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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期间卖空暴富事件发表的评论 《空头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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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美) 罗伯特·斯隆(Robert Sloan) 著 
  ISBN:978-7-111-32553-6 

  定价:30.00  
页数:179 
  出版日期:2010年12月09日 
  译者:王茜 潘小燕 译 
  图书分类:经济管理 > 经济类 > 金融 
  原出版社:McGraw-Hill 
  语种:简体中文 
  开本:16 
  原书名:(1E)Don't Blame the Shorts: Why Short Sellers Are Always Blamed for Market Crashes and How History Is Repeating Itself(1E) 
  所属丛书:资本的游戏 
  责任编辑:佟欣书
内容简介  “那是应该的。” 
  —一位华尔街传奇人物对乔伊肯尼迪1929年 
  大萧条期间卖空暴富事件发表的评论 
  你可以通过很多方法赚钱并受到赞扬。企业狙击手一般会被《财富》杂志和《商业周刊》奉为名人;技术天才因企业家精神而受到赞美;媒体和电影制作人则因为他们的创作天赋而备受尊敬;即便石油公司都常常能得到优待。在美国,你可以第一次尝试把两个小物件黏在一起,然后把它卖出去,有人会称之为创造。但是,如果你卖空某只估值过高的股票,肯定会遭到否定,甚至被看成是不道德的,是在破坏美国的资本主义体制。 
  当市场变得不景气时,公众就开始抱怨放纵、妄动、贪婪和不正当的行为。人们感觉自己受到伤害、茫然无助,希望山姆大叔能清理混乱的局势,查出应该受到惩罚的对象。在制定罪名的讨论中,卖空者注定再次难逃厄运。把罪名加在卖空股票的投资者身上实在是太方便了。 
  年轻的时候,我也倾向于指责卖空者。15岁时,我第一次经历了卖空。来自华尔街一家著名机构的高层人物曾经接受父亲邀请来我家做客,后来,他成了叱咤风云的领导者。父亲让我过去向他问好,当时1979年的石油危机刚刚过去,我试图做出有见地的市场评论。我想到了首任证监会主席乔伊肯尼迪,讲述了他在1929年的时候如何卖空,并在经济危机期间赚了1500多万美元。当然,我并无意要赞美他。 
  这位高管看着我,停顿了一下,然后非常冷静地回答:“那是应该的。” 
  当时我才15岁,必定没有接受过关于华尔街的任何培训,也没有任何相关经验,但根据直觉,我认为肯尼迪的做法是不对的。为什么他的故事会像习惯性思维一样出现在我脑海之中?为什么我年轻的世界观中已经烙下了反对卖空的烙印?卖空究竟是如何将政治和经济制度分开的?卖空为什么会导致华盛顿精英和企业领导者团结一致的罕见情况出现,同时指责这种行为?为什么市场下挫的时候,金融媒体会激烈地排挤卖空者,指责这种和华尔街历史同样悠久的投资方法? 
  正是这些问题激励我写下本书。结果证明,答案在于国家的创立过程,以及平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农村和城镇、主街和华尔街之间不断出现的紧张关系。 
  2007年开始的这场经济危机是由银行高估其账面资产引发的—资产并不能以合理的价格出售。有形权益资本和它们出售非流动资产得到的资金之间的差额正是信用危机爆发的症结所在。 
  但是,谈到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时,很多华尔街高管却对自己的非流动资产负债表避而不谈。相反,他们的目光又转向了熟悉的替罪羊:卖空者。高管们称,正是这些卖空者含沙射影地散播一些知名金融股股价下跌甚至崩盘的谣言和谎言,才使人们预测市场的衰退。 
  在这些高管中,很多人坚持认为自己公司的流动资金充裕、资产估值恰当、商业模式也完整无缺。但是,众所周知,这并不真实。为几乎所有交易提供资金的支付系统—无论是普通系统还是最复杂的系统,无论是家庭经营的小公司还是跨国信用卡公司—都即将冻结,一美元一美元地冻结、一家一家企业地冻结、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冻结。截至9月,华尔街境遇最差的公司之一—雷曼兄弟已经陷入了破产的边缘,美国以杠杆为特征的资本主义体制也即将被自己拖垮。 
  当然,雷曼并不是遭遇意外破产的第一家华尔街机构。2008年3月,在摩根大通全国范围内财务接管的援助下,贝尔斯登才免于破产。雷曼公司是一家风险交易和风险控制为主的投资公司,是商业票据市场的主导者。没有人知道批准它破产的代价是什么,但是雷曼保管了世界各国的主权债务、企业债务和个人债务。市场管理者—在他们想要监管的CEO们的怂恿之下,把雷曼的破产归咎于第三方—他们指责卖空者。 
  市场下挫,历史重演 
