会失去*党长期以来取得的政治利益(即对政府的控制权),所以他们已经打定主意与北方分离。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总统将在1861年3月4日正式卸任,届时亚伯拉罕·林肯就会正式就职总统。共和党人代替*党人入主白宫,这让南方感到异常的愤怒,所以迅速发起了进攻。南方夺取了莫尔特里(Molutrie)要塞,马上转攻萨姆特(Sumter)要塞。莫尔特里要塞的枪声让北方震惊了,他们意识到必须马上采取行动,团结起来捍卫自己的旗帜,因此北方喊出了“联邦不容分裂”的口号!
可以说,美国自1776年建国以来,那时是最重要、最关键的时期。现在很多人只能从历史书中了解这段历史,所以我要在本书中介绍当时政府金融和战争贷款的显著特点。
1861年4月14日,南方从莫尔特里要塞向萨姆特要塞发动攻击,联邦政府军官罗伯特·安德森(Robetr Anderson)少校被迫接受了博雷加德(Beauregard)将军要求其撤退的条件,局势已经无法挽回。
面对战争的严峻考验,北方以强烈的爱国热情开始迎战,从此内战全面展开。但是,当北方军队热烈挥舞着彩旗从废弃的据点开拔时,我可以很确定地说,当时南北双方都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自炮轰萨姆特要塞后,内战竟能长达4年之久。1861年12月30日,政府宣布市场上不能再用黄金作为货币,而全部改用纸币。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合众国法币必须支付高达185%的溢价(溢价是指所支付的实际金额超过证券或股票的名目价值或面值),1美元纸币只能兑换成价值美分的黄金美元,而当时美国1美元的债券实际价格大约是60美分的黄金美元。
纽约票据交易所同意在政府指定的时间暂停铸币支付后,美国所有的银行都开始这样做,黄金马上开始小幅溢价。可是当时没有人想到这个“暂停”长达18年之久。
英国在1797~1821年(拿破仑战争时期)也曾暂停使用铸币支付,但黄金的溢价从未超过51%,最高溢价发生在1814年,当时战争还没有结束。这种情况可以归功于威廉·皮特(William Pitt)首相及其继任者的金融政策。他们通过税收和贷款筹集到了战争所需的全部资金,从而减少了纸币的发行量,有效防止了通货膨胀。但美国的情况与英国的完全不同。
                  我是如何推销美国内战贷款的(2)
萨姆特要塞受到攻击的时候,我的公司——利弗莫尔-克鲁斯公司(Livermore, Clews & Co.)已是华尔街知名公司了。我意识到战争不可避免,便立即开始想方设法帮助联邦政府筹集所需资金。莫尔特里要塞的枪声团结了北方民众,让我们同仇敌忾,从缅因州到印第安纳州,数以万计的百姓离开了乡村、织布机、办公室和商店,加入了联邦军队。
因此,合众国政府需要钱,需要很多钱来装备部队、购买军队所需物资。
当时还是詹姆斯·布坎南担任总统,和众多前任总统一样,他也是*党人,在他的内阁中就有好几位南方人。开战之后,这些人立刻辞职回到了南方,其中包括财务部长豪厄尔·科布(Howell Cobb),他的离职过于突然,只好让约翰·迪克斯(John A.Dix)暂时接替。
但在离任之前,豪厄尔·科布按照既有法律条款和华尔街银行家接触,发行了2 000万美元利率为5%的政府债券。但是战争爆发后,证券价格暴跌,后来又出现了萧条,只有那些预定了债券的银行家购买了债券,大约只有总数的1/4,政府并没有采取强制措施要求其他那些无力支付的人购买债券。
对当时的政府而言,弃购债券是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财政部的资金已经干枯,马上又要支付公债的利息,但是国库已经枯竭了。在这个危险的时候,纽约的联邦财政部次长约翰·西斯科( John J. Cisco)收到华盛顿发来的指示,召集华尔街主要银行家在财政部分局召开一次会议。在介绍了形势后,他请求银行家给政府一年期的国债紧急贷款,并让他们根据货币市场情况自行确定相应的利率。
最后华尔街定下了12%左右的贷款年利率。包括我在内的银行家响应西斯科先生号召、在财政部分局中开会的时候,银行家经过充分讨论后决定以这个利率认购相应的债券。12%左右的利率对政府而言的确相当高,和平常的贷款相比可以说高出太多了,但在那种危急的情况下,如此高的利率也是可以接受的。西斯科先生考虑到只有一年的期限,也就同意了这个高利率。我的公司购买了相当多的债券,另外还极力说服别的公司也参与购买。我们这么做并不是贪图定下的高利率,而是觉得帮助政府渡过难关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战争的后续阶段,只要情况需要,我们都会坚持维护政府信用。
政府认识到,如果不能及时支付这高昂的债券利息,政府信用将遭到毁灭性打击,以后想再筹集战争资金就会变得相当困难,甚至会对经济造成影响,因此,政府必须尽可能地阻止这种灾难发生。
如果华尔街没有认购这些债券,那样财政部肯定无法支付即将到期的利息。因而我对自己的决定感到骄傲,因为我说服其他人认购债券的行为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压力。
很快,萨蒙·蔡斯(Salmon P.Chase)先生被林肯总统任命为下一任财政部部长。
又过了一段时间,蔡斯部长来到财政部分局,让华尔街人认购6%利率的政府债券,总额为2 000万美元,于1884年到期支付。这些债券都是依据旧法律获得授权的。蔡斯部长接受了高于或等于94美元的认购价,但是拒绝低于94美元的认购价,导致1884年到期的债券中大约超过1/3没能售出。对于非常缺钱的财政部而言,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所以我很快做出决定——自己去组建认购联盟,准备按照94美元的价格购买未售出的政府债券。我的公司带头认购了很多债券,同时我成功地说服那些没有购买的银行家和资本家们认购了其余债券。我要去华盛顿与蔡斯部长进行商谈,以确定我这种做法是否可行。
                  我是如何推销美国内战贷款的(3)
我连夜坐车赶到华盛顿,一大早就去财政部见蔡斯部长,我向他揭示了自己组建认购团的事情,并直接问他是否可以用94美元的价格认购那些未售出的债券。蔡斯部长对我的要求感到非常惊讶,同时又非常高兴,他没想到忽然之间债券需求竟然猛增。尽管如此,他还是非常坦诚地告诉我,他对我来华盛顿提出的这项提议非常高兴,但考虑到其他人的权利,我们可以选择一种折中的做法,就是应该告知那些已经出价和出价被拒的人,只要他们愿意以94美元的价格购买剩下的那些债券,就应该允许他们认购,否则对他们是不公平的。
他说需要再考虑一下,让我第二天早上再给他打电话确认一下,我接受了他的提议。但当天我就去见了很多南方的政治家和官员,其中包括来自维吉尼亚州的华盛顿家族成员彼得·华盛顿(Peter G. Washington)。我在华盛顿看到,政府已经为持久战做好了准备,所以我认为,战争离结束还很遥远;尽管蔡斯先生昨天还肯定地告诉我战争将在60天内结束,和平指日可待,国务卿苏华德(Seward)后来也同意蔡斯先生的判断。在交谈中华盛顿先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身为政府高官,他坦率地告诉我南方人已经打定决心,无论战争要耗费多长时间,也无论胜负,南方人都决心建立南部联邦。当然事实证明,他的看法是错误的。南方从联邦中脱离目的是为了建立保证奴隶制的寡头政体;但林肯总统在选举时就已经明确表示,他一定会废除奴隶制,整个共和党都支持这种做法。南方肯定也明白奴隶制必将消亡的命运。扬西(Yancey)和其他一些坚持南方会独立的人是这种错误想法的始作俑者。
第二天我如约去拜访蔡斯部长,对他说:“部长先生,昨天和您见面之后,我在宾馆又和一些南方的政治家和官员进行了交谈,看到、听到了双方为战争做的准备,所以我深信,这场战争并非一朝一夕可以结束,我认为政府的各种债券和证券都会因此持续下跌。因为有了这种看法,我觉得必须为我代表和委托我负责谈判的那些人负责,所以我不能接受您的提议。如果我们昨天达成了协议,这些事都不会发生,我会毫不犹豫地认购政府债券,但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同,您应该知道我并没有做出任何承诺,可以随时退出。”
“哦,那是当然,”蔡斯先生说,“但我不同意您的看法,我坚信战争会在60天内结束,这些债券价格绝不会下跌!”
但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我在华盛顿收集的信息,经过深思熟虑和有把握的判断后,我已经认定了自己的看法,因而没有以94美元的价格认购债券。认购团的那些人应该感谢我的大胆行为,因为很快债券的价格就下跌到了84美元。1861年7月21日,联邦军在马纳萨斯的布尔朗一役中惨败而归,这件事让北方民众意识到战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都远远超过了美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同时,北方也坚定了必战到底的信念,直到击败南方军队,这种信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坚定。
为了筹集财政部所需资金,蔡斯先生采取了第二项举措。他提议发行年利率为6%的美国政府债券,包括进口税和已经存在的发行权等任何方式支付都可以。但是他在与分局长约翰·西斯科先生商议后,发现这种方式实行起来很困难。西斯科先生建议由三家华尔街银行代理销售政府债券,即莫里斯·克卡姆公司(Morris ketchum & Co.)、里德·德克塞和范韦勒克公司(Read,Drexel & Van Vleck)和利弗莫尔·克鲁斯公司(Livermore,Clew & Co.)。这些公司是最早也是唯一一次由政府挑选来代理销售政府债券的公司,他们对得到政府的赏识而深感荣幸,并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迅速售完了政府发行的有价证券。
                  我是如何推销美国内战贷款的(4)
为了让政府维持战争所需资金,蔡斯先生做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因而他受到了纽约银行界的衷心支持。他很感激银行家们的支持,并向我和其他银行家表达了谢意。
这是1861年夏天值得历史铭记的时刻:财政部次长西斯科先生应蔡斯部长的要求,召集很多主要的银行家和资本家到分局开会磋商。等大家到齐后,蔡斯部长非常严肃地对我们说:“诸位,战争需要更多经费,政府必须马上筹集5 000万美元,因此我准备了相应数量的政府债券。根据1861年7月17日颁布的法案,我准备发行亿美元债券,年利率为7.3%。我不是金融家,所以我不会指导你们如何筹集资金,但你们精于此道,是这方面的行家,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因此我把这些问题全权托付给诸位了。我必须强调,这5 000万美元是政府必须拿到的资金,而我只能拜托各位行家各显神通,筹集到这些资金了。”
然后蔡斯部长坐了下来。我们这些银行家开始在会场内随意交谈,相互交流对这次会谈的看法。仅仅讨论了不到20分钟,我们就请发言人摩丝·泰勒(Moses Taylor)向蔡斯部长宣布了讨论结果:
“部长先生,我们决定认购财政部发行的5 000万美元政府债券,并且立刻就会把钱交给您,所以您明天就可以提钱了!”
发言很简单,但大家给予了热烈的掌声。蔡斯部长回应说:
“先生们,我代表美国政府感谢各位热心公益的精神,你们及时慷慨解囊,这对政府而言非常重要。”
这个结果带来了非常激动人心的影响,其意义非常重大。如果把这件事比喻成一出精彩的好戏,那么魁梧而聪明的蔡斯部长作为主角的表演,一定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就是总值亿美元的7-30政府债券第一批上市的部分。
5 000万美元的7-30证券被认购后,蔡斯部长又开始向其他银行销售其他债券。蔡斯部长直接销售是为了节省支付给代理商的佣金。但是这样做的话,我们就无法按照自己满意的条件销售债券,所以政府在指定了三家代理商之后,又额外增加了三家银行,它们是纽约的菲斯科·哈齐公司(Fisk & Hatch)、弗米利公司(Vemilye & co.)和费城的杰伊·库克公司(Jay Cooke & Co.)。蔡斯部长告诉他们,只要提出要求,纽约分局会尽快把债券交付给他们。
纽约代理商随后召开了一次集体会议,同意由费城的杰伊·库克公司作为这次代理销售的领导者,负责7-30债券的宣传工作。也就是说,杰伊·库克公司主持全部代理销售的工作。协议还确定了佣金率,以及预防各公司内斗和冲突的一些细节。蔡斯先生默认了这个组织及做出的协议。确定了框架后,全部代理商立刻忙碌起来,开始销售这些债券。
杰伊·库克公司还没有设立纽约办事处,他们也没有这种打算。事实上,直到战后他们才设立了纽约办事处。这也是他们被选为代理商负责人的原因所在,因为选择任何一家纽约的公司担任负责人,都会造成纽约公司之间的嫉妒和冲突。
等这一批7-30债券销售一空后,政府发行了5-20债券,它仍然由同样的政府代理商负责销售,而且取得了和7-30债券一样的成功。
根据我的请求,蔡斯部长的财政部助理芒森·费尔德(Munson B. Field)先生做了详细的调查,以确定哪家政府代理商销售了最多的7-30和5-20债券。调查结果显示,利弗莫尔·克鲁斯公司成绩最好。但我觉得,杰伊·古尔德公司、利弗莫尔·克鲁斯公司、弗米利公司(Vermilye & co.)和菲斯科·哈齐公司(Fisk & Hatch)都为政府融资做出了非常有效的贡献,因而这四家公司应该获得同样的赞扬,不能说一家比另外三家更出色。这四家公司对国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帮助,它们的爱国热情足以名留青史。当时的政府认可了他们的努力,人民也应该永远铭记他们的贡献。凭借融资,政府才能为上百万士兵提供食物和服装,让他们为拯救国家而战斗,直至战争胜利,这也使得美国这种最佳的政府形式延续至今。
                  我是如何推销美国内战贷款的(5)
我想引用蔡斯部长的一句话:
“要是没有杰伊·库克和亨利·克卢斯,我就不可能卖出足够的7-30和5-20债券,这场战争就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
这句话在当时的报纸上被广泛引用。
在暂停铸币支付前,代理商总共为政府卖出了亿美元的7-30债券。蔡斯部长把大部分债券的收入从银行转到财政部分局,这种做法加速了铸币支付的停止。他要求代理商在8月19日、10月1日和11月2日分三次支付债券。而且,民众预期到铸币支付将会停止,所以大大刺激了黄金储备和出口。自此之后,黄金消失于流通领域中。
铸币支付暂停造成了通货紧缩,为了缓解负面影响,也为了填补铸币退出市场后留下的空白,蔡斯部长发行了5 000万美元的无息票据,即美国即期票据(United States Demand Notes)。这是为了让国家银行发行更多的票据,以便满足财政部需要增加资金的需求。
国会认识到这样的收缩可能会造成货币市场的紧缩,也会对政府代理商销售有价证券造成不良影响,所以在1861年8月5日废止了1846年8月6日的财政部相关法案。这样做,目的是要让财政部长能够把他授权获得的每笔贷款资金都存入能够支付铸币的银行;此外国会还通过了一个决议案保证这种做法的执行。蔡斯部长很快执行了这一决议案。从此,这项决议案以及此后颁布的法律决定了财政部的政策。由于财政部把资金尽可能地存放于银行,而减少财政部和财政部分局的资金储备,所以避免了通货紧缩。财政部分局体系本来是将货币存放起来以减少流通,但把资金存放在银行之后就避免了这种情况。
当政府代理商销售完7-30债券后,全国所有的银行都感受到了巨大压力。很多权威报纸一致支持银行一方,认为应该把5-20债券的销售工作交给银行,而非政府代理商。蔡斯部长在巨大压力下,只好决定做一次尝试,授权美国所有银行都可以销售5-20债券。但是就像前面提到的6%利率国债和7-30财政部债券一样,虽然银行得到了代理销售的机会,但蔡斯部长最终还是不得不放弃银行,重新找代理商。就像前面的7-30债券一样,代理商销售5-20债券时同样取得了巨大成功。尽管欧洲银行不支持我们的国家,但我们凭借爱国之心和团结合作的精神克服了战争资金的难题。
后来,有些银行(那时只有国有银行)抛售了即期票据,因此只能强制该票据流通。为实现这一目的,蔡斯部长请求国会把即期票据作为法定货币,除了关税和公债利息必须使用铸币支付外,即期票据可以支付包括公债和私债在内的所有债务。1862年2月25日,国会通过了《法定货币法案》(Legal Tender Act),这些票据和其他所有票据都成了法定货币。这个法案还授权发行了亿美元的无息法定货币票据。关税和公债的利息必须用铸币支付的条款,是明智而必要的,因为关税完善了铸币支付利息的手段,而铸币支付增加了国内外对美国债券的需求;如果使用纸币支付利息,就不存在这样的需求。
很快,政府代理商把授权发行的亿美元7-30票据销售一空。后来,国会又不断授权加大其发行量。到1865年8月时,发行量达到了顶峰。此时发行并销售的票据高达亿美元。
同时,与7-30债券齐头并进的政府债券发行量也达到了最高峰,总额惊人。当时发行并销售的5-20债券总额为514 880 500美元,10-40债券总额为172 770 100美元。当爱国心和利益相结合时,美国人民更加被这些美国公债所吸引;加之政府代理商的全力以赴,国内外对美国债券的需求大大增加。特别是利弗莫尔·克鲁斯公司在英国和其他国家销售了大量这类债券,也都成为了利润可观的投资。为满足战争的需求,我们这些政府代理商和财政部长一样焦急,最终我们成功实现了销售目标,我们充满了成就感。除了利益之外,其中的爱国精神足以和帕特里克·亨利①(Patrick Henry)媲美。在国家处于危难时刻,华尔街通过政府代理商的形式为国家和政府做出了贡献,这是华尔街人引以为傲的经历。
                  我是如何推销美国内战贷款的(6)
就像格兰特将军(Grant)很久以后对我所说的那样,尽管我们不能像士兵那样为国家冲锋陷阵,但我们用筹集战争资金的方式为国家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同样是祖国的战士。我为自己能够成为这场爱国主义运动中的一员、在帮助联邦政府筹集资金中献出一份力而深感骄傲。
弗吉尼亚战役对联邦军队造成了许多灾难和不幸后果。1862年7月11日,国会授权发行了亿美元无息法币。1863年1月17日又增发了1亿美元,同年3月3日再次追加了5 000万美元,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总共发行了亿美元的法币(绿钞),其中一半要作为财政部储备,用于赎回临时贷款。
这是美国历史上无息法币发行量最大的一次。后来国会在1865年1月28日通过了一项法案,制定了4亿美元的上限。绿钞一直到休·迈克卡罗西(Hugh McCulloch)1865年初接任财政部长时才停止流通。
蔡斯部长这时候担任了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继任的财政部长托马斯·费逊登(Thomas Fessenden)则辞职了。接替他的迈克卡罗西先生开始限制法币发行量,在国会进一步干预前,他已经缩减了4 400万美元法币。国会之所以干预他的紧缩做法,是因为美国民众进行抗议,反对进一步削减流通。
从这时候到1873年大恐慌,法币一直维持了亿美元的总量。在此期间,鲍特韦尔(Boutwell)先生接替迈克卡罗西成为财政部长,之后理查德森(Richardson)先生又接替鲍特韦尔先生成为了财政部长。理查德森先生任期内,因为关税和税收收入大幅减少,迫于1873年大恐慌的压力,理查德森又把迈克卡罗西收回的4 400万美元中的2 600万美元恢复到流通中。在1874年6月22日,国会规定流通领域的绿钞必须固定在总额亿美元的水平。
鲍特韦尔先生任职期间,签署了一项法案来重新发行2 600万美元法币,这项法案也废止了国家银行储备,同时采取了一项新规定:银行必须储备相当于票据发行总量5%的法币,并存储到华盛顿财政部,作为其赎回票据的保证金。
这条法案现在仍然有效,华盛顿为此建立了一个兑付局。从此,银行除了为增减流通法币而进行发行、回收票据外,每天回收的残损银行票据都将换成新法币,存下来的5%法定货币将被算作银行法定储备的一部分。但当时的票据无论是发行还是回收只能在华盛顿办理,对银行而言,这样的做法费时费力,很是麻烦,并且也对银行在货币需求减少时收缩流通、在需求增加时扩大流通造成了影响。如果每个财政部分局都能作为国家银行的兑付网点,银行就能更加自由、及时地控制流通。因此,国会应该授权财政分局在各自辖区内设立兑付局,以增加银行发行票据的灵活性,从而增强货币弹性;而货币弹性是非常必要的。
除发行了美国法币之外,战争期间还发行了大量高额利息的法币票据。1865年9月1日,当流通货币像国债一般膨胀到最高点时,财政部发行的无息法币和辅币总额达到了459 505 311美元,3年期年6%利息的复利法币总额超过了亿美元,1年期和2年期年5%利息的法币总额接近3 400万美元,合计总额达到了685 236 269美元。
除上述发行的法币外,还有未偿还的临时债券,总额达到了亿美元。这些10天即可支付的票据在银行看来和绿钞一样,可以计入银行合法资金储备中,未计入部分则作为货币流通,因此实际上提高了通货总额。同时,根据新的国家银行法,价值亿美元的国家银行票也进入流通领域,国有银行在市场上流通的票据已超过7 000万美元。但是这种国有银行票据很快就被国会禁止流通了。上述各种发行的通货总额达到了亿美元。除此之外,还有8 500万美元的债券凭证在市场上流通,未支付的7-30债券还有亿美元在市场上作为货币流通,因而形成了通货和价格的双重膨胀。
                  我是如何推销美国内战贷款的(7)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通货膨胀程度实际上远远超过公债声明中显示的数目。但在其后的8年中,有息票据和债权凭证即将到期或被取消,所以又发生了迅速的通货紧缩。因此我们可以确定,1873年大恐慌开始时,和1865年9月相比,流通的货币减少了60%~75%。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性金融恐慌,是流通货币大幅紧缩造成的,这样说一点也不为过。我再强调一遍,这次恐慌在迄今为止的美国历史上造成了最为严重的影响,比1837年和1857年的两次恐慌都要严重得多。此前欧洲可以自由买卖美国证券,但普法战争爆发后,美国有价证券在欧洲市场上无法流通,加剧了恐慌的恶化。这对美国银行家们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因为那时候美国银行家已经承诺为美国各地建设中的铁路融资,他们本来准备在铁路建设过程中,在国内外市场上同时发行铁路债券,但在普法战争的进一步冲击下,多家银行倒闭了。随后的1873年恐慌期间,杰伊·库克公司因为替北太平洋铁路公司集资,也遭受了倒闭的大灾难。随着萧条的蔓延和继续,国家直到1879年恢复铸币支付后经济才慢慢复苏。在此期间,美国政府通过取消抵押品赎取权注销了几亿美元的债务,然后才得以完成那些中途被切断的铁路建设。
美国国债在1860年6月30日达到6 430万美元,1861年6月30日达到88 409 387美元, 1865年9月1日增加到2 845 907 626美元。之后国债大幅减少,至1873年9月1日仅剩 2 140 695 365美元。债务和货币随国债增减。直到政府和银行恢复铸币支付,黄金才停止溢价。到这时候,“黄金屋”已成历史。
我以前也提到过,李将军( General Lee )于1865年4月9日在阿波马托克斯(Appomattox)向格兰特将军投降。5个月后,7-30债券、5-20和10-40债券总量达到历史最大值。从这些高额的销售数据可以看出,政府代理商的表现活跃且出色。
那时候需要用铸币支付的债务总额达1 116 658 100美元,需要用法币支付的利息为1 874 478 100美元。铸币支付每年需要价值65 001 570美元的黄金,绿钞每年需要支付72 527 646美元。
李将军向格兰特将军投降,标志着美国南北战争的结束,也为格兰特将军竞选总统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个事件清楚地表明,格兰特将军在总统竞选中占据了绝对优势,任何人——无论是共和党候选人,还是*党候选人,都不能对他构成威胁。格兰特将军成为了我们伟大的民族英雄,美国人民用美国总统的职位对他的赫赫战功表示尊敬和感谢。
但是,在内战结束后不久,当美国人民正在为和平统一举国欢庆时,在美利坚合众国重返辉煌时,华盛顿的福特剧场却发生了一场可怕的悲剧。1865年4月14日,林肯总统被约翰·威尔克斯·布恩(John Wilkes Booth)刺杀了,翌日,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Johnson)继任总统之职。
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整个美国都沉浸在痛苦和哀思中,哀悼的标志遍布全国。
安德鲁·约翰逊的总统之路非常坎坷,人民对他猛烈指责和攻击,国会两院甚至准备弹劾他,我不准备对此发表评论。1869年3月4日约翰逊任期结束,格兰特当选总统、斯凯勒·柯尔法克斯(Schuyler Colfax)当选副总统,美国人民非常开心。在1868年11月的竞选当中,和格兰特将军一同参加竞选的有*党候选人霍雷肖·西摩尔(Horatio Seymour)和小弗朗西斯·布莱尔(Francis P. Blair. Jr.)将军,但当时格兰特将军众望所归,他的当选很早就已成定局。
                  我是如何推销美国内战贷款的(8)
在战争结束前的一段时间里,人们还不确定战争会拖到什么时候。最终北方战胜了南方,南方人对结果都感到疑惑,因为他们没看到北方拥有强大的资金和资源支持,这是北方取得最终胜利并完成美国统一的根本原因。尽管北方承受着严重的通货膨胀,但在这场严峻的考验中,它的表现依然值得尊敬;而南部联盟的货币则彻底丧失了信用,变得毫不值钱,重蹈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纸币①的覆辙。
随着内战的结束,美国历史开始了新的篇章。法币原本不在南方流通,现在自然开始流通于全美国。这就相当于大规模缩减和稀释了货币流通量。原本只在北方使用的货币现在要满足南北双方的货币需求,因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货币从北方大量转移到南方,这在货币市场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此时的美国就像是一个依赖药品的病人,已经习惯了对外部刺激的依赖,突然的货币紧缩变得非常危险。国会中很多人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因为在围绕这一主题辩论时表现出了一个显著特点:很多人在战争期间强烈反对过多发行纸币,认为这将把国家推向危险境地;现在他们又开始反对大幅紧缩货币,认为这种做*使结果更糟糕。但是这些人却看不到或者干脆拒绝承认——如果战争继续的话,货币将面临继续膨胀的危险,而紧缩货币则可挽救这种金融困境。通货膨胀只是一种预测,但现实情况和压力却不允许通货继续紧缩下去。
尽管国会拒绝了激进的货币紧缩计划,但最终采取的温和紧缩政策仍然过于严厉,商业金融界难以承受,因而怨声载道。毕竟通货紧缩的过程艰难而痛苦,而通胀则容易接受得多。
我与格兰特将军后来逐渐变得非常熟悉,在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即将结束时,包括《晚邮报》(Evening Post)在内的多家报纸反对他连任。为了争取他能连任,我想尽了一切办法。为此我在库珀大学(Cooper Institute)召开了一次公开会议,并说服威廉·道奇(William E. Dodge)担任主席。会议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大家以空前的热情支持格兰特总统连任。《晚邮报》报道说,这次成功的会议展示了民众对格兰特总统的支持,显然公众逐渐向他这边倾斜,反对连任的呼声已无任何意义。格兰特总统顺利获得了共和党的提名,并成功连任总统。1873年3月4日,格兰特总统开始了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直至四年后期满卸任。
很多人都认为在会议前,格兰特总统是否能获得提名还不明确,也不乐观,但这次会议成功扭转了不利形势。格兰特总统非常清楚我在这次会议中起到的作用,他知道我在战争中为政府筹集战争资金方面做出的贡献,也知道我多次召开公开会议庆祝联邦取得胜利,激励了很多人入伍。他问我说,因为我在为战争融资方面获得了民众的认可,是否愿意担任财政部长,我回答自己更喜欢华尔街。最后,他任命我接替伦敦的巴林兄弟的职务,担任美国政府在外国银行的财务代理人。此前英国银行一直负责美国在国外的财政代理,巴林兄弟一直担当财务代理人。
听到格兰特将军病危的消息时,我迫切希望再见他一面,同时坚决主张他应该安葬在纽约市。在纽约,他的墓地将成为一座伟大的纪念碑,人民都可以瞻仰;但是别人都强烈主张他应该葬在遥远的阿灵顿国家公墓或者西点军校。俄亥俄州和伊利诺伊州也要求他安葬在各自的州内,圣路易斯市也想成为他的墓地所在地。各方面都派遣了委员会前往迈克乔治山(Mount McGregor)表达意愿,竭力希望征得格兰特本人和其家庭的同意。
因此我也来到格兰特所在的迈克乔治山,把我的建议尽可能委婉地解释给他和他的家人听。格兰特的家庭成员都同意了我的主张,将军本人当时已经无法说话,但听了我的建议后还是点头表示认可。然后,格兰特将军在道格拉斯医生的陪同下,乘坐轮椅前往山脚进行每天的日光浴。这时,他在走廊里用一张便签纸写下了他唯一的遗愿,就是他的太太去世后能够葬在他的墓地旁。我和格兰特家庭的成员都很熟悉,在迈克乔治山我用了两个小时时间与他的家人交谈。在满足了格兰特将军的遗愿后,我们已经确定选择纽约作为这位伟大战士的安息之地。我在周一下午拜访了他,两天后,也就是周三,格兰特将军与世长辞,美国人民都非常悲痛。
这里顺便提一下,由我发起组建的纽约70人委员会(Committee of Seventy),最终推翻了*的特威德集团(Tweed Ring),这件重大事件,我将在以后的章节中介绍。
在我一生的商业行为中,我最自豪的,还是为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内战国债销售做出了贡献。作为一个银行家,同时也是一个爱国的美国公民,我用各种方式,竭尽所能,全心全意为政府权力贡献自己的力量,为此所做的一切都让我感到骄傲。经过艰苦卓绝的四年内战,联邦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维护了国家统一,国家重现了和平。这次伟大的胜利让迄今最合理的政府制度——“民有、民享、民治”的美国政府得到了坚实的巩固,并有希望一直存在下去。这就是我得到的回报。
                  蔡斯部长和财政部(1)
蔡斯先生刚进入财政部国库就非常需要资金,事实上国库几乎已经完全空了。蔡斯先生成了我的一位热情和珍贵的朋友,我在华尔街的早期生涯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有他的认可和帮助。
蔡斯先生刚进入财政部国库就非常需要资金。事实上国库几乎已经完全空了。1861年的财年在4月底结束,本财年财政开支为6 200万美元,而同财年的财政收入只有4 100万美元。由于南方的分裂和抵抗,这有限的财政收入也面临大幅度削减的威胁。
林肯总统提请国会准备征兵40万人的时候,每天的财政开支迅速攀升到100万美元。蔡斯部长把计算得出的结果提交给了总统,预计接下来的一年财政开支将达到亿美元。因此,部长建议通过税收筹集其中的8 000万美元,通过贷款解决另外的亿美元,此外还应该发行5 000万美元的财政部债券作为后备资金,这些债券可以用铸币赎回。
国会批准蔡斯部长可以用美国政府的信用贷款,总额不许超过亿美元。其中一部分贷款,引用法案的原话说,他可以“发行最高5 000万美元的无息财政部债券,这些债券可用于换取金属货币、支付薪水以及其他任何政府支付的款项,可以在纽约、费城或波士顿凭票支付”。
蔡斯先生刊登广告邀请大家购买第81期国债后,他接受了94美元及以上的竞价,而拒绝了低于94美元的竞价。
我立即组建了一个由很多纽约银行和大资本家组成的辛迪加①,打算用94美元的价格买下所有未售出的国债,为此我前往华盛顿去会见蔡斯部长。一到华盛顿,我就立刻拜访了蔡斯部长,并向他说出了我此行的目的:以94美元的价格买进所有未售出的国债。
蔡斯先生认可了我的提议,但要求给他一点时间,让他先考虑一下,并告诉我第二天早上会告诉我决定。蔡斯部长考虑的是对那些此前出价被拒的人,是否应该给他们一次同等的机会,让他们也能够购买债券。
那天早上到达华盛顿时见到的景象让我永生难忘。透过火车卧铺的车窗,我看到一整列火车上全部装载着铜制加农炮。列车至少有十几只车厢都敞开着,每一节车厢都装着一架这样的加农炮,好像随时准备向敌人开炮。那种感觉让我记忆犹新。“会不会开战”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我头脑里变得鲜明,而这个事情正好是我华盛顿之行始终在思考的问题。
火车报站已经到达首都后,我立刻下了火车前往维拉德饭店。对于旅行者们来说,这家饭店是当时主要的住宿宾馆,事实上可能是唯一的宾馆。这是一家老式的宾馆,历史悠久。我匆匆进入自己的房间,简单洗漱之后,就去了宾馆里暗黑的餐厅。经过询问,我得知各政府部门的领导,包括蔡斯先生在内,通常在上午10点钟开始办公。因此我就在这个时间去拜访他。递上名片后,我立刻被引见给蔡斯先生。他身材高大、器宇轩昂,一看就不是个普通人。
如前所述,我向蔡斯部长说明了来意。
在当时的华盛顿,南方人占7/8。政府职员中也有很多是南方人,他们随时都可以离职前往南方。因而,华盛顿就像一个沸腾的大锅,处处弥漫着阴谋和背叛的味道。
在我四处收集消息的过程中,初来时看到的那些大炮让我时刻无法忘怀,无论我走到哪里,那些大炮都时刻压在我的心头。华盛顿到处都有战争的谣言在传播,每个人的神经都紧绷着,整个城市似乎一触即发。
                  蔡斯部长和财政部(2)
和当地人交谈的结果使我相信: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并且不会在短期内结束,这将是一场长期而血腥的战争。
我立刻把自己的看法通知了纽约的公司,并建议他们做好采取行动的准备。我敦促他们赶快卖掉手里所有的商业流通证券,并请他们联系我组建的证券辛迪加的所有成员,本来组建辛迪加是为了购买证券,但现在我劝他们放弃购买,因为我相信一场大战即将爆发,政府债券肯定会大幅下跌。
第二天早上我去见蔡斯先生并对他说,我认为一场长期而血腥的大战马上就要爆发,我必须考虑辛迪加成员的利益,从我的角度看,我要收回前一天提出的报价。
对于我认为战争将是持久战的观点,蔡斯部长表示坚决反对。
但是,事后蔡斯先生却成了我的一位热情和珍贵的朋友,我在华尔街的早期生涯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有他的认可和帮助。
蔡斯部长认为,他认为债券的价格不会低于面值,并且很快就会达到甚至超过面值。他有这种观点是因为他预期目前的困难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得到改善,不用60天就可以解决所有的困难。
对现在的人来说,他们已经知道后面发生的事情,所以一定会觉得蔡斯部长如此乐观简直不可思议。但在当时,和蔡斯部长看法一致的人并不是少数,大多数人都低估了南方的持久力。
部长对待任何人都用自己独特、高贵的方式,而且非常体谅别人,每一个和他打过交道的人,都对他待人接物的方式拥有长久的好印象。告别部长后,我也感到非常高兴和荣幸。事实上,他的举止细致而且有吸引力,赢得了几乎所有和他见过面的人的尊敬。他是一位伟大的人,总能给人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并且能让人保持这种良好印象。
如果那时候我没有去华盛顿,就不能正确判断和预见即将出现的危机,那么我的公司就会遭受无法挽回的损失,就像当时很多投资在政府债券、商业流通证券、股票和其他不稳定资产的人那样。对于自己能够在华尔街生涯的初期逃脱这样危险的灾难,我有理由感到庆幸。侥幸躲过这次灾难,也让我能够在后来国家遭遇危难的时候为政府提供服务,通过为财政部筹集资金维持军队的战斗,为联邦的最后胜利做出自己的贡献。
林肯执政前不久,我第一次涉足政府债券交易,当时科布(Cobb)先生担任财政部长。当时发行了利率为5%的20年期美国国债,科布部长宣布出价最高的竞标者将获得发行权。我的公司投标了20万美元,希望能从快速周转中获得一些利润。按照惯例,购买者需提供5%的定金。
包括我在内的多数竞买者都获得了债券。这批债券中很大一部分都给了洛克伍德公司(Lockwood & co.),当年它被认为是华尔街上最大、最成功的证券交易公司。
乔治·S.罗宾斯公司(George S.Robbins & co.)、约翰·汤普森公司(John Thompson)、玛丽-考斯公司(Marie & Kaus)以及其他一些我忘记了名字的公司都参与了投标。
随着政治形势很快变得严峻,政府债券开始贬值。因此在上述的这些公司中,只有我的公司最终真正购买了债券。其他认购者最初的5%定金都损失了。由于政府没有对这笔国债进行强制索赔,所以这些债券保持了现状。
但这一事件使得蔡斯先生后来入主财政部时面临国库空虚的局面。科布先生因此被民众广泛谴责,当然这也是合理的。
                  蔡斯部长和财政部(3)
我公司按照面值认购的20万美元债券多数都以95美元及更低的价格卖出,但是,我认购并履行了买进债券的责任,这个事实让我的公司在战时初期赢得了政府的信任,这对公司后来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我再次前往华盛顿的期间,我的公司进行了商业流通证券的大笔交易,超越了其他任何一家华尔街公司。
我来到华尔街之后就开创了一个体系:根据市场上的货币主导利率和通常的佣金率决定价格,彻底买断各种商业承兑票据和应收账款。
正是用这样的方法,我的公司迅速成为商业流通证券的最大经销商。这项业务此前已经被其他两家公司控制了至少25年,我的创新体系击垮了它们陈旧僵化的那一套方法。
当时的生意人必须到这些贴现公司,在那里销售应收款项单。应收款项单分拆开销售出去之后,他们才能拿到自己的应收款项。
我采用了更加快捷的做法,只要这些人拿来应收款项单,就可以获得一张即期支票。这种做法赢得了他们的普遍认可,因此我就掌握了这种交易的主动,我的竞争对手们只能懊恼却无能为力。
按照这种方法,我的公司累积了约50万美元的票据,它们都在各家城市银行和国有银行做了担保。
如上所述,我在华盛顿之行中认识到战争将非常持久和艰巨后,立即回到纽约处理自己手中的票据。我积极而且不知疲倦地工作,终于成功卖掉了绝大部分票据,只剩莱恩·波奥斯公司的1万美元短期票据和爱德华·兰波特公司500美元的票据。
从华盛顿回到纽约不久,我就以比买入利率更高的利率水平卖出了我持有的债券,将它们温和地分担到更多其他人身上。回到纽约不到一周就传来了激动人心的消息:萨姆特要塞开战了。
开战的消息立刻像野火一样蔓延传播,华尔街和整个商业界到处都是激动和惊恐的疯狂景象。很快,整个国家都陷入了恐慌。
股票价格飞速下跌到恐慌价。仅在几个小时内,财富迅速蒸发,百万富翁转眼倾家荡产。资金的缺失使华尔街上充斥着不信任的氛围。
因为时间有限,我没能卖出去那两家公司的债券,它们很快就破产了。那些开票人和背书人和我已经谈妥了票据支付协议,但是在票据到期前,这些公司就纷纷倒闭了,无一幸免。
幸亏我的运气好,及时卖掉了自己持有的债券,不然肯定会从高空坠落,就像吉尔雷的风筝那样摔下来。
我之所以能在这次事件中安然无恙,必须归功于我的灵感。我之所以能够在华尔街走到现在,首先就是因为这种灵感。
我不是唯心论者,也不是泛神论者,随便你怎么称呼它,但是我时不时能利用这种上帝的眷恋。我之所以能一边收集市场的“消息”,一边过滤不良消息的影响,避免自己受到伤害,就是因为我有这种灵感。看到那些慷慨地四处散布所谓重要的“秘密消息”的朋友,我只能表示最深切的同情。不论灵感来自何处,是人为还是神赐,我的灵感让我每年至少免受两三次经济崩溃的困扰。
我并不像老范德比尔特那样沉迷于“沉思”或“通灵”,但每当经济风暴来临的时候,这种奇怪而特殊的警告总能适时地提醒我做出正确决定。
我知道还有其他一些人也有这种神秘的预知能力,但他们却对这种警告置若罔闻,因此当他们碰到投机的突发事件,往往会遭遇灾难。
所以,我还要重申,要警惕那些被散布的“消息”。它们就像是“鬼火”,引领那些不幸的投机者走向破产的深渊,其他所有因素相加也比不上它的恶劣影响。
                  “垄断”和它对价值的影响(1)
投机是对未来价格变化的信息的最佳利用。投机总是有两面性。基于事实和形势的一方最终会占得上风,双方冲突的结果产生了最接近正确值的价格。所以,总体而言投机有利于国家的经济稳定。
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组织形式和工会联盟、曼哈顿联盟等社团组织类似,并不受制于议会的特别宪章。因此,证券交易受到特别保护,不受议会的集体干涉。
虽然总有人在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一次次企图对证券交易征税,或使用其他手段干预投机和投资,但立法院的这些企图目前为止都是徒劳的,这算是幸哉!
1881年,轰动一时的汉尼拔和圣约瑟夫(Hannibal and St. Jo. )“垄断案”发生不久,议会又一次企图迫使华尔街臣服于奥尔巴尼的政客和说客的控制。
有关“垄断”的新闻报道一直吸引着立法院的眼球,在这些高贵、正直而廉洁的机构中,有一批有识之士抓住群情激愤的时机,利用这次“垄断案”的绝佳机会,开始声讨繁荣的投机行为。
为此,参议院专门成立了一个针对“垄断”和“期货”的委员会,传唤华尔街上的各种人前来为这个焦点话题提供证词。我有幸成为了被传唤证人之一。为了避免因为“藐视委员”而被停业甚至非法监禁的后果,我马上接受了传唤。听证在大都会饭店进行,我站在委员们面前,没有像其他金融家那样用“我忘了”来搪塞,而是镇静地回答了他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甚至还给调查委员会做了有关“垄断”的简短演讲。后来我曾收到作为委员会成员之一的休伯特爵士写给我的信,信中他赞扬我非常清晰地解释了自己的观点。因此我才会说:“休伯特爵士对我的称赞才是真正的称赞。”我之所以鼓足勇气在本书里写下当时的发言,并不是想证明自己是个可以载入史册的成功演说家,而是希望能用一种更持久的方式记录下委员会对我解释“垄断”合理性的赞许。
当时的发言如下:
“垄断”和“期货”委员会的各位先生:
投机现在是用来调节各方对产品或证券的预期价值产生分歧的一种方法。这些年来投机比前些年更为普遍,这是因为随着商业信息的增加,获取信息的能力增强了,速度也更快了,并在各行各业里得到了广泛应用。同时信息现在可以通过电报和电话更加便捷地传递,这也促成了投机的繁荣。
以前,只有等农产品进入市场后,人们才知道收成。现在,在收获农产品前,我们就可以相当精确地掌握农产品未来价格的决定因素。这些提前获得的信息自然成为投机交易的主题,而以前投机是没有条件存在的。
投机是对未来价格变化的信息的最佳利用。投机总是有两面性。基于事实和形势的一方最终会占得上风,双方冲突的结果产生了最接近正确值的价格。所以,总体而言投机有利于国家的经济稳定。
看跌的投机都基于供过于求的推测。如果确实产生了供过于求,那么该产品的生产将会削减,直到价格恢复,这会使生产商转向那些相对缺少的产品。因此,投机就成了价格和产量的调控者。看涨的投机则与此相反,它基于供不应求,直接影响就是增加生产数量,直至价格平衡。
“垄断”往往是由于过度投机,卖方无力完成他所保证的交付量。所以,他只能把自己交给合同方的人处置。这些紧急事件一般主要影响投机者自身,而对市场的影响是极为有限的。
                  “垄断”和它对价值的影响(2)
极端的价格往往就产生于这种过度投机。但它只是暂时的,对正常交易或现金交易没有过多影响,因为正常交易或现金交易和这种暂时的、人为的价格没有多大关系。
判断投机的利弊不应该仅凭它偶尔的过激影响,而应根据平常的影响来判断。我已经说了,总体来说投机是有益的。供不应求时可以通过提价来刺激生产;供过于求时则相反。投机可以通过平衡价格来调节生产。因此,投机在商业行为中是预防金融恐慌的最佳手段。
投机更重要的作用是为证券交易提供市场。没有投机,就不会产生证券市场。通过销售铁路股票来融资,铁路才得以顺利修建,从而增加了整个国家的实体财富,并且为众多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投机可以为商界和国家增加物质财富。
除了华尔街的投机,其他行业中也都存在“垄断”行为。伟大的干货商人斯图尔特先生在他后半生的经营中,垄断了该行业的半壁江山。针对某种特定商品,他主要通过签订排他性的整体生产合同来进行垄断。因为只能在他的干货店才能买到这种商品,他就对此商品形成了“垄断”,因而也就拥有了商品的定价权。
几乎所有大型商业公司都使用这种垄断方式,而所有的进口公司都做期货买卖。进口公司采用样品来销售,并根据协议在未来一个规定的时间交货,时间从30天到12个月不等。在这个期间工厂正在生产商品,多数情况下,购买的一方必须等待商品在千里之外生产出来并运入销售地。
美国经常发生周期性的经济萧条,在萧条期期间,如果没有粮食空头利息及相关的一系列活动的支持,欧洲的粮食投机交易商就能操纵价格,因而他们每年都以这种掠夺的手段,用远低于成本的价格来购买美国的粮食产品。
如果我们将自己的产品卖给欧洲,一定要求一些利润,否则这种交易就不能增加我们国家的财富。
关于“垄断”还有另一件奇怪的事:组织并操纵“垄断”的人往往聪明反被聪明误,成为整个事件中最大的受害者。汉尼拔和圣约瑟夫的“垄断案”就可以证明。波士顿的约翰·达夫( John Duff )先生是个天才,他创造了“垄断”这个概念,但他却破产了。他的股票价格飙升到350美元,尽管卖空的数量只有约1 200股,但是他不得不以280美元的价位平仓。
杰伊·古尔德于1872年操纵的西北股票“垄断”结果也是相似的。最开始股票价格是80美元,然后一路飙升到280美元,之后又暴跌回最初的价格。我相信杰伊·古尔德独自操纵了所有买卖,尽管他有异乎常人的摆脱困境的能力,但这次事件还是使他几乎破产。
专利是受法律保护的“垄断”。专利发明者可以把他的发明在全球范围内垄断17年,即给他一个制造和销售专利产品的权利。与原始成本相比,或者与粮食和股票那样在市场上公开竞争中的价格相比,专利产品常常可以获得数倍的利润。
如果说议会的目的是停止商业活动,那么拒绝垄断是正确的,但如果各位成功了,我认为对公众而言将是灾难。
无论是立法限制企业经营,还是依靠法律阻止竞争,我都持怀疑态度,这样做只能使商业陷于停滞,摧毁商业的活力,并抑制创造经济繁荣的力量。
我认为供求原则是调节市场最有效的方法。
                  “垄断”和它对价值的影响(3)
国会在内战期间试图遏制黄金投机。但禁止黄金投机交易的法律一经颁布,黄金价格反而立刻翻倍。那些策划这一项金融措施的“英明”政客也被这个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结果吓呆了,好在他们赶紧废止了这项法案。
法案失效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钻法律的空子很容易,上述事件就证明了这一点。反高利贷法是制定得最合理的法案之一,但钻它空子的方法也很多。事实上除了放贷者的良心之外,实际的利率没有上限,而放贷者的良心我们把握不了。丹尼尔·奥康奈尔(Daniel O'Connell)认为所有的法律都有空子可钻。杰克·夏普( Jake Sharp)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奥尔巴尼议会制定的最好的法律都可以找到明显的漏洞。虽然杰克·夏普在后来的商业生涯里遭遇到很大的麻烦和亏损问题,但他的例子可以证明,任何法律都不是完美无缺的。
但是,除了策划“垄断”的阴谋者自己,很少有人在“垄断”中受到严重的伤害。这个事实就是对普通大众的最好保护,立法者最好的做法就是无为,这样才能真正地保护立法者的本来意愿。
发动“垄断”的阴谋家通常会制定非常高的价格,以至于他们的产品无法销售出去,因而“垄断”通常导致该产品自绝于投机市场。汉尼拔和圣约瑟夫垄断案的结果就是对那些进行垄断操作者的一个警告:他们的股票在市场上没有人购买,这种情况会在垄断后持续几个月时间。
我们用“黑色星期五”的例子看看。对那些密切相关的部门来说,“黑色星期五”无疑导致了极大的灾难。古尔德几乎因此破产,而且他至今也没完全摆脱“黑色星期五”带来的道德谴责。而且事件的影响还会在他的家族中延续下去,古尔德家族后来几代人都无法摆脱这个丑闻。在很多人心目中,古尔德湖几乎已经成为“黑色星期五”的同义词,对那些远离华尔街的人而言,古尔德就是“黑色星期五”的始作俑者。
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没有批评乔治·古尔德(George Gould)先生的意思。他的家族以前就很有钱,他似乎也是一名很有前途的青年。毫无疑问,出身于富家具有很多道德上的困境,但是他优秀的教育背景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陷(我在另外的章节中会详细论述这个问题)。我认为古尔德母亲对他的教育非常有效,从小生活在奢华环境中的他能够避免出身的劣势正是由于这种教育方式。在我看来,凡是出身于富裕家庭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被认为是为富不仁。任何一个想要成为杰出金融家的人都应该忘掉自己的优越家境,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对待他的父辈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如果他拥有足够的才智,在面对自己的父辈造就的奢华陷阱时,就能怀着骄傲的心情思考父亲是如何通过艰苦努力做到白手起家的,而不是安逸地享受位于纽约第五大道的豪宅以及他父亲的豪华游艇和马车。所以我非常希望乔治·古尔德能够是个例外,和我所看到的那些有钱的败家子不同。
当一家很大的商业公司买下了某种商品的所有货物,使别人无法从另外的地方获得此商品时,这家公司就形成了对该商品的“垄断”。
从垄断对发起者的影响来看,商品垄断和华尔街的股市垄断很不一样,大多数华尔街的“垄断”者最终都会自食其果,但商品垄断却不一定如此。就像斯图尔特先生垄断案例显示的那样,有时候商品垄断会耗掉发起垄断者的一生。
                  “垄断”和它对价值的影响(4)
有时操盘者能通过继任者继续维持垄断,但是在斯图尔特的案例中,他的接班人希尔顿却是个失败者。尽管从某些方面来看,希尔顿比斯图尔特先生拥有更强的能力,但是在垄断操作方面,他不具备斯图尔特先生的才能。也许是因为他对法律太精通,所以他会自觉地倾向于规避“垄断”。
有一点可以肯定,想要成为超级富豪,“垄断”几乎是必要的手段。无论那些诡辩家和死板的道德说教者们怎么看和怎么说垄断操作,“垄断”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在我们的商业活动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在激烈的竞争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这种做法完全是合法的。所以,如果不对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智慧(我这里指的是美国宪法)进行彻底的更改,我看不出有任何对付“垄断”的方法。即便是最精明、最会钻法律空子的律师,到现在为止都无法从宪法中找到任何反“垄断”的条款。
格雷斯通先生说过:“美国宪法是特定时间内的最伟大作品,它是人类智慧的最高结晶,是为人类服务的最完备的法律。”
我一贯认为,宪法中没有任何反垄断的条款,也不需要法律对垄断做出规定。投机行为中任何钻空子的罪行都可以通过经济规律和调节生活的普通法律得到控制和抵消。
如果大规模取消垄断或废除垄断,就像我前面说的,整个社会系统都必须变革才行。而议会经常对垄断发起攻击的行为其实体现了一种明显的歧视,这是违背宪法精神的做法。说得严重一点,这种行为几乎就是毫不遮掩的勒索。
事实就是如此,试图通过立法的行为来禁止垄断几乎肯定会影响商业投机本身。我已经说过,投机是调节价格、维护经济稳定和预防经济危机的必要条件。
我认为尽管投机会造成价格剧烈膨胀,但仍然比经济萧条更容易接受。而且我相信自己的这种观点能得到任何经验丰富的人的支持,不管是华尔街人还是在其他金融领域的人都会同意这种观点。长期来看,投机的结果对大多数人都有利。我相信杰里米·本森不会从坟墓里钻出来谴责我有关市场价值的观点。
我觉得,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投机对消费者有利。和没有这些产品的投机的时代相比,现在消费者的生活逐年得到改善,更不容易受到周期性饥荒的威胁。
在停止讨论“垄断”这个话题前,我想说说自己在这方面的经验。乔治亚州的垄断让我在长期的商业经营中受到了唯一的一次重创。
乔治亚自治州发行并出手了约800万美元价值的债券,所有的这些债券都有政府的印章和正式签名,并且按照法定面值发行。我投入了200多万美元买进了部分债券。这笔交易后不久,乔治亚州议会公布了一份不实的报告,这个报告经由一个委员会送到我们的城市(纽约),报告说这个债券都被外州资本持有。然后,该州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拒绝承认州外资本完全控制的本州债券,随后该债券价格应声下跌,最终几乎变为废纸一堆。当我意识到原本感觉良好的200万美元投资变成废纸后,我感觉非常失落,好像是被乔治亚州议会那群装模作样、自诩正义的议员们“垄断”了。乔治亚州议会利用立法的权力,肆无忌惮地损害他州公民的权利,这是一种丑陋的行径。
本书的另外章节中提到了哈莱姆(Harlem)垄断案,尽管合同签订价格是110美元,但最终交割的价格却是179美元。
约300万美元就这样从空头的手中掠夺走了,很多显赫的公司因此倒闭,众多买进者被套牢,承担了全部的损失。
有一位经纪人曾经以150美元的价格卖出期权,当价格涨到了250美元的时候他被要求履行合同。当时他的情况和葛兰道尔的幽灵非常相似,他说:“我看不出有什么东西可以交割,你可以要求我还清,但我一点也不在乎。”
操纵哈莱姆垄断案的有两个幕后黑手:下议院和上议院。
在岩岛垄断案中,多头买入的股票超过了实际数量约2万股,导致股票价格从110美元上涨到150美元。
伦敦金融家们非常害怕垄断,所以伦敦证券交易所非常谨慎地审核美国的铁路股票在伦敦上市的事宜,特别是那些发行数量很大的股票。
“垄断”操盘手极少能获得利润,除非他们做好了准备并能够持有所有股票,否则操盘手往往因为垄断而导致损失。即便拥有了全部股票,他们也很难短时间从投机市场中抽身而出。
哈德森垄断案是最成功的一次垄断操作,操盘手的利润率高达12%,比岩岛垄断案的利润高出4.5%。
华尔街历史上第一次有记录的垄断案由莫里斯·卡勒(Morris Canal)策划而成,这个如同古老传说一样的案例只是因为“垄断”才载入史册,其中的细节已经没有人清楚。股票价格就像美梦一样直线上升,最后已经远远高出它的实际价值,然后几位操盘手开始卖空。
这次垄断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一家保护该股票的操纵集团成立了。该集团买下了市场上的所有这种股票,并把它们锁在了暗箱中。这是华尔街前所未闻的操作手法,空头对此感到非常震惊。到了需要交割的时候,空头们开始愤怒了,他们控诉操纵者合谋欺骗。而多头则反问空头,既然知道自己无法买到这种股票,为什么还会持有并卖出该股呢?
这场争端最后交由经纪人仲裁委员会审理。这家声名赫赫的机构那时候还不熟悉投机技巧,他们用自以为公平的方式判断案件,最后判决支持了这家操纵集团。因为团体性共谋,他们被免于履行责任。
                  船长的“垄断”(1)
比起哈德森“垄断”,哈莱姆“垄断”在操作上更加聪明。在哈莱姆“垄断”发生时,船长在铁路股票方面没有一点经验,而他此时已是69岁高龄的老人。船长凭借一己之力就使州议会和政府都拜倒在他的脚下!要知道这些人之中聚集了全美国最狡诈的律师,他们都是最精通欺诈、最识时务的人啊!
在哈德森垄断案中,股票价格从112美元上涨至180美元。范德比尔特船长就是这次垄断案的幕后主谋。他从暴涨中赚取了巨额利润,并把罪责推卸给其他人,从而收获了人们的同情,这主要是因为在这次垄断案中他并不是主动的“侵略者”。事件发生的初期,所有对手都和他对着干,而且他的反击显得很无力,这让那些对手变得轻率,最终他们为自己的草率行为付出了巨大代价。我想范德比尔特没看过几部莎士比亚作品,但是他反击的做法却和老波隆尼尔①对儿子的忠告——不给对手任何退路——出奇地相似。
当范德比尔特了解了事情的全部事实后,他就变得和平常一样大胆极了。
哈德森垄断案的开始阶段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带有一点浪漫的色彩。范德比尔特船长正躺在哈德逊河的新泽西州岸边一堆木头上晒太阳,他的游艇就漂在旁边的河里。这时他正打算远离投机行业中的辛苦和困难,享受难得的假期。当他沐浴在中午的阳光中,快乐地欣赏河岸边浮起的厚厚一层落叶时,却被一位华尔街来的信使将自己从美好的梦境中喊了回来。信使带来了一则重要的消息:有一个卑鄙的“卖空集团”正在密谋,打算把哈德森的股票卖空,在这些人的不断操纵中,哈德森的股票价格直线下降。
范德比尔特赶紧站了起来,把假期里的倦怠统统甩掉,就像一头准备冲向猎物的狮子一样,在跃起前先甩干毛发上的露水。
范德比尔特急忙回到华尔街,给他的经纪人下指令,买进所有的哈德森卖方期权,接着又开始购买市场上的现金股票,直到再也无法买入。简单算算就能知道,除了极少数不太可能出现在证券市场上的小额股票之外,买方已经以现金和远期合同的形式买空了哈德森股票。
足智多谋的范德比尔特想出了一招新的方法。由于几家重要的空头需要交割哈德森股票,这就是说,他们从垄断者范德比尔特手中以现金买进股票,然后根据买方选择的期限在10~30天的期限内再卖回给范德比尔特。这就给空头集团形成了一个错觉,他们认为范德比尔特一定是缺乏现金才会卖出股票。因此,主要的空头集团成员都抓紧这次“机会”交割了几千股,并立刻将现金股票投放到股票市场。他们不知道,这些投入市场的股票都由范德比尔特的经纪人秘密买了下来。
到现在为止,一切都在朝着有利于范德比尔特的方向发展,那些糊里糊涂的空头们正在踏入圈套。卖方期权开始到期了,空头们却发现他们无法从市场上买到哈德森股票进行交割。
“垄断”获得了完美的成功,股票价格涨到了180美元。仅仅几天前,就是范德比尔特享受日光浴,空头集团利用他的缺席施展阴谋时,股价还只有112美元。结果,空头的每100股票就损失6 800美元。
根据协议,应该有约5万股股票按照180美元的价格交割给“垄断者”。这时候,一切都准备就绪了。
                  船长的“垄断”(2)
空头们这时就像热锅上的蚂蚁。
但是对可怜的空头们而言,最糟糕的部分还没有到来。手中已经没有股票的空头们得到通知,他们必须按时交割。此时,他们只能抱怨多头们忘恩负义,希望多头售出股票来帮助他们。但是多头此时根本不愿意和解,他们要求必须按时交割合同。最后,多头提出了一个苛刻的妥协性建议,愿意以每天5%的利息贷给空头们股票。有些空头认为“垄断”只能持续很短时间,就真的接受了这种高额的利息。但是“垄断”却持续了超过两周的时间,这些可怜的空头,只能连续每天支付给多头5%的利息,用高价买下了股票,完成了交割。
这种双重的股票交易策略非常巧妙,是完成这次垄断的最重要措施,此案之后,范德比尔特成为了这方面的战略王者。
这个计策最巧妙的地方就是多头避免了承担所有股票的不利局面,并从双向交易中赚取了巨额利润。
当有的空头以170美元的价格买进股票时,范德比尔特的私人经纪人正在以140美元的价格卖出,多头因此用较好的价格售出了手头的股票。在“垄断”操作的历史上,这都是最精彩的内部操作之一。
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多头规避了承担大部分甚至全部过票的风险。范德比尔特用他高超的操作技巧,在交易结束时还维持了相对较轻的股本负担,资产也维持在了很好的水平,这在“垄断”中是非常少见的案例。
比起哈德森“垄断”,哈莱姆“垄断”在操作上更加聪明,但情况却没有哈德森垄断案复杂。和哈德森垄断案相比,哈莱姆“垄断”太顺利了,但表明了范德比尔拥有“垄断”的天才。在哈莱姆“垄断”发生时,船长在铁路股票方面没有一点经验,而他此时已是69岁高龄的老人。
我之所以在这一章首先介绍哈德森“垄断”,是因为它尽管发生在哈莱姆“垄断”之后,却在许多方面都是最伟大的案例。
有一点很有趣,和范德比尔特有关的几乎所有“垄断”中,开始时他都处于防守状态,而不是一个进攻者。他总是要被迫为自己的资产而极力抗争,否则就可能被对手抢夺一空。
买进哈莱姆股票,对范德比尔特的铁路股票投机而言是第一次冒险的举动。1863年,他才第一次买进哈莱姆股票。此前30年,就有人邀请他购买哈莱姆股票,但是他拒绝了,并不无讽刺地说:“我是经营蒸汽船的商人,但你却告诉我,这些在陆地上行驶的蒸汽机(火车)是我的竞争者。你走吧!我会祝福你,但是我永远不会参与他们的事情。”
范德比尔特以每股8~9美元的价格买进了哈莱姆股票。我进入华尔街的时候价格已经跌到3美元左右。他把资金投入铁路行业,开始进行投机,哈莱姆股票价格很快涨到了30美元。很多人都不看好范德比尔特的投资,认为他在蒸汽船上赚到的钱会在铁路上打水漂。
但是,股票慢慢上涨到了50美元,这时候投机者们开始猜测其中一定有内幕。1863年4月的一天,纽约市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批准范德比尔特承建从百老汇到巴特瑞公园之间的城铁建设。因而,杰克·夏普并不是首创者,范德比尔特船长比他早了20多年。
当时的市议会并不是两袖清风,尽管杰尼斯(Jaehnes)和维特斯(Waites)都逃脱了惩罚。他们收了范德比尔特的钱之后卑鄙地欺骗了船长,但范德比尔特也不是好惹的。获批城铁经营特许权之后,哈莱姆股票上涨到75美元,这时市议员们开始卖空。他们以为已经把范德比尔特握在了手心里,所以拉拢了更多人参与进来。他们的计划是将市场上尽可能多的哈莱姆股票都卖空,这样他们就能通过售出股票轻松赚取几百万美元,然后再通过议会废除法令,这样股票就会下跌到50美元以下。德鲁就是和议员们进行交易中的大空头之一。
                  船长的“垄断”(3)
范德比尔特收到了这个消息,但是他继续买进哈莱姆股票,并找人帮助来购买股票,最后船长和他的朋友们买下了市场上所能提供的全部“卖空”的股票。空头操盘手们已经卖掉了远远超出实际存在数量的哈莱姆股票。这时哈莱姆股票已经有11万股。当议员们和他们的朋友认为已经赚了几百万美元的时候,议会就废除了法令。与此同时,民事诉讼法庭的布拉迪法官颁布命令,禁止在百老汇街道修建铁路。
所有人都认为范德比尔特这次无力回天,一定会彻底破产,但是哈莱姆股票却只是下跌了3个点,跌到72美元。市议员和空头集团非常惊讶,他们原本以为股票会降至50美元以下。为了交割股票,空头只能再次进入市场。因而哈莱姆股票以惊人的速度上涨,价格从100美元涨到150美元,然后是170美元,最后达到179美元。市议员们被迫以高价交割了所有股票,范德比尔特掌握了所有股票。市议员们损失了100万美元,被他们拉进来的朋友们则损失了几百万美元。而范德比尔特坐收了500万~600万美元的利润,继续着自己既定的投机策略,并继续开心地提升哈莱姆市值,还当上了副总裁。
一般人们都会认为,尽管船长在投机行业还是个新手,但市议会在这次垄断中受到的惨痛教训,足以教育大家在股票投机交易中提防范德比尔特船长,事实上却依然有人死性不改。通常情况下,人们必须亲身经历苦难才能有所收获。
后来州议会重蹈了市议会的覆辙,这其实是他们咎由自取的。第二年,船长买入了哈德森河铁路的股票,从而获得了该铁路运输公司的控制权,随后他又说服州议会的多数成员,通过了一条议案,把哈德森河铁路和哈莱姆铁路合并。州长认可并签署了这条法案。
1864年初,哈莱姆的股价因为这一利好消息再次上涨,从75美元涨到了150美元。
州议会的议员通过这一法案,目的是为了把船长的钱装进自己的腰包,然后按照市议会的方法,策划一场阴谋,这样就可以从船长破产的过程中赚取几百万美元。但是船长在州议会有一个非常精明的说客,他时刻关注着船长的利益,在船长来到纽约购买股票时,他就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船长到华尔街之后没多久,这名说客就向他通告了州议会效仿市议会的密谋。船长发话给他,要他密切关注奥尔巴尼的形势,同时船长仍然在华尔街买进股票。
州议会最终没有通过这项法案,告知哈莱姆的股价从150美元猛跌到90美元。船长这时候遭遇了进退维谷的险境,州议会的贪婪也让他惴惴不安。如果州议会的家伙按照90美元的股价交割哈莱姆股票,船长立刻就会损失几百万美元,他们则可以相应地赚取这些钱。但是,这些家伙贪得无厌,还想从船长身上榨取更多的利润。他们的目标是让哈莱姆的股价跌到50美元,这样他们可以多获得几百万的利润,那样船长必定一蹶不振。船长遭遇了这辈子最大的考验,他无力应对,根本想不出扭转局势的方法。他曾经常对自己的挚友说,他面临这场危机时,几乎要疯掉了。在几乎绝望的边缘,船长派人找到了老约翰·托宾(John Tobin)。约翰·托宾以前只是斯特登岛渡船候船室的看门人,但此刻托宾已经有超过一百万的财富。船长把州议会的阴谋告诉了托宾,并向他诉说这些人的背信弃义。约翰也一直在买进哈莱姆股票,因为他预期股票会升值。
                  船长的“垄断”(4)
“现在咱们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了,约翰,”船长说,“你怎么想?”约翰叹着气说他同样也很绝望。船长问他:“难道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吸我们的血吗?”
约翰还是垂头丧气,不知道怎么回答船长的问题。
“约翰,这些贪得无厌的家伙不应该受到惩罚吗?”船长加重了语气。约翰肯定地点了点头,但他不知道能有什么办法,因为这些家伙已经完全掌控了局势。
沉思了一会儿后,船长很快用强调的语气对约翰说:“约翰,我们给他们一点教训!只要他们还活着,我就要让他们知道背信弃义绝没有好下场。我们再试试‘哈莱姆垄断’。”
约翰同意了船长的意见。
约翰筹集了100万美元,伦纳德·佐罗米(Leonard Jerome)也参与了进来。他们一共筹集了500万美元,对付州议会的阴谋。此时,州议会还有很多机会赚光船长的钱。这次就像是一场无声的扑克游戏,而船长则是一名打牌高手。除了哈德森垄断案之外,这是船长玩得最漂亮的一场游戏,在这两场“牌局”中他都表现了他极具天赋的灵感。
就像那句名言所说的那样:“上帝要你灭亡,一定先让你发疯。”州议会的成员很快就失去了理智。在哈莱姆垄断案中,州议会成员非常精准地验证了这句名言。为了卖空哈莱姆股票,他们有的人抵押了自己的房产和地产,并对他们的朋友言之凿凿地说这是一场必胜的游戏,并几乎把他们所有的朋友都卷入了这场投机风暴。
几个星期内,州议会的成员和他们的朋友卖出了数百万哈莱姆股票,这些股票本来约定要在这个夏季逐步完成交割。他们认为到交割的时候哈莱姆的股价一定跌得很惨,大概能跌到船长最初的买入价,即*美元的水平。
州议会的成员还认为船长会派自己的说客来奥尔巴尼向他们求情,但最终他们失望了。船长根本没有离开他在华尔街的经纪人公司,并一直坚持买进哈莱姆股票。州议会的成员们觉得船长疯了,至少也是老糊涂了。当时船长已经70岁,按照《圣经》的说法,他已经行将就木。
尽管在旁人看来船长继续买进哈莱姆股票的行为是非常荒谬而且无法理解的,但是等到船长买进了27 000股哈莱姆股票时,形势就变了。
本来州议会的成员给范德比尔特船长挖了一个陷阱,现在自己却跳了进去。当他们想买进哈莱姆股票进行平仓时,才发现股市上已经买不到了。范德比尔特和他的经纪人已经把所有哈莱姆股票都牢牢囤积起来。
州议会的成员顿时惊呆了,他们知道船长绝不可能同情和怜悯他们,因为船长对他们已经仁至义尽。尽管船长一辈子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但实际上那时他根本不知道“以德报怨”或是“谁打了你的右脸,把左脸给他打”这些伟大的基督教教条。他更加认可教友派信徒的实用主义教条。面对打了右脸还要打左脸的人,教友派信徒会说:“朋友,你还没读完《圣经》吧,上面还写着‘以牙还牙’呢。”然后就会动手把对方打倒在地。
在哈莱姆垄断案中,船长就是严格按照这种信条对付州议会的成员的。
这时候,有人劝船长应该妥协,但船长说:“等股价到1 000美元再说吧,这种团体智力游戏我玩得太多了。”
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不是伦纳德·佐罗米和约翰·托宾强烈请求,船长也许真的会把股价抬升到1 000美元,彻底打垮那些州议会成员和他们的朋友。
佐罗米先生与范德比尔特一样,一点也不同情这些州议会的成员,但他很爱国,不希望华尔街因此陷入混乱。所以,在涉及很多投机问题和利益博弈的时候,他能够用自己的宏观视野做出一些妥协。
“如果你继续威胁下去,”佐罗米对船长说,“华尔街就将万劫不复。”
在佐罗米恳切的请求下,船长妥协了。就像当年法老请求犹太人一样,船长无法拒绝这种高尚的请求,他最终同意让州议会按照当前价格——285美元——平仓。
第一天就交割了15 000股。投机者们看到这个故事应该深思一下。我刚到华尔街的1857年,这支股票只值3美元,1864年涨到了285美元,如果船长愿意的话甚至可以达到1 000美元。投机的利润空间如此之大,难道不让人震惊吗?
再想想,船长凭借一己之力就完成了这种壮举,州议会和政府都拜倒在他的脚下!要知道这些人之中聚集了全美国最狡诈的律师,议员和他们的朋友都是最精通欺诈、最识时务的人啊!
想到这里,你就能明白船长是多么精明了。船长是如此聪明,他在华尔街还只是个新人,却把这些训练有素的时代精英玩弄于股掌之间。毫无疑问,船长是一个天才,是金融街无人能比的天才。这次反击州议会的事件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成就,他也为此感到无比自豪和快乐。后来讲到这件事,他说:“我们战胜了整个州议会,很多身份尊贵的议员不得不卷铺盖卷回家了,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第二次哈莱姆垄断案就这样结束了。
很多大公司因为这场垄断案而破产,有些个体投机者也因此倾家荡产。丹尼尔·德鲁差一点就破产了,但是凭借自己在法律界的影响力,最终他只赔了100万美元就顺利脱身。
这一章没有细讲著名的伊利垄断案,因为我会在下面的章节中进行详细介绍。
                  德鲁和伊利垄断案(1)
在这场垄断案中,德鲁就像是一只被火焰困在中央的蝎子,只能让自己万劫不复。尽管受到非常残酷的对待,却几乎没有人同情他,因为他也是因自己的贪婪、犹豫、背叛和阴谋而咎由自取,他只是想把更多人拉下水。在这场致命的斗争中,他亏损了将近200万美元。
大概在4月中旬,德鲁从泽西的藏身处再次回到了华尔街,显然他一点也不怕被逮捕。伊利一伙的其他成员都正式开脱了藐视法庭罪,但他们还没有与范德比尔特讲和。好在事情并没有再起波澜,到了7月份,他们与范德比尔特完成了清算。
双方一致同意,范德比尔特以70美元的价格卖出5万股伊利股票(此刻分文不值),这是他买入时的价格,他可以因此获得250万美元的现金,其余的125万美元则用价格为80美元的波士顿·哈特福德·伊利(Boston Hanford & Erie)债券相抵。后来进一步规定,未来的4个月内的任何时间,船长都可以以70美元的价格售出其余的5万股伊利股票,总价值100万美元。同时,范德比尔特在伊利董事会中获得了两个席位。曾经你死我活的两个集团,如今达成了和解,并且与此有关的所有诉讼都在法律上得到了宽恕。
在这场著名的伊利股票案中最引人注意的地方是双方达成妥协的方式。德鲁与范德比尔特进行了一次著名的周日晚间会谈,德鲁哭着对自己的泽西之行表达了深刻的忏悔,他的表现赢得了船长的同情。之后的一天清晨,古尔德和菲斯科来到范德比尔特在华盛顿的住处拜访他。菲斯科后来油腔滑调、厚颜无耻但确实生动地讲述了与范德比尔特的会谈。菲斯科说:“古尔德想等范德比尔特起床后再拜访他。但是我直接按了门铃,门一打开我就冲到他的房间里。当时船长正坐在他的床边,只有一只脚上穿了鞋。他正在起床,我就看着他穿上了另一只鞋子。我记得他的鞋子很特殊,竟然有四个带扣。我以前从没见过这样的鞋子,我想如果船长这样的人都穿这种鞋子的话,我也要去买一双穿。他说我既然藏了起来,就不要露面;还说,如果我还待在那里,他会派他的侦探(律师们)找寻我们;还说如果我们不接受他手上那些分文不值的股票,他就会咬住我们不放,他说一定说到做到。我告诉他,如果有其他办法,我才不会要他的股票,我也能说到做到;我还说,他这是自作孽不可活。这样的话让他有点放松了。我接着告诉他,他是一个抢劫犯。他说要是不按照他的方法交割,这些诉讼就永远不会撤销。完成交割之后,我说这简直是在抢劫;还说,我们把自己卖给了魔鬼,古尔德也同意我的看法。”
在这起“垄断案”最艰难的时期,始终支持范德比尔特的朋友之中,除了前面提到的那几位之外,还有威廉·希思(William Heath)、理查德·谢尔(Richard Schell)及其兄弟奥古斯塔斯(Augustus),还有鲁弗斯·哈齐(Rufus Hatch)。理查德·谢尔是个很现实的人,也非常精明,当时各家银行都拒绝提供贷款的时候,他仍然自愿为范德比尔特的投机战争筹集资金。遭到银行拒绝后,他凭借自己的老练和精明,询问了各家银行,发现大多数银行都持有纽约中央铁路的股票。然后他去了一个银行,说:“如果你们银行不能在伊利铁路股票价格为50美元的时候贷给范德比尔特50万,他明天就会把纽约中央铁路股票的价格跌落到50美元以下,华尔街将近一半的银行都会受到冲击。您应该清楚自己是否身在其中。”
                  德鲁和伊利垄断案(2)
他在其他各家银行都如法炮制,效果非常理想。他就这样给范德比尔特提供了战斗资金,但船长却浪费了他的资金。
过量发行的伊利股票全部源源不断地送到范德比尔特手中,他希望以此打破这帮人的“垄断”,但这种努力却是徒劳的。
当赌徒们把“掺水”的股票卖给范德比尔特时,菲斯科说:“只要印刷机没有故障,不管这个老头要多少股票,我都能给他。”
印刷机没有出毛病,事实上它运转得非常正常,直到船长再也“吃不下”了为止。幸亏范德比尔特具有百折不挠的勇气,再加上法院对他的支持,才没有破产。在华尔街的人看来,范德比尔特能够逃脱简直是个奇迹。古尔德和菲斯科发现他们碰到了这样厉害的敌人,也感到非常惊讶。尽管范德比尔特像泼水一样撒出去700万美元,却成功地支撑了市场,预防了一起金融风暴,这场风暴可能像“黑色星期五”一样对当地造成灾难性的损失。
在这两个金融大老板的战争中,很多无辜的股民遭受了巨大打击。为了安抚他们受伤的心灵,一笔安抚款发了出来,这笔款项累计达到429 250美元。以艾尔德里奇先生(Eldridge)为代表的波士顿集团售出了500万美元的伊利债券,因此得到了伊利承诺的400万美元承兑汇票。
伊利公司为了平息这场纷争,共花费了大约900万美元。伊利的股票和债券持有人为了承担这一债务,都违反了法律。
古尔德和菲斯科假意反对这次交割,这就让公众以为所有事情都是德鲁和范德比尔特做的。不管怎样,想要让自己从这种复杂的局面中脱身,这可能是唯一的方法了。毫无疑问,范德比尔特给德鲁开了一张票据——这是整个交割事件的关键——因为这张票据,泰勒酒店解雇了送票据的服务员。
德鲁从这次的“垄断案”中赚到了700万美元,他开始享受自己的胜利果实,但是首先他得支付给伊利公司54万美元,以支付利息,以及伊利公司可能起诉他而进行的赔偿,但是这点钱无足轻重。古尔德和菲斯科因为假装友善地和解得到了更多的战利品,伊利铁路就这样落入了他们俩的掌控。
然后,德鲁退出了华尔街,就像后来古尔德经常退出华尔街那样,但有一点不同,德鲁是真心诚意的。如果他能够永远离开华尔街,也许他真的会就此退出,但是他没有办法做到。一朝在华尔街,这辈子就别想离开华尔街了。就像是写在威斯敏斯特信仰声明中的不可更改的教条一样,圣徒必须永远遵守。当投机者一旦进入了华尔街的掌控,永远都不可能脱身。
如果德鲁能带着他的《圣经》和赞美诗,隐退到普特南县平静山谷中的某个世外桃源,他就可以用剩余的几百万美元,享受天伦之乐和信仰的慰藉。但是,他就像受到了某种潜在的神秘力量吸引,仿佛着了魔一样。就像狄更斯(Dickens)在《雾都孤儿》中描写的那个南茜·塞克斯(Nancy Sykes),在设法逃脱杀人犯“比尔”时,却被某种神奇的力量所阻止。
德鲁重回华尔街,继续进行着投机,他再次失败了,这可不像凯撒(Caesar)的命运。
几个月后,德鲁重新回到华尔街时,情况已经大不一样。他的两个弟子天生聪明,此时已经展现出了投机专家的潜力,在这段时间内,他们已经超越了能干的导师,达到了比德鲁教给他们的梦想还要贪婪的境界。在四个月中,古尔德和菲斯科把伊利的股本从3 400万美元增加到5 700万美元。毫无疑问,丹尼尔大叔很吃惊他们竟然如此能干。可以想象德鲁此刻的心情非常复杂,面对巨额增长的财富,他知道自己已经无法掌控伊利的资产,而伊利集团空前的繁荣也和他没有半点关系了。
                  德鲁和伊利垄断案(3)
但是,他仍然非常想参与投机,可是当他再次涉足投机交易时,似乎已经没有那么灵巧了。就像瑞普·凡·温克尔①(Rip Van Winkle)在沉睡谷睡了20年之后,醒来发现欧文顿周围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般。欧文顿正是古尔德的故乡所在地,此刻他的沮丧丝毫不亚于瑞普。
华尔街的投机技巧已经发生了改变,很快德鲁就发现继续在市场上待下去一定会亏损。这时候,他被老搭档请去联合坐庄,玩儿了一把流行的蜘蛛和苍蝇的游戏。此前的时间里,德鲁一直都是“蜘蛛”,把那些容易上当的“苍蝇”诱惑到自己阴险的蜘蛛网中。但现在,他自己是“苍蝇”了,他以前的学生则成了“蜘蛛”。简单说来,别人冷淡地邀请他加入伊利的一家“盲资公司”,他投入了400万美元,然后果然像盲人一样闭上眼睛,张开嘴巴,把骗子们扔进嘴里的太妃糖或水果糖全都吃了,让这些骗子大呼过瘾。
现在的德鲁失去了幕后操纵的特权,再也无法蒙蔽别人,相反现在的他只是任人摆布的木偶,必须按照古尔德和菲斯科的操纵来行动,任由他们指挥。他没有提问的机会,古尔德和菲斯科给他什么,他都必须接受并为之付款。这太让德鲁感到羞辱了,简直让他无地自容,所以丹尼尔大叔决定反抗。他不想做木偶,而想做操纵者。所以,损失了100万美元之后,他撤出了资金,开始在虎嘴里拔牙——说起来这两只老虎还是他养大的,甚至他们的窝都是德鲁建的,这真是让人啼笑皆非。古尔德和菲斯科认为丹尼尔大叔忘恩负义,因而也觉得很恼怒,但实际上德鲁的做法只是想摆脱两个人的控制,避免被他们吞掉。最后,德鲁不再相信任何人,就像那两个人一样。这有点像埃塞俄比亚无法改变肤色,美洲豹也改变不了它的斑点,都是本性难移啊。
德鲁一边祈祷,一边考虑了整个局势,最后决定保持以往的做法,自己单独坐庄。上帝“告诉”他应该卖空。但显然,上帝决定让他毁灭,在市场持续上扬的时候,他却疯狂地卖出。
紧急关头,德鲁找到了一位基督教徒商量,并接受了他的忠告:向上帝祈祷。他很虔诚地进行了祈祷,但还是忍不住经常盯着大盘和行情表,这明显分散了他祈祷的虔诚度。或许这是第一次,德鲁对上帝产生了怀疑,他对那位基督徒朋友哭诉:“兄弟,一点用都没有啊,市场还是在上扬。”从此德鲁放弃了祈祷,改为绝望地死盯着大盘行情。
11月份,德鲁以当前的38美元价格签订了交割7万股伊利股票的协议。他继续这样操作,直到自己被绝望地“垄断”。然后,他向法院提起诉讼,以奥古斯特·贝尔蒙特(August Belmont)的身份申请了一道禁令。但很快古尔德和菲斯科就向他们忠实的巴纳德法官申请了另一道禁令,取消了前一条法令。除了签发了一道禁令外,这位正直的法官还禁止任何人对古尔德和菲斯科这两位杰出市民提出诉讼,并指定古尔德接管伊利公司。同时,他还授权伊利公司主管,可以用公司资金以低于面值的价格购买和废除20万股股票,而不考虑这些股票发行的合法性曾经受到过质疑。
古尔德和菲斯科发行股票时的价格是40美元,为了符合空头利益,他们把股价逼落到35美元,接下来他们可以用面值买回股票,这样就能赚上一笔。尽管在原则上法律禁止公司成员买卖本公司的股票,但是他们获得了最高法院的授权和许可,最后还是这样做了。就这样,两个大庄家凌驾于法律之上,用“合法”的手段“垄断”了他们的良师益友德鲁。
                  德鲁和伊利垄断案(4)
这次巧妙的操作让伊利股票变得炙手可热,他们以47美元的价格卖出了股票。德鲁则绝望了,他被迫用这个价格买进股票平仓,但是从星期一到星期三,伊利股票的价格就涨到了57美元。华尔街出现了严重的骚乱,就像报纸上说的,这时候最让人紧张。后来伊利的股价继续上升,直到62美元。显然它上涨的趋势还会继续。这段时间内新进来的蒸汽船还在吸收很多伊利股票,华尔街出现这种情况,表明德鲁至少在两三天内是无法脱身了。这时候德鲁的几百万资金很明显已经损失殆尽,随着他大部分的财产慢慢流失,德鲁的信用也在慢慢下降。他的敌人还在用尽全力打压他,明显是要置他于死地。
到了下午3点多的时候,对抗更加激烈,投机领域这两头凶猛的狮子决心撕碎德鲁这头年迈体衰的熊。
德鲁这时候已经濒临彻底破产的边缘,但是就在即将收盘的时候,突发的两件事情把他从毁灭的悬崖边拉了回来。此时有30万股伊利股票是以10股一批的形式发售的,本来这些股票都*盘手们秘密地存放在伦敦和阿姆斯特丹,但是当股价达到60美元,这些股票就逐渐流入了市场。事实上,很大部分的股票从来就没有离开美国,而是由零售商、机械工、食品商、小银行家和经纪人等股民持有。眼看利润越来越可观,这些股票的持有者再也忍不住,迅速把这些股票投入了市场。伊利集团本来想在股票落入德鲁手中前吸收这些股票,这种做法严重削弱了金牌操盘手的资金储备。所谓祸不单行,银行家在这个关键时刻拒绝为他们的支票作担保。所以,德鲁幸运地以47美元的价格完成了交割。但从投机的角度看,德鲁已经濒临破产。尽管德鲁此时的境地非常可悲,但那些孤注一掷的敌人也没有得到多少好处。伊利股票接下来跌到了42美元,因而成为了一支垃圾股。进攻方虽然摧毁了对方,但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他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几乎把自己也给拖垮了。他们用“垄断”的价格买下了自己的股票,但是因为无人想买这些股票,他们被迫持有所有股票。除此之外,伊利股票受到了交易所的打压,还好英国同胞拯救了他们,否则这支股票只能很长时间内在股市上沦为无人问津的垃圾。
尽管老德鲁受到的对待非常残酷,却几乎没有人同情他,因为他也是因自己的贪婪、犹豫、背叛和阴谋而咎由自取,他只是想把更多人拉下水。
菲斯科这样告诉德鲁,他根本没有理由抱怨他以前的合伙人,他们只不过是模仿德鲁的操作方法,然后毁掉了德鲁。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套体系就是德鲁创建的,只不过他以前的搭档们对此略加改进,形成了一套新发明而已。他们把这些新专利融合到德鲁发明的体系之中,从而成为了华尔街历史上制造“垄断”的最佳方法。
德鲁在整个事件中受到的最残酷的伤害,来自德鲁毁灭前菲斯科对他的嘲弄。菲斯科抱怨正是因为德鲁管理不善,所以才会被打败。
“你是最后一个了,”这位青出于蓝的学生嘲笑他亲爱的老师傅说,“从此没有人敢在伊利内抱怨了。”
宽宏大量的菲斯科残忍地说出了真相,德鲁对任何人都不会心怀仁慈,因此就不应该期望别人会对他心慈手软。
在菲斯科和古尔德对德鲁发动胜利前的最后一击时,在伊利办公室内,两人和老德鲁私下进行了一次令人同情的会谈。三人之中,德鲁更明显地表现出他们在贪赃枉法的政界人士中缺乏公认的荣誉。在反对伊利集团的阴谋时,德鲁曾经让范德比尔特在法庭和股市上支持他,但是他后来又背叛了自己的盟友及他们为自己安排的计划,直接倒戈投向古尔德,希望用这种羞辱而卑劣的欺骗手段得到老同事的怜悯。
德鲁一定是在这个危急时刻头脑发昏了,因为他应该了解古尔德的脾性。德鲁忽然乞求古尔德和菲斯科,准备向他们投降。德鲁哀求两个人让他加入,用他剩余的钱财给老旧的造纸厂另一次机会,以印刷出更多的伊利股票,这样他就可以从这场残酷的垄断中全身而退。在这场垄断案中,德鲁就像是一只被火焰困在中央的蝎子,只能让自己万劫不复。
但是他的弟子却对他说,德鲁的指导让他们赚到了很多钱。就像德鲁在这种情况下也会毫不留情一样,两个人也表现得非常冷酷。他们就像夏洛克①的两个化身,或者说是丧尽天良的德洛米奥②兄弟。德鲁已经无人可求,只能独自支撑。但是没有漂亮的波西亚③为他辩护,他败局已定。更何况,即使真有这样一个天使般的人物存在,即便她有能力摧毁菲斯科,古尔德肯定也不会听她的。
德鲁意识到两个人不会同情他,只能黯然离开。第二天早晨,他带着绝望的勇气来到华尔街,勇敢地面对敌人的进攻。结果已经说过,德鲁在这场致命的斗争中亏损了将近200万美元。
                  恐慌为何发生,如何规避恐慌(1)
自从铁路时代开启以来,美国发生的任何一次恐慌,都发生过资产突然缩水而加剧恐慌的惨剧,这就是美国经济恐慌的最大危险。恐慌的抑制取决于保障信用良好的借贷者,以及是否可以制止轻率的行动,即取决于银行的冷静与理智。完全避免恐慌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恐慌可以洗涤经济中的杂质,对经济并非全无好处。
现在,研究恐慌的根源和补救措施的学科是最不严谨的,其他学科都比它强。人们一般都把恐慌归结为市场上偶发的反常现象,它们都是因为鲁莽的投机造成的,失去理智的银行和公众又会火上浇油,但是恐慌很容易预防,也很容易补救。
不过,这些说法都是表面的看法。也许在某些时候是正确的,比如对于那些历史悠久,已经成熟的经济市场而言,商业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范和规则,新企业也不会冒太大的风险。例如在法国和德国,经济风暴几乎全部因为政治风波。这样的国家不会单纯因为经济原因而爆发经济恐慌。但是在美国,正是因为这些欧洲国家能够规避的原因而引发了经济危机。
尽管美国人口众多,各行各业也都进行了有秩序的大规模合并,但美国仍然是一个开拓性的国家。美国的人口每隔10年就会增加1 500万,也就是说每10年美国就要增加相当于一个欧洲大国的人口数量,即美国已经是个非常庞大的帝国了。这样快速的国民增长速度,一定会引发伟大的冒险行为,其中暗藏巨大的商机和金融风险。国家的新增人口必须开拓新的土地。而要开拓新的土地,就要开垦新的矿产,建立新的产业,修建新的铁路,成立新的银行与新的公司。凡是新的冒险,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危险。有时候它们必然会走向失败,而有些人则可能把握机会获得巨大成功。为了赚取利润,冒险者首先就得投入大量资金,多数情况下,这些资金都是从别人或银行那里借来的。面对巨大的投资风险,这些贷款都要求必须通过抵押来作保证,因此,它们不像那些良好投资,价值不够稳定。
结果就是,我们源源不断地发行各种股票、抵押票据和商业票据,使得我们随时都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而且因为这种投机的不确定性,这些债务的价格经常会产生大幅度的波动。除了这些新的冒险投资,那些仍然没有站稳脚跟或者还处于试验阶段的公司也背负着同样甚至更大的债务负担,这些债务的价值同样会大幅波动。也正是因为债务,更加激发了我们民族特性的冒险本能,从而引发更大规模的投机冒险。
正是因为美国发展与贸易中具有这些特殊性,所以美国实际上比其他国家都容易引发恐慌,这种恐慌问题甚至成了美国特色。在任何一个市场化的国家,贸易都必须经历繁荣与萧条的轮回交替。这种波动就像是自然规律一样,或者说规律就是由波动造成的。
经济就像海洋和空气的运动一样,呈波浪形前进。首先,由于经济很有活力,就会导致价格上升,从而形成波浪形上升;然后当价格上涨到了限制需求的临界点,就会出现一段谨慎的停滞期;然后市场就会出现犹疑,出现波浪形的下降,当证券持有人意识到这种趋势的时候,他们就会抛售,从而加速价格的下调。这时候信用会变得更加波动并开始收缩,交易量会继续减少,资产的贬值导致亏损;最终持有人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以至于必须采取强制性的清算,无力偿还的公司和机构必定会破产。这种过程在每个国家出现周期性的发作,经济危机的危害程度主要取决于每个特定地区的经济的稳定性和保守程度。除了这些虽然程度不同但多少都带有恐慌意味的经济危机——或者说是自然经济危机——之外,我必须承认,美国还会承受更大的波动,因为美国有很多新企业和不成熟的企业。
                  恐慌为何发生,如何规避恐慌(2)
在危机时期,这些企业发放的债务因为价值不稳定而经受考验。债券持有人都急于把这些债务脱手;那些给这种企业投入大量资本的银行也就竭力要求提前支付贷款;这些债务此时基本上已变成毫无用处的废纸。自从铁路时代开启以来,美国发生的任何一次恐慌,都发生过这类资产突然缩水而加剧恐慌的惨剧,这就是美国经济恐慌的最大危险。
既然看上去不可规避,那么我们讨论预防周期性恐慌的可能性又有什么意义呢?开拓性企业必然伴随着风险和恐慌,它们是不可分离的,我们只能暗暗希望,随着经验更加丰富的企业和经营更稳定的企业逐渐学习到抵御风险和恐慌的能力,恐慌的危害能慢慢降低。我更倾向于这样想,就是在将来,我们能够更加有力地抵御经济活动引发的恐慌。在我们的金融中心,正在以极快的速度积累金融资源。从以下事实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趋势,美国的企业数量逐年增加,美国也逐渐减少了对欧洲货币市场的依赖,如今我们的企业在国内就可以获得大额贷款。这些积累增强了我们的金融系统的弹性,在巨大金融危机中可以起到缓冲的作用。
我认为不能用任何方法满意地阐释以下现象:自从1873年的大恐慌以来,美国已经遇到过两次明显的商业萧条,它们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人们的恐慌,但是它们都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大恐慌。美国历史上最接近恐慌的一次是1884年5月由格兰特和沃德倒闭引发的骚动,但是这起事件的时间很短,影响也很有限。
然而,尽管我坚持像美国这种发展不完全的国家无法根除经济恐慌的看法,但是我仍然承认,当恐慌发生的时候,可以做一些事情抑制恐慌的恶化。任何恐慌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放款人的审慎及控制力。如果他们失去理智,拒绝任何形式的借款,或者只把款贷给极少数风险很小的借贷者,那么就不可抑制恐慌的发生;而如果放款人能够尽自己的能力为那些比较稳定、安全的贷款人提供服务,也许还可以依靠这些放款人保护那些从银行贷款遭到拒绝的企业,并把恐慌影响尽可能降低。恐慌的抑制取决于保障信用良好的借贷者,以及是否可以制止轻率的行动,即取决于银行的冷静与理智。可以肯定,银行能够减轻恐慌的危害,也可以扩大恐慌的影响,但这要看银行是不是深谋远虑。但现实的情况是,银行从来没有做到这些要求。不过,在过去的25年里,纽约的银行表现得不错,在面对经济骚动的时候做法非常聪明,这是事实。总体而言,银行在自我保护和保护客户方面还是比较成功的,银行的经验让它们可以抑制恐慌的进一步扩展。
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完美无缺,银行受到了国家法律的严格限制,以至于银行无法做出理智的判断。举个例子,现在的法律明确规定,银行必须保证不低于25%的存款准备金率,否则政府就会迫使银行停业整顿。这是法律规定的底线,尽管它非常可怕。事实上,这条底线成为了“恐慌线”,当银行准备金率接近这条底线时就意味着恐慌即将发生。迫近底线的时候,银行就会被迫缩减贷款规模,而且在某些时候,紧缩贷款就意味着不计后果的强行清算。所以,这条本来是想保护银行的法案反而成为最危险的条款,对客户和银行都会造成严重伤害。当货币出现紧张的时候,这条法案就成了引发恐慌的导火索。我们假设一下,如果银行在遭遇恐慌时可以动用存款准备金,就能对恐慌的发生形成遏制,金融恐慌可能因为这种缓冲而逐渐削弱甚至消失。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银行无法在规避恐慌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即使有些努力,也收效甚微。当前的法律相反会迫使银行采取很多加剧恐慌的做法;面对法律的阻碍,银行有时候应该联合起来绕过法律的桎梏,尽力弥补这种荒谬法律的负面影响。这类法案只是捆绑美国银行的做法之一,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不合理的规定,我们应该把它们从法律体系中剔除。不健全的企业理应倒闭,没有偿还能力的债务人理应破产,不良债务也应当清算。我们知道完全避免恐慌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恐慌可以洗涤经济中的杂质,对经济并非全无好处。但是如果在宣判日来临之前,法律不能对有罪和无罪的人分别对待,那么我们只能说立法人员应该遭到民众的谴责了。
                  恐慌为何发生,如何规避恐慌(3)
乔治·希尼
每一个善于观察的人都知道,在1884年那次短期恐慌中,最突出的人物是弗迪南德·沃德、詹姆士·菲什( James D. Fish),以及其他一些少数的配角,他们与这次把华尔街推进危机深渊的欺诈性融资有关联。
人们尊称沃德为金融界里年轻的拿破仑,认为他可以把所有人都玩弄于股掌之间,他的同伙也这么认为,所以人们认为沃德应该对这次恐慌负责。但这只是一种夸张而不切实际的看法。
乔治·希尼(George I. Seney)就是因为上述两位金融家的操作而陷于危险境地的。希尼白白损失了他的资金,因为投资到错误的领域而未能获得任何回报。他是教堂和宗教机构的大赞助商。如果他研究过丹尼尔·德鲁的教训,也许就会意识到,投资这类企业是无利可图的。当希尼陷入资金困境的时候,他只能一个人扛着,没有一个朋友肯提供帮助。结果,由他全权代表的两家金融机构——都市银行和布鲁克林银行都被拖下了水。另外一家布鲁克林的保险公司把几乎所有盈利的资金都贷给了他,并用都市银行的证券作为担保,结果也遭受了灭顶之灾。
在1884年的危机中,很少有人能像希尼先生的经历这样有趣。希尼先生的父亲是一位卫理会牧师,希尼大约在60年前出生于长岛。希尼先生对父亲的教堂非常喜爱。在他的财富达到最高峰时,教堂一直是他首选的投资目标。希尼毕业于纽约城市大学,22岁毕业后不久进入都市银行担任银行职员。后来,他先后做过银行柜台出纳员和出纳主任。当时威廉先生是行长,雅克先生是副行长。几年前,雅克先生辞职,享受欧洲的假期去了,而威廉先生也在几年前去世了,希尼先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银行的总裁。
希尼先生此前并没怎么展现他的金融才能,直到最近他才突然开窍了,可以说他是忽然变聪明了。此时希尼先生已经60岁了,极少有人在这时候还能变聪明。
在恐慌前不久,人们一般认为希尼先生很冷静,但反应迟钝,此前也一直没有表现出什么金融家的过人智慧。他是在1879年的投机狂热中引起华尔街注意的,接下来他一鸣惊人,开创了一套独特的投机方法。说起来,这个让他成名的做法也让他脱颖而出,几乎成为了他的代名词。很快,希尼资产一夜之间就变得和古尔德、范德比尔特、维拉德的资产一样声名远扬了。
希尼先生的主要证券(投机用语中的礼貌称呼)有俄亥俄中央铁路(Ohio Central)、罗切斯特和匹兹堡(Rochester and Pittsburgh)、东部田纳西(East Tennessee)、弗吉尼亚与乔治亚(Virginia & Georgia)和著名的“镀镍”路(“Nickel Plate”Road)。这些都是人们非常熟悉的希尼资产。在华尔街历史上,从没有人使用他这种操作证券的方法,因而华尔街上的金融大佬们立刻开始关注他大胆而迅速的行动。
当时大多数人最开始都选择铁路或电报这些数额较小的资产进行操作,然后逐步注入更多资金,但是希尼的做法和他们都不同。希尼从一开始就注入了大量资金,就像个大方而慷慨的富翁一样。而且他大规模注入资金的做法都遵循了华尔街的规矩,这让那些经验丰富的操盘手们大为震惊。这些股票迅速膨胀,而且由于这些股票在市场上已经被稀释,那些股票持有者可以从一个非常低的价格入市。这些股票的前景被普遍看好,简直就像是绚烂的彩虹一样吸引人,股民们都被诱惑,因而这些股票立刻成为了市场上的黑马,异常活跃。
                  恐慌为何发生,如何规避恐慌(4)
希尼辛迪加股票突然表现出强劲的生命力和惊人的活力是有原因的,我们只要仔细看看希尼先生的支票本就能了解(当然前提是还能找到支票本),支票本显示希尼先生支付了佣金买进订单,也支付了佣金卖出订单,并且这些订单都是由同一支笔、同一个人签署的。
用华尔街的术语来说,这种方法就是“虚伪交易”。大家都认为希尼先生用这种方式赚了很多钱,从一个布鲁克林的穷光蛋一跃成为资产最丰厚的富翁。他的财富正在逐渐增长,但是他的金融界朋友却大多认为他正在走下坡路。
当希尼丑闻结束,宣布破产的时候,人们发现这些人几乎一无所有,只剩一堆证书上写着夸大其词的“希尼辛迪加证券”。
总结希尼先生的社会关系,我们能发现一些特点:他并不同情那些因为自己的投机阴谋而遭殃的朋友们。但是,与此同时,他又向慈善事业捐助了大量的投机收益,据统计,他一共慷慨捐款超过200万美元。
看起来,希尼先生似乎想成为一名伟大的慈善家。如果不是恐慌导致他的丑闻被揭露,希尼可能像声名赫赫的慈善家皮博迪①(Peabody)一样获得崇高的地位,这还不算他作为一名金融家本身所获得的名声。对比一下希尼先生的悲惨结局和他巅峰时期的辉煌,我们就会发现结果真是让人难过,两者可谓是天壤之别。当希尼最初开始担任银行总裁的时候,都市银行的地位和声誉都在全州居于前列,但他前途光明的事业最终却落了这样的结局。
希尼的案例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教训,让我们反省美国银行机构的稳定性。美国的金融家都应该反省这条深刻的教训,并时刻谨记。
但是,从客观的角度讲,出现这样的不幸并不能全部怪在希尼头上,尽管他是银行的总裁,但是银行的董事们不可能对希尼的投机行为一无所知。海事银行也遭遇了类似的不幸,但它和都市银行却不能相提并论。因为都市银行不是希尼的家族企业,他的亲戚都和银行无关,而海事银行的情况则不同。
看起来,都是因为希尼先生对银行不感兴趣才造成了都市银行的不幸,他急切地掠夺财富只是为了把银行交出去,反正他知道损失不会由自己负责。
但是对投机者和投资者而言,他们的利益和企业有重要关联。都市银行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股票大量缩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股市市场的消极预期,聪明的空头集团很早就预期灾难迟早会降临到都市银行和海事银行身上。
这是一个教训,应该让未来的投机者和投资者引以为戒。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应该永远记住这些珍贵的事实,以作为有益的提醒和指导——尤其是对于华尔街的人而言,他们经常重蹈覆辙,一次又一次在同一个地方跌倒。
在1884年5月的金融恐慌事件中,有四位著名的投机者起到了显著的作用,我们也应该记住他们的所作所为,在将来出现类似事件时作为参考。尽管事后这些人都会深感耻辱和痛苦,但是在很多年以后,还是会有很多人重复他们的做法。沃德、菲什、希尼和伊诺,可能除了海事银行的菲什之外,他们都被认为是聪明的投机者、百万富翁,有着出众的能力,并因为其成功受到人们的尊敬,只是因为不够幸运才卷入了麻烦,但一定有机会走出困境,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恐慌为何发生,如何规避恐慌(5)
我们必须承认,投机行业和其他行业一样,都必须遵守“诚信是最好的方法”。或许有例外,但我们必须承认还有很多金融界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个理论和信念。通过弄虚作假也许可以取得表面上的成功,但他们必须每时每刻都担心自己的资产会灰飞烟灭。总有人遭到严格审查,总有机构要求他们用诚实的金融手段解释自己的财富,每个人的成功都必须接受公众的考验。最终破产的事实,暴露了那些金融家的口是心非,用不诚实的手段取得的财富是不会永远拥有的。
约翰C.伊诺
如上文所说,在1884年夏季的恐慌中,必须提到四位著名的“金融家”,四人中间,约翰·伊诺(John C.Eno)的故事在某些方面最特殊,也是最有趣的。
当时的伊诺很年轻,是个还不到26岁的年轻人。他是那种年轻而充满热情的投机者的典型代表,他们初生牛犊不怕虎,非常乐观地幻想着拥有许多财富和名声的未来;当然也有年轻人特有的鲁莽。这些人都具有这些特点,并且也因为这些特质让他们和合伙人遭遇了很多失败和困难。伊诺正是这样一个鲁莽、冲动和追求财富的受害者。
在伊诺传奇般的职业生涯中还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发生在他担任纽约第二国家银行总裁到爆发大恐慌的这段时间里。极少有年轻人像他这样在如此年轻的时候就担任了如此重要和尊贵的职位。伊诺利用自己令人尊敬的职位,挪用公司资金中饱私囊,因为他的手段非常精明,所以这件事非常出名。
大多数银行借出的资金都需要用债券作为抵押品。为了方便和安全,这些抵押品并未存放在位于第五街酒店下的银行,而是保存在商业区的一个金库中。
这家银行的股本总额是10万美元,此外还有400万美元的储蓄资金。这些钱都被这个聪明的年轻人挪用,作为投机的资金,他后来和一位罗马天主教神父一起把资金秘密转移到了加拿大。
伊诺的父亲非常有钱,虽然家境不错,但是伊诺的父亲非常节俭,他因此攒了不少钱。我必须说,伊诺的父亲非常值得称道,正是他迅速拯救了自己任性妄为的儿子。伊诺的父亲向其他董事支付了350万美元,并要求其他资金充裕的董事支付另外50万美元。董事们都很富有,所以欣然同意了这个提议。于是,银行的亏空就这样被填补了,所有的储蓄者都没有损失自己存在这家银行里的钱。
伊诺非常聪明,为了达到控制这家银行的目的,他采用了别出心裁的做法。这些做法没有引起董事们的怀疑,他们还以为伊诺在诚实地经营银行业务,所以一点也没有起疑心。
伊诺说把抵押品放在银行的金库里并不安全,他提议大家应该放弃这种做法,而把作为抵押品的证券存放到某家保险柜公司的保险柜里。大家都听从了他的建议,并付诸实施。伊诺进一步指出,银行的钱大部分都是储户的积蓄,这些储户很少来银行提钱,所以这些钱放在银行里并不能产生任何利润,而只是名义上属于银行所有,与其如此,不如把这些资金用在能够产生利润的地方,这样银行能够获取更多的盈利。就这样,董事会允许他自由使用银行的资金,贷款给华尔街的经纪人获取利息。他还对董事会说自己就是这样做的。
这家储蓄银行位于第二十三街,离市中心很远,到华尔街的距离也很远,把这些证券送来送去也很有风险,说不定碰上一些胆大包天的劫匪拦路打劫。当时纽约的治安不太好,的确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所以,伊诺认为应该在离华尔街较近的地方找一家金库存放证券,并且由他掌握保险柜的密码。这种看似合情合理的做法得到了董事会的同意,因此,伊诺就成了这家银行的实际主人。这些都确定了之后,总裁本人为了和经纪人们商谈贷款的事情,自然每天都要往返于银行和华尔街之间。董事会成员都被伊诺的提议折服了,他们相信伊诺的做法非常保险。伊诺为这个阴谋做了精心的策划,甚至包括可行性研究报告,这样董事会成员都认为伊诺既能干又细心,更加认可他的管理能力。当后来真相大白的时候,董事们发现这些精心设计的“安全措施”,竟然是伊诺为了挪用公款而施放的烟雾弹时,都感到非常震惊。
                  恐慌为何发生,如何规避恐慌(6)
伊诺并没有按照他向董事会承诺的那样贷款给华尔街的经纪人,而是把这些资金作为自己的投机保证金,并通过投机来套利。伊诺就这样大摇大摆地盗用了银行全部的400万美元储蓄金,而没有引起董事们的一点疑心。
像伊诺这样利用银行官员的身份监守自盗的做法极为罕见,此前历史上从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案例。
伊诺这个总裁每天晚上都告诉出纳员,他向某个经纪人提供了一定数额的贷款,出纳员就会照他说的做账,然后他就可以开具这个数额的支票,并可以按时兑现,从来没有人怀疑他。所以,在银行的账簿上显示的是有优良抵押品作担保的400万美元短期贷款记录。但是实际上,这些钱全部流入了伊诺的私人金库。
伊诺用很大一部分钱买卖股票,但是股票的价格却在持续下跌,到了最后无力回天的时候,他不得不把事情向父亲和盘托出。我前面已经说过,阿摩斯·伊诺(Amos R. Eno)这位绅士慷慨解囊拯救了自己的儿子,同时也避免了银行停业的惨剧。
当然,老伊诺的财富仍然高达2,500万美元,这笔损失不会把他变成穷光蛋,但是儿子远扬的臭名却让这位诚实、可敬的绅士感到羞辱,这要用很长时间才能恢复。
票据交易所是恐慌的防护伞
在这场经济恐慌中,票据交易所做出了有史以来最果断、最非凡的自我牺牲。1884年的经济恐慌,在其早期就显现出了和此前的任何一次经济恐慌都不同的特点(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这是因为银行的反应非常迅速,并受惠于自由政策的影响。银行在每一方面都做出了理智的决定,他们之中的管理层精英已经从以前的恐慌中学到了教训和经验,这对他们来说非常有用。
银行娴熟老练的管理是首要原因,此外阿摩斯·伊诺及其在第二国家银行的董事同僚们非常慷慨而高尚,所以才能把这次恐慌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持续的时间也很短暂。如果没有他们及时而果断的联合行动,这场恐慌可能会变成严重的经济危机,会造成更加恶劣的影响。
银行机构管理层在这次危机中采取措施遏制恐慌的事实证明,恐慌是可以通过适当的手段阻止的,也证明了,在危机初期采取坚决而果断的措施是绝对必要的。就像这次的情况一样,工商界唯一可以指望的力量——银行家们——如果能够迅速反应,并和工商界人士合作的话,这种令人恐惧的恐慌就不再那么可怕。事实上,到现在为止,这些人仍然时刻担心经济恐慌的突然爆发。
在以往的恐慌中,银行管理层的行动通常没有连贯性和决断力,总是走一步看一步。他们的方法和目的都僵化死板,而且没有说服力。他们优柔寡断,像孩子一样幼稚,一点也不像成功的商业家。
如果1873年的经济恐慌能够像1884年经济恐慌一样,从开始就采取合理的措施,那么1873年的经济恐慌也可能得到遏制,整个国家都可以避免经济崩溃的连锁反应,以及其他严重后果。但是事实上,直到恐慌发生五六年后,经济还是没有走出低谷。从经济角度看,这几年在美国的经济发展史中是一片空白。夸张点说,这几年简直是污点。
1884年,票据交易所接受希尼先生的画作为抵押品,所有的空头都批评这种做法。当时,这是一种前无古人的融资方式。但是从结果上看,票据交易所和它的管理政策非常合理。在当时的美国,已经有很多品味高尚的收藏家拥有足够多的金钱,这些奢侈品在市场上需求广泛,可以作为良好的抵押品。当希尼的油画拿到拍卖会上出售时,很多人进行竞价,最后的成交价非常高。这个价格超过了其后几个月里华尔街的任何铁路有价证券。希尼先生和已故的摩根夫人都是艺术鉴赏家。但是,希尼并不为艺术痴迷,这一点他和那位行事古怪的摩根夫人很不同,摩根夫人经常为自己喜欢的画作支付天价,甚至差点破产。希尼先生永远都记得,每一幅画都有“市场”价值,他绝不允许那些精明而奸诈的画商欺骗自己。事实上,他买画时的表现比在银行业中的表现更好,所以他应该做个画商而不是银行家。
如果银行总裁不像我说的那样采取及时的措施,这场金融动荡可能会引起非常严重的经济恐慌。都市银行和第二国家银行迅速拿出几百万的储蓄金,并立刻投入市场流通。这些措施降低了银行储蓄者制造的恐慌的不良影响。以前,储户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各自为战,那样只会让市场更加动荡;但是在现在,这两家银行的所有储户都协调一致,他们有效地减轻了市场的疑心,并增强了市场的信心,而不是猜忌。
猜忌是恐慌制造者最重要的手段。在经济出现问题的时期,不信任成了最具破坏力的市场因素。杰伊·库克正是因为猜忌,才引起更大的恐慌。当时的北太平洋债券持有者发现这些证券没有政府债券那样有价值(以前他们一致认为两者同等),而且几乎一文不值的时候,他们因为自己的损失而惊慌失措。接下来,他们每个人都成了经济恐慌的制造者,他们把不信任的气氛传播到每一个角落,就像是致命的病毒在快速传播一样,最终整个国家都被感染了,商业灾难蔓延到了全国。
                  曾经的恐慌(1)
在彼此自私的暴怒中,银行家和商人相互葬送了对方,他们不能宽容、冷静和豁达地面对形势,所有这些加速了灾难的爆发。1837年的恐慌,是这类经济骚动中的第一次,并且对华尔街产生了重大影响,是美国金融史上的一件大事。
1837年的恐慌,是首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恐慌。这次恐慌,原因在于合众国银行(总部在费城)和杰克逊总统(他在选举时遭到与银行有关的官员反对)之间的一次误解。
1816年,合众国银行获得特许经营权,并于次年投入运营,特许经营权的有效期为20年。起初,合众国银行经营不善,到1830年时,才被认可并站稳了脚跟。因此,美国参议院的金融委员会使用下面的话来说明合众国银行的效率:“合众国有了统一的货币,货币本身不仅完善和统一,且完全能够满足政府和社会团体的需要。相比其他国家的货币,合众国的货币更加完善和统一。我们对此感到很满意。”
这是第二个合众国银行;第一个合众国银行于1791年获得营业许可证。
1832年,合众国银行向美国国会提交申请,要求延长其将于1836年到期的特许经营权。国会通过了延长该银行特许经营权的法案,但是,由于在选举时遭到与银行有关的官员的反对,总统否决了这一法案。财政部声称,根据总统的命令,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总计1 000万美元的政府存款将从合众国银行撤出,因为存放在这里不安全。
政府将存款转移到了各州立银行,这在政界和金融界引起了很大的震荡。州立银行在政府这次大力的帮助下,很快发展壮大起来,它们的贷款逐步扩大,流通资金开始增多。州立银行的壮大,刺激了国内各个方面,特别是土地方面的投机活动。政府卖出大量的土地,投机者们使用州立银行发行的银行券来支付。
土地销售得很快,政府很快就还清了国债,并且财政部盈余了5 000万美元。这种表面的繁荣又持续了一两年,此时流通的货币非常充裕,极大地刺激了投机活动,产生了通货膨胀。
1837年,危机开始显露端倪,这是《铸币流通令》催生的结果。《铸币流通令》是杰克逊总统签署的最后一项法令,该法令将通货膨胀这个气泡捅破了,使其蔓延并爆发了出来。《铸币流通令》由财政部于1836年7月颁布,法令要求所有征收公共收入者在收款时只能接受金银。颁布这个流通令的目的只在于遏制公共土地投机活动,然而却导致了货币的迅速贬值,在商界引起了大范围的震动。因国会的反对,该法令最终只是作为一个行政命令签署,未能成为一项法律。
杰克逊总统的这种做法带来了很多问题。州立银行设想通过限制向特定的财政单位和个人贷款,来寻求解决这些困难的办法,但这项计划只是让事情进一步恶化。几乎是一夜之间,纸币发行量急剧增加,这刺激了疯狂的投机行为和过度进口,给经济活动带来了一种反常刺激。银行业务变得萧条,那些过度贸易和不计后果的投机行为也戛然而止。1837年春天,仅纽约一个城市就损失了1亿美元。
危机蔓延到整个国家,整体经济活动大范围的瘫痪随之蔓延。
与此同时,合众国银行并没有停止运营,即使在1836年其营业许可证到期时,也没有暂停营业。合众国银行在宾夕法尼亚州获得了另一项营业特许证,该特许证名为“一项关于停止对不动产和个人财产征收州税,继续拓展宾夕法尼亚州铁路和河道的改进措施以及特许一家州立银行更名为合众国银行的法案”。
                  曾经的恐慌(2)
虽然在1837年的时候,合众国银行就已经终止了与州立银行往来时的铸币支付,但直到1839年,其营业期限才正式终止。这个办法避免了银行的全面瓦解,银行勉强维持了两年的营业。虽然流通的纸币和合众国银行的存款被全部结算,但是股东们损失了2 800万美元的资本,更没有获得任何红利。这就是杰克逊将军和他的继任者马丁· 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坐在总统宝座上的时候,融资活动者经历的“美好光景”。
第二合众国银行的股本总额是3 500万美元,其中700万美元由政府出资。
该合众国银行真正一败涂地的原因在于,它错误地混淆了银行的正常经营活动与政治、投机活动的关系。这表明,这三者要各自取得成功,关键就在于:三者应尽量保持独立。
由于英格兰银行的举动,1837年的这次恐慌进一步加剧。英格兰银行在一天之内,抛出了与合众国银行有关的所有票据。但是,合众国银行则拒绝贴现这些票据。愤怒的商人和投机者们为了报复银行,把钱从合众国银行里全部取出。终于,情况进一步恶化,进而最终走向衰竭。在彼此自私的暴怒中,银行家和商人相互葬送了对方,他们不能宽容、冷静和豁达地面对形势,所有这些加速了灾难的爆发。
到1837年5月10日,纽约的银行普遍停业,此后的一周之内,全美国的银行也接连停业。这是美国历史上空前的金融风暴。国家正处于崩溃的边缘,要摆脱这种灾难,恢复到之前的状态,在短时期之内恐怕很难做到。
在长达两年的艰苦努力之后,银行重新获得了由于恶性投机而丧失的信用和稳定。但此后,危机再次发生,银行业又一次故态复萌,弱肉强食的过程再次上演,近1/3的银行被淘汰。在全国850家银行中,有343家永久停业。
1840年,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财政部分局在纽约成立。该法案规定,政府官员应该保管好公共基金,美国政府将只接受铸币支付,财政部不再支付和接受银行券。
虽然这一章内容很短,而且超出我个人的经历(这次恐慌发生的时间,早于我涉足华尔街之时28年),但由于1837年的恐慌,是这类经济骚动中的第一次,并且对华尔街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本章的内容和本书的主旨(记录大型经济活动震荡当中发生的重要事件)很符合。
基于这个原因,我在本书中给它保留了应有的位置,对事件进行了记述并赋予其相应的重要地位。这是美国金融史上的一件大事,一些投机商、银行家和商人回忆起这件事仍历历在目。入足华尔街之后不久,我很荣幸地结识了这些人。此后,1857年的恐慌来临了。
在这里,我要向那些给我讲述了关于这次恐慌的故事的人致意,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不在人世了。
因此,我很高兴自己能为保存华尔街早期这段重要的故事尽一份力量。那些亲身经历了这段精彩的历史事件的人,在不久的将来,都将离去。到那时,将没有人把这段故事流传下去。
                  黑色星期五真相首次曝光(1)
等到黄金交易所和黄金银行宣布暂停交易,大量公司宣布进入破产程序的时候,人们才充分意识到这次事件的灾难后果。这时候的华尔街几乎是一片混乱,交易所的房间内人头攒动,几乎让人喘不过气来,看起来就像是疯人院的病人涌出来的景象。
1869年,美国的农作物大丰收,市场上的粮食供过于求。很明显,这时候任何一种刺激剩余农产品出口(至少部分产品)的方法都非常有利可图。
很快,华盛顿收到了成千上万封来自银行家巨头、生意人和商人的信件。他们敦促财政部不要再继续出售黄金,应该停止黄金交易了,认为这是限制黄金流出,从而使农产品作为黄金出口的替代品的唯一方法,并认为不能提高美国农作物的出口量。当时的黄金被人为地强制贬值,竟然成了美国最廉价的商品,大家都不想持有黄金而要出售,所以美国政府决定无限期地暂停黄金销售。
杰伊·古尔德和其他人非常满意这项政府的决策,立刻开始大量买入黄金。最初他们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说是要刺激棉花和谷物出口。经过连续三个月的持续买进,他们用135~140美元之间的价格囤积了大量黄金。
这就是引发著名的黑色星期五投机事件的真实背景。
小詹姆斯·菲斯科的古怪行为则是引爆黑色星期五的直接导火索。黑色星期五的前一天,也就是星期四,他积极地加入了以高价买进黄金的队伍。星期五一大早,他开始命令自己的经纪人威廉·贝尔登(William Belden)和阿尔伯特·斯派尔(Albert Speyer)大量买进黄金,促使黄金价格暴涨。
最初的辛迪加由杰伊·古尔德、伦敦斯特恩兄弟公司的代表亚瑟·科尔宾(Arthur Kimber)、恶名昭著的岩岛垄断寡头伍德沃德(W. S. Woodward)构成。但是,后两个人把他们的股份都卖给了古尔德。在这几位精明能干的邪恶搭档帮助下,古尔德直到最后还在指挥交易。他们的办公室在百老汇大道上,也就是现在的德克塞大厦所在地。
当骚动达到顶峰,民众都在疯狂买进的时候,我给财政部长鲍特韦尔发了一封电报,另外给格兰特总统也发了一封,把华尔街的实际情况告诉了他们,并催促他们立刻卖出黄金。这封电报的内容我也给纽约财政部次长巴特菲尔德将军和港口征收员莫斯·格林内尔发了一份,并成功说服他们及时出售了500万美元的黄金。政府的行动等于是在道义上谴责了黄金持有者,因而引发一股黄金出售的狂潮。由此,黄金溢价在两小时内从160美元下降到132美元。暴跌的速度引发的骚动足以和此前黄金价格暴涨时的狂热相提并论。阿尔伯特·斯派尔得到了菲斯科口头上的全权委托,他在160美元的价格买进了数百万美元的黄金;当他疯狂买进的时候,另一方面,正有人按照140、145、147和150美元的价格进行少量的自由销售;不久之后,黄金价格快要跌到135美元的时候,斯派尔仍然固执地以160美元的价格买进,而且是以百万美元的级别买进。他因此被认为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疯狂的人,即便不能算是傻瓜也是个笨蛋。
后来,菲斯科拒不承认斯派尔和贝尔登为他签订的所有合约,他的做法很简单,就是绝不承认自己曾给他们授权。由于当时只是口头委托协议,他们的委托关系就无法得到切实的证明,因此这两个经纪人都破产了,并让无数无辜的人遭受了巨大损失。当时有一家相当出名的公司把自己的黄金卖给了斯派尔一部分,他们打算在140美元的时候重新买回这部分黄金,从而就能获得大约20%的利润,这是很令人满意的利润了。但是当他们买进之后,黄金价格却持续下跌到了132美元。在这天停盘之前,斯派尔就宣布破产,这家公司只得也宣布破产了,黄金交易所一般的人也同时破产了。由于严重的混乱在华尔街肆虐,灾难迅速蔓延,无法再通过黄金银行来清算交易,所以黄金管理委员会马上召开会议并临时通过了一项决议,把所有的黄金交易都暂停一周,好让交易所的成员趁此机会解决困难和分歧。黄金银行也同时暂停了营业。当阿尔伯特·斯派尔仍然不断以160美元的价格买进百万美元级别的黄金时,这个财团正私下里忙着以低于出价10%的价位不断出售黄金,并且忙着同空头们进行秘密结算。
                  黑色星期五真相首次曝光(2)
一般人认为黄金交易从本质上讲完全是虚拟交易,因此在这场投机竞赛中大商人们并没有损失很多的资金。但事实恰好与这种通常的看法相反,他们实际上损失惨重,但是这些人却用另外的方法规避了损失。据估算,古尔德的损失超过400万美元,菲斯科的损失也差不多,但是他们都拒绝承认,从而规避了损失。当然,结果是他们把损失转嫁给了别人,其他人要承受更多的负担。
进口贸易商是损失最惨重的群体之一,他们中有很多人被迫要以很高的价位强行平仓。
黄金交易所暂停黄金交易的决定引发很多大公司破产。接下来的这段日子里,很多公司都私下里进行了清算,然后完成了破产。
当菲斯科得知财政部长鲍特韦尔宣布出售黄金时,他感叹这将抹去笼罩在虚拟黄金交易上的污点,为他和其他投机者带来“发横财的机会”。等到黄金交易所和黄金银行宣布暂停交易,大量公司宣布进入破产程序的时候,人们才充分意识到这次事件的灾难后果。这时候的华尔街几乎是一片混乱,如何解开复杂的因果原因成了首要问题。在那混乱的一天里,所有参与黄金交易的人,都不能明确说出他们是怎么坚持下来的,更不知道他们的损失或利润该怎么计算;他们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也不知道谁赚了钱、谁赔了钱。交易所的房间内人头攒动,几乎让人喘不过气来,看起来就像是疯人院的病人涌出来的景象。事实上,那个星期五的夜晚也和白天一样混乱。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群情激愤的受害者聚集在史密斯、古尔德和马丁公司的办公室前,狂暴地威胁公司的员工,后来警方只得出动警卫来保护这些员工。
很多犹太人来到华尔街就是为了黄金,他们人数众多,而且个个精明能干,很快成为了华尔街上不可忽视的力量。
有一个犹太人对贵重金属交易非常着迷,他从事这种交易已经很长时间了,当黄金价格从160美元跌至140美元的时候,他晕倒了。人们赶紧取来水,在他滚烫的额头浇了水并进行擦拭。最后,他终于清醒过来,抬起头,睁开双眼朝四周看了看,然后他说:“现在的价格怎么样?”当人们告诉他价格仍在下跌时,他又一次闭上双眼晕了过去。后来,他被人从交易所抬了出去,他的生意已经完全毁了。不过这个聪明的希伯来人因祸得福,现在他在东部经营“极好”的生意。
这就是黑色星期五的简史,那一天还有很多有趣的场景和事件,可以写出更多的章节。
尽管我对这些耸人听闻的事情没有多大兴趣,但我还是了解到一些重要事件的始末来由。我认为这些内容值得记载在这本书里,让后代永远铭记。
关于抬高黄金价格的阴谋也有很多有趣的内幕,这些故事说明这个阴谋利用了外界因素和人民希望促进出口的感情,从而把阴谋隐藏得极深。所以,我会把这场投机阴谋背后的主要故事告诉大家,包括这些阴谋家是如何企图把格兰特总统和他的家人卷进去的大胆企图。
前面我已经说过,小吉姆·菲斯科,或者按照大家的昵称叫他“快乐的小吉姆”,最终被确认为操纵黄金阴谋中的活跃分子。同样,在暂停交易期间,财团协商计划时也很好地利用了他。
菲斯科最早和他父亲一样,是新英格兰的一名小商贩。在这场黄金阴谋前的很多年里,他都是丹尼尔·德鲁最信任的人之一。在德鲁总部的经纪人办公室里,他被认为表现得过于精明,有人很礼貌地暗示他:在这里他不受欢迎。于是,菲斯科自立门户开了一家公司,他把自己的资金和威廉姆·贝尔登的财富合并在一起进行经营,公司的名字就叫菲斯科·贝尔登公司,但是这家公司很快就维持不下去了。他们很难找到愿意给他们足够贷款的银行,所以只好关门了。尽管菲斯科作为经纪人没有取得成功,但是他却不准备就此止步,他还有更多的才能。他把自己的价值向德鲁先生展示了出来,德鲁也一直很信任他。
                  黑色星期五真相首次曝光(3)
这份珍贵的友谊,加上他自己的聪明,使他很快加入了伊利铁路公司的董事会。德鲁先生则因为他的加入而彻底退出了董事会的角逐。这可以算是菲斯科利用朋友的绝佳案例。
菲斯科加入伊利董事会后,公司又发行了4万股新股票。后来,公司大胆地用相同手法吞并了另外几条铁路。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我将在另外的章节内详细叙述。
这时候,菲斯科已经被认为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天才,人们把他称为“伊利王子”。尽管他进入华尔街时身无分文,但是在大量发行伊利股票后不久,他的财富开始迅速膨胀。据说他非常幸运地拥有了几条铁路、几艘蒸汽船,并成了一家歌剧院的老板,同时还操纵着法庭的全部法官、无数律师,以及一群芭蕾女演员。
我在其他章节里已经尝试着对古尔德做了尽可能中肯的评价,所以这里就不再介绍这个黄金阴谋中的核心人物了。古尔德是黄金垄断案的操纵者,也是伊利铁路垄断案的幕后老板。菲斯科在台前扮演财务总管一角时受到万众瞩目,得到大家的欣羡,但事实上他只是个傀儡,背后操纵者正是古尔德。同时,古尔德操纵着法院、法官和律师,并且掌控了伊利集团。这样他就可以借伊利的资产随心所欲地实现个人的利益、野心和目的。
当时伊利的股票非常强劲,靠着杠杆作用可以非常有效地融资。在需要并购另外的铁路、收买另外的立法机构或者法庭时,古尔德只需要卖出几十万股可转换债券,然后买入伊利的股票就行了。所以,古尔德获得了丰富的资金,尤其是在黑色星期五期间,他随时可以融资,但是黑色星期五让这一切都结束了。
尽管当时的情况表明黄金阴谋马上就能成功,但还是需要一个人来统领全局,这个人必须具有很好的悟性,并能够准确判断形势的变化。古尔德恰好就是一个非常机智和精明的人,所以他担当了黄金阴谋的首领。
我们大概回顾一下黄金垄断案的情形,就能看清楚这一点。
那时纽约市场黄金的供应总量不到2 500万美元。政府持有的黄金不足l亿美元,而且其中大约1/4是以特别保证金的形式存在银行里的,这部分黄金都不是实体黄金,只有另外的部分才在市场上流通。为了施展政府的金融政策,当时的财政部以每月100万美元的速度出售黄金,这是为政府服务、繁荣经济的好方法。此前黄金的价格呈下跌趋势,但是就像本章开头所说的,这个出售黄金的政策已经不再符合国家的利益。为了促进出口,鲍特韦尔和他的财政部助手们必须考虑银行家和商人们的意见。
尽管根据美国当时最杰出的金融家们的意见,暂停黄金销售的政策已经通过,古尔德先生和他的伙伴们认为最好得到双重保险,以保证这次伟大的投机密谋不会受到任何阻碍。但是格兰特总统对这个事件非常保守。所以,阴谋家们安排了一些方法,以保证无论发生什么紧急的情况,财政部长鲍特韦尔都不会取消这项政策。
要想让这个大胆、恶毒的阴谋取得成功,首先必须取得格兰特总统的信任。在当时商业已经停滞、恐慌随时爆发的情况下,暂停黄金交易被认为是拯救国家经济的唯一方法。他们认为只要让总统相信了这一点,他就会给财政部长鲍特韦尔下命令禁止黄金交易。然后,还要确定,在黄金垄断者的宏大投机目标实现之前,总统无法收回成命。
                  黑色星期五真相首次曝光(4)
从国家的角度看,这个阴谋策划接近于通敌叛国的行为。我们做一个假设,如果当时这些阴谋家可以通过不那么恶毒、惊人的办法达到目的,那么他们是否会放弃这个阴谋呢?我个人持怀疑态度。对阴谋家们来说,为了圆满地完成计划,必须用各种可能的办法阻止格兰特总统的干涉。对格兰特和整个国家而言都很幸运的是,这个计划成功了,所以他们不需要对格兰特总统采取暴力手段了。
在解释阴谋如何成功之前,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阴谋最初的一些事情。
6月中旬,在一个美妙的夜晚,格兰特总统和一群人一起参加了派屈克在波士顿哥尔摩的和平欢庆会。吉姆·菲斯科负责会场的安排。精美的香槟晚宴在波士顿船的甲板上按时召开,几位金融家都出席了晚会,并滔滔不绝地议论着国家金融问题。晚宴期间,大家彻底讨论了出口的问题和暂停黄金交易的政策。晚宴看起来很平和,会场上的人们都在融洽地交谈,但他们不知道古尔德、菲斯科和其他商家的阴谋。在古尔德和菲斯科安排的这次晚宴上,格兰特总统是个急切的听众,他倾听了晚宴上关于出口和黄金交易的会谈,但当时他还没有完全下定决心,不确定暂停黄金交易就是促进国家繁荣的最好政策。他表现出犹豫不决的念头,所以必须用一些很有针对性的理由来说服他。古尔德看到了这一点,他意识到自己必须做些什么。后来,古尔德在面对加菲尔德调查委员会作证时,针对这个问题做了阐述。古尔德先生非常简洁地说:“总统很善于倾听。其他绅士都在讨论。有些人赞成鲍特韦尔出售黄金的政策,另一些人则反对。后来大家交换了意见之后,有个人问总统是怎么看的。他说他认为国家的繁荣有相当程度的泡沫,而泡沫早晚都会破碎。这就是他的主要观点。接着他问我是怎么想的。我说我认为执行那个政策的后果会非常严重,甚至会引发内战;这项政策将引发工人*,很多工厂必须关闭,制造业也会被迫停产。我的意见是政府不应该干预黄金交易,而应该让市场决定黄金的价值;事实上,到秋天黄金的价格就会上升。秋季和冬季是我们获利的唯一时间,我们只对这个时间段感兴趣。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我必须指出:我只是在引用古尔德的原话,至于他混乱的思路和语法,则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上述事实足以证明,古尔德先生努力扮演着自己的角色,设法让总统同意他的观点,并让总统签署这项对黄金阴谋至关重要的政策。在这件事情中,古尔德的辩才和他在阴谋中的作用显露无遗。
“我的意见是,”古尔德说,“政府不应该干预黄金的价值,而应该让市场决定。”
这个“黄金的价值”含义非常丰富,对这些密谋的核心成员来说,黄金的价值就是他们希望的价格——200美元。接下来他说的是:“政府应该推动黄金价格在秋季上升。”
这是一个多么巧妙的建议啊!它以国家外贸利益的名义提了出来,清晰地表明了古尔德拥有把自己提升到爱国主义高度的力量。极少人知道古尔德这种能力的巨大价值。在很多次紧急事件中,他都很好地展示了这种能力。这自然让人想起英格兰著名的老批评家萨缪尔·约翰逊博士,这个年迈的愤青曾经说过一段刻薄但是很有道理的话:“先生们,爱国主义是恶棍的最后避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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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好上述事件发生的时候,财政部长的助理范狄克(H. H. Van Dyck)先生辞去了纽约的职位。这时,古尔德的主要野心就是把自己的亲信安插进财政部接替他的职位,以便在黄金垄断的恰当时机获得财政部的支持。这时亚伯·柯宾先生(Abel B. Corbin)恰到好处地出现了,他是古尔德实现其阴谋的绝好人选。柯宾先生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商业和政治领域都具有丰富的经验,并曾在华盛顿当过几年的说客。他了解金融事务,同时还是个相当好的作家,很会措辞。他的妻子是格兰特夫人的姐妹,因此他有向总统递话的好机会,他也很好地利用了自己的优势。
古尔德和柯宾为了谋求财政部部长助理的职位,开始接近一位叫罗伯特·卡瑟伍德(Robert B. Catherwood)的绅士,他是柯宾先生继女的丈夫。古尔德和柯宾都非常希望卡瑟伍德先生接受职位,并告诉他一旦就职,就能用合法的手段赚到大笔金钱。
在调查委员会调查的时候,卡瑟伍德先生的证词证明了我所说的事实,但他接着说:“什么是合法的手段?这个问题我的看法和他们不同,所以我拒绝了这个职位。”
然后,两个人又找到另一位名叫丹尼尔·巴特菲尔德(Daniel Butterfield)的将军。和卡瑟伍德先生截然不同,他欣然接受了这次秘密的任命,并说自己完全可以胜任这个职位。他给柯宾先生写了一封信,表示对他提供机会的感谢,并说自己懂得投桃报李,希望以后能够在这个职位上取得成功。巴特菲尔德将军果然如期收到了委任状。
一切都按照古尔德先生的预谋,这次投机阴谋完成了这个环节的设定。同时,柯宾和古尔德之间的关系更加“稳定”了,这正是双方都非常希望的情况。古尔德评价柯宾在公司里的真正价值时说:“他是一位非常精明的老绅士。他能够一眼看清时局,并能够在准确的时机找到合适的平台。他还说,只要是能促进粮食出口,为西部提供黄金,无论政府采用什么方法都是可以的。他急切地希望我去见总统,向总统表达我的看法。”柯宾先生一直等待,直到鲍特韦尔保证暂停黄金交易的时候,他才去见了格兰特总统。古尔德和柯宾一起同格兰特总统进行了会谈。会谈中,总统说:“鲍特韦尔本来下令要出售黄金,得到消息后,我撤回了这道命令。”
从总统口中获得保证后,古尔德放心了,他认为自己的计划已经完美无缺。现在整个计划已经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大部分银行家和商人出于利益考虑,都决定在必要的时候支持他,财政部也已经被他搞定了,只要格兰特总统不改变主意,那么美国财政部受到法律的制约,再也不能破坏这宗交易了。当然,他们也担心总统在紧急情况下,也许会改变看法。尽管总统受到了政敌的诽谤,但事实上,他的确是被古尔德蒙在鼓里。
阴谋者为了保证计划的绝对安全,必须保证格兰特总统不会阻挠,这是最重要的工作。在波士顿和平节后,也就是那个夏天剩下的一点时间内,这个阴谋集团一直在慎重考虑他们的计划。毕竟,这样的大事需要时间和耐心,否则很难成功。据说,那些大盗在盗窃银行前,都会先认真钻研银行的所有进出通道,这需要花6~12个月的时间,然后才能开始动手。
                  黑色星期五真相首次曝光(6)
按照计划,阴谋集团里的所有成员都应该互相配合进行行动,也应该了解国家的政策确定后才能达到目的。于是,大概在8月中旬的时候,吉姆·菲斯科受命在总统访问纽波特期间会见总统,此时距离黑色星期五只有1个月左右的时间了。在此期间,虽然格兰特总统已经下令鲍特韦尔暂停黄金交易,但他还是有些犹豫,因为他本人还是比较支持出售黄金的政策。同时,他也有点怀疑古尔德、柯宾对国家的关心是否另有阴谋。因此,古尔德决定继续对总统施加压力。
谈到纽波特的会谈时,菲斯科后来说:“我想是在8月份的某个时间,格兰特总统开始前往纽波特。我就在那时候去见他。此前我和总统也见过面,但都不像这次,我带着如此明确的目的去见他。我带着古尔德先生写的介绍信,信里说,当时地中海有300艘从黑海出发的轮船,里面装着销往利物浦市场的粮食。当时黄金的价格是34美元,如果黄金价格维持在这个价位,那么我们几乎没有机会在秋天出口农作物。我知道大家都非常担心这个问题。我与格兰特总统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尽力让他相信,他的政策只会让我们破产。然后,他问我什么时候可以面谈,接下来我们就时间问题达成了一致。他说:‘届时我会与鲍特韦尔先生会面,或者叫他来这里。’”
从此之后,总统总是会接到小集团的“侦探们”传来的暗示,这个团伙里的人在总统面前就财政问题侃侃而谈,他们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鼓吹为了刺激出口必须提高黄金溢价。就这样,格兰特总统慢慢地转变了想法,他想既然每个人都这么说,那么他们的意见应该是正确的。
大约到了9月1日,他们认为影响总统的看法已经到了最关键的环节,于是,古尔德以132.5美元的价格给柯宾购买了150万美元的黄金。但是,古尔德最开始购买黄金时有点保守,因为他听说很多手上没有黄金的操盘手正在安排宴请鲍特韦尔。后来,他从柯宾那里得到了准信,总统已经告诉柯宾,说他已经写信给鲍特韦尔,没有总统批示就不能进行黄金交易。这样,古尔德准备继续执行他的伟大计划。现在,整个计划已经板上钉钉了,只要移开总统的注意力就可以了,金融风暴马上就会来到。
这件阴谋的操纵非常大胆,因为他们要把总统的名声置于危险境地;但是同时,这件阴谋又进行得非常严密,总统根本没有察觉到这些人的企图。
后来,在古尔德的劝说下,总统到了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叫小华盛顿的小镇。古尔德设下一计,他让总统相信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拜访一个居住在小镇的老朋友。这个小镇不能和外界通电报,别的联系方式也不是很方便。总统就这样被“隐藏”了一个多星期,阴谋集团就利用这段时间为计划做了最后的准备。
当总统前往小华盛顿时,菲斯科购买了价值700万~800万美元的黄金。然后,古尔德对菲斯科说:“事情已经全部搞定。巴特菲尔德干得很好。柯宾已经搞定了巴特菲尔德,并且搞定了格兰特总统。在我看来,他们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已经无法挣脱了。”
这是激烈的复仇*国主义,只要想想这件事是多么胆大妄为就会明白!古尔德挖了一个陷阱,把总统置于不能干涉垄断计划的位置,然后他就转过头来,指责这位共和国总统对造成这次恐慌的阴谋早已知情。阴谋在商业界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并让总统遭受了公众的谴责。
                  黑色星期五真相首次曝光(7)
古尔德和菲斯科还打算通过柯宾把格兰特的家人,以及他的私人秘书贺瑞斯·波特将军(Horace Potter)卷入其中。从菲斯科和柯宾的访谈中就可以充分看出他们的想法。菲斯科后来作证时说:“我最初看到柯宾时,他非常谨慎地谈论这件事,但是最后他很坦诚地告诉我,格兰特太太可能有兴趣。他说已经用31和32美元的价格拿走了价值50万美元的黄金,然后又以37美元的价格卖了出去。柯宾先生自己持有价值大约200万美元的黄金,他把其中50万美元的黄金给了格兰特太太,另外50万美元给了波特。当时我没有问他波特是不是指那个将军,但我记得他的名字的确是叫波特。后来,这些东西都被抖了出来。柯宾知道古尔德已经把事情告诉了我之后,他也迅速对我揭穿了真相。我说:‘现在,我和你的阴谋没有任何关系了。我们已经着手另一个计划。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古尔德先生已经糊里糊涂地亏损了。看来事情很快就会水落石出,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成功与否就看政府是不是会把黄金卖给我们。’他说:‘您的担心毫无必要。’我说:‘我想知道古尔德先生告诉我的事情是不是真的,你是不是按照他说的,给华盛顿送了25 000美元?’接下来他告诉我说,他已经送了,古尔德先生以32美元的价格卖给格兰特太太大约50万美元的黄金,然后总统夫人以37美元左右的价格卖出,她赚了27 000多美元,并已经拿到一张25 000美元的支票。我说:‘柯宾先生,您不能空口无凭,能给我一些可以证明这些事情的证据吗?’这个老人对我说:‘哦,可以,我不能再和你深谈,但我讲的事都是真的。’他不断地重复说:‘我告诉你的每件事都是真的。’从他那里出来后,我已经相信柯宾对我说的都是实话。”
后来,在加菲尔德委员会调查前,投机团伙又曾经试着证明,他们的确通过亚当斯快递公司给格兰特夫人送了一个装有25 000美元的包裹。可是,后来专家无法验证那是25 000美元还是250美元,因为最右边的两个零被挤到了美分那一栏,而且很难判定在250与后面的两个零之间写没写小数点。
很明显,这个阴谋是想通过卷进总统一家的方式来实施阴谋,以便影响政府,来达到他们伟大的投机目标。但是,就像加菲尔德委员会的报告中所讲的那样:“企图连累美国总统或其家人的阴谋企图,无论多么狡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如果菲斯科也像古尔德一样冷静并且富有洞察力,阴谋也许就成功了。但正是因为他的急躁和冲动引起了猜疑,从而让这个阴谋被破坏了。
菲斯科太急着知道格兰特总统是不是已经被搞定,所以他做得太过火了。他让柯宾给格兰特总统写了一封信,让他坚定信心,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能让财政部做出出售黄金的决定。如果有人想要证据,事情的结果就是最好的证明,格兰特总统根本不知道自己被人利用了。菲斯科派一名专门的送信人骑马从匹兹堡跑了28公里,把这封柯宾写的信亲自送到了总统手里。总统读了这封信,立刻产生了怀疑。他对送信人简单地说:“这就行了,我不写回信了。”总统开始看穿这场阴谋了,他立刻让格兰特夫人给柯宾夫人写了一封信,要求她的丈夫立刻切断与古尔德和菲斯科集团的联系。
                  黑色星期五真相首次曝光(8)
格兰特夫人在信中对柯宾夫人说,总统已经知道了她丈夫在华尔街进行投机,并因此感到忧虑,柯宾夫人应该劝丈夫立刻摆脱他们,和那个试图把总统拉进陷阱和困境的团伙断绝关系。
柯宾赶紧遵从华盛顿的指示。他虽然已经感到不安,并且有些犹豫,但他此刻已经利欲熏心。在告别同伙和古尔德的时候,他要求阴谋的策划者——古尔德把他应得的那份给他。对这件事,古尔德后来作证时说:“我告诉他,我会把10万美元的银行存款给他,等我卖出了黄金之后,只要他愿意,我会按照平均值支付给他酬金。当时我其实并不想给他购进任何黄金。”
最终,针对总统的阴谋就这样暴露了。总统急匆匆赶回了华盛顿。
现在,让我再次提醒读者注意,黑色星期五投机闹剧结束时在华尔街发生的情况。这个团伙一直竭力遮掩他们操纵财政部助理部长巴特菲尔德的秘密。结果证明,巴特菲尔德并不像预期的那样有用。当时有人控告菲斯科利用电报窃取政府信息,菲斯科说:“我只需要给巴特菲尔德发电报问一下,就可以掌握所有信息了。”
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菲斯科自负的吹嘘而已。
9月22日,星期三,也就是黑色星期五的两天之前,民众还认为这个团伙拥有无数黄金,甚至比这座城市的财政部分局金库之外的全部黄金还要多。在那一天,贝尔登购买了大约800万美元的黄金,史密斯、古尔德和马丁公司同时也都大量买进黄金。阴谋集团在百老汇大街的威廉·奚斯公司的一间办公室里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他们认为,现在已经拥有足够多的黄金,足以把黄金价格抬升到200美元,只要他们能保证没有黄金借出。但是,要找到一个容纳3 000多万美元黄金的市场也并不容易,他们也感觉到了这种风险,计划面临着被搁浅的危险。
星期四早上,他们在贝尔登公司的办公室里召开了另一场讨论会。古尔德、菲斯科、亨利·史密斯和威廉·贝尔登都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的过程无人知晓,但其中一个决议是,贝尔登给他的办事员下达了一条命令:把黄金价格拉升到144美元并保持这个价格。当天,贝尔登买进了大约2 000万美元的黄金,当天黄金的开市价是141.5美元,闭市价则是143.5美元。
那天晚上,阴谋集团的几名首脑在市中心又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主要讨论的议题是第二天是否停止交易。这些操盘手已经持有超过1亿美元的黄金交易合同。古尔德说空头金额是亿美元,但整个城市的黄金供应总量不到2 500万美元。很明显,这两个数量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差额,如果发生“垄断”就必须要交割。
菲斯科建议整个团伙向公众摊牌,并以150美元的价格完成交割。他的建议立即遭到其他人的反对。
在星期五那个致命的早上,贝尔登和威廉·希思早起在第五大道的旅馆里一起吃了早餐,然后立即前往办公室。贝尔登预计黄金价格将达到200美元,他补充说“这将是黄金交易所的最后一天”。受到贝尔登预言的刺激,很多人都跑去平仓。用亨利·史密斯的话说:“他们匆忙要求立刻交割。”贝尔登在史密斯、古尔德和马丁公司的办公室里进行交割事宜,价格从150美元到145美元不等。同时,阿尔伯特·斯派尔作为菲斯科和古尔德的代理人,一度以160美元的价格买进了100万美元的黄金。直到价格降到133美元的时候,斯派尔才意识到自己真是愚蠢。从早晨到现在,他已经以160美元的价格买进了2 600万美元的黄金。
贪婪追求利润的恶果终于在那天中午时分爆发了,危机立刻发生。当贝尔登来到奚斯办公室去见古尔德和其他的同党,商量接下来应该怎么应对疯狂要求交割的客户时,这里的场面真是很难描述。一位目击者描述当时的情景说:“当贝尔登走进办公室,我刚刚走出来,就在门外等着他出来。这时,一位看起来像是治安官的人突然现身,他在奚斯的办公室门口设立了保安,阻止访客进入。我等了很长一段时间,杰伊·古尔德才偷偷从后门走了出来,他向四周瞄了几眼,确信没有人监视后,匆匆忙忙地从大楼后面的密道逃走了。一会儿,菲斯科也气哄哄地走了出来。他一开始走错了方向,差不多跑到了百老汇大街,然后他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就转身跟着古尔德从后面的密道溜走了。又过了一会儿,贝尔登也走了出来,他的头发乱糟糟的,眼睛也红红的,肯定是刚刚哭过。他大声问我:“他们从哪儿走了?”我给他指明方向后,他飞快地去追他们了。那条密道通向华尔街,这些阴谋家在小道的出口跳上一辆马车,逃离了华尔街。”
但是他们并没有沿着华尔街逃走,而是去了百老汇大街上史密斯、古尔德和马丁的办公室。那里聚集了很多骚乱的人,很明显他们是要向林奇法官申请法律裁决。这些聚集的人群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把这个小小的建筑围得严严实实。为了保证里面人的安全,一小队警察在外面负责维持治安,并设置了路障。这伙阴谋家在这个临时避难所里躲了几个小时,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会在这次黄金投机中遭受如此惨痛的失败,他们越想越糊涂,彼此之间开始产生怀疑,一个个都显得莫名其妙。
虽然黑色星期五垄断案是一场暂时的灾难,但这种代价是值得的,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对金融与风险投资很有用的教训。在之前的“如何规避恐慌”一章中,我已经明确指出了几点,可以为金融家、风险投资者提供借鉴,指导他们在恐慌和“垄断”发生时如何避免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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