  公平地说,近一个世纪以来,卖空者都是一个很容易被栽赃的替罪羊,因为从定义上来讲,他们就是从他人的亏损中获利。卖空者借入股份,然后将其出售,寄希望于通过以更低价格买进股份获利。一般情况下,卖空者会从经纪商处借入股票,然后以一定的价格将股票售出,希望能以更低的价格再买进股票。也就是说,如果股价下跌,卖空者就能获利。同样重要的是,卖空者中投资方法已经非常普遍,但却似乎并不能为大多数人所掌握。 
  从本质上来说,卖空是一种在某只股票价格下跌时创造收益的投资工具。卖空的原因很多:公司的商业模式可能是完全错误的,其创收潜力可能不大,或者,有时候有人会怀疑某些公司做假账。但是大多数卖空交易的目的是为了抵消持有某只可转换债券的风险,为并购套利的差价下赌注,或者在指数套利的时候避免利率风险。 
  进行卖空的步骤有两个。第一,卖空者必须对借入股份的可能性进行研究。(事实上,大型银行都设有专门的部门,其主要任务就是向想要贷款或者卖空股票的人出借股份和现金。)要从银行或者经纪商处借入股份,一般都是通过机构经纪业务部来执行,这个部门本质上就是专为专业投资人士服务的银行。大多数人都利用银行来进行住房抵押贷款、商业贷款、房屋净值贷款和汽车贷款。机构经纪商为管理股票或债券投资组合的专业投资人士提供类似的服务,并通过其机构经纪业务部门来执行这些服务。 
  一开始,卖空者必须获得经纪商的准许,经纪商必须有卖空者可以借入并出售给买家的股份。为了借入股份,卖空者必须以现金、债券或者股票的形式进行抵押。此外,借入股票还必须支付利息,而且利息可能很高,有时候高达每年50%。一旦借得股票,卖空者就通过经纪商将股份售出,再交割借入的股份,完成交易。 
  卖空者希望股价下跌。一般而言,卖空者会先从经纪商处借入股票,然后将股份卖出,假设是以每股 50美元卖出的话,希望能再以低于50美元的价格买进。如果股价跌到了40美元,而卖空者又认定回报已经足以抵消自己承担的风险,他就会以每股40美元的价格买进股票,收益为每股10美元减去借入股份时支付的利息。卖空者还会将借入的股份还给经纪商,赎回保证金。 
  尽管名声不好,但卖空是金融体系的一个基本部分,它增强了市场的流动性,甚至是一些资本市场存在的关键。当1931年大不列颠岛摒弃金本位原则时,市场面临困境,纽交所也在短期内禁止了卖空交易。做市商没有能力为交易提供流动性,交易价格急速攀升。两天之后,禁令就被撤销了。1 
  但是,由于股票卖空本质上意味着损人利己,政治家们纷纷指责卖空者是市场崩盘的罪魁祸首,即便卖空实际上和这次崩盘毫无关系。对卖空(或许是市场上联系最紧密的环节)的这场错误抨击已经走向破裂。去年9月,由于雷曼兄弟濒临破产,政府并没有发表杠杆率、借贷标准、资本结构和市值计价会计准则等可能为银行带来一线生机的重要问题,也没有探索用政府资金解决问题贷款、为其提供支持的方法(不良资产救助计划和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就是这种类型的政府项目)。相反,政府攻击卖空者—这个看上去比其他投资者和政府本身更了解银行系统健康状况,难以归类、也并不被人了解,但却非常可靠的老对手。 
  一开始,信用危机和潜在的银行破产风险被归咎在没有借入股份的情况下卖空股票的投资者—“裸卖空”。由于不用借入股份,卖空者卖空的股数并无限制。裸卖空打乱了市场如何吸收卖空的平衡状态,可能把股价打压到每股几美分。 
  2008年,管理部门试图通过限制进入金融股来解决次贷危机,这很让人费解,但无论如何却是事实。2008年7月,管理部门引进限制卖空者借入股份的新规定阻止卖空者—它们眼中的敌人。随着市场的持续下跌,政府直接开始禁止卖空金融股。(就在我写下本书的时候,卖空者正接受联邦政府的更多监管。进行系列改革之后,证监会似乎正在考虑再次对卖空者施加更多限制性规定的可能性。)出乎意料的是,信用市场的全面崩溃以股市流动性缺失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政府首先对其卖空者进行了调查,而没有做出对雷曼进行资产重组或者为其提供资金援助的决定。雷曼开始对引发问题的潜在源头进行调查—而没有采取实际行动拯救公司—几个月后,雷曼宣告破产,引发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 
  管理者本不该表现出对市场的距离和对卖空及其对市场流动性重要程度的蔑视。尽管美联储、证监会和财政部聘请了几位历史学家,但却并不懂得有效地利用这些资源。20世纪30年代,政府也曾有过类似的举动(通过了大量改革市场的法规),结果也是一样的。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后,参议员和众议员开始寻找引发危机的恶棍,调查空头袭击、轧空和投资者为打压股价散布谣言的行为。政府对卖空的打击赢得了公众的喝彩,他们希望找到拖垮经济的金融恶棍。然而,从政治层面来讲,这种攻击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们导致市场流动性降低,并且,和现在的情形一样,进一步拖垮了信贷市场和整个经济状况。 
  1929年经济危机是美国金融历史上被研究得最多的时期。为什么我们会对危机做出如此错误的即时反应,并在此后多次重复犯错呢?一个国家怎么可以重复犯两次错误? 
  因为它深植于我们的体制之内。美国人对投机的反应很有意思,同样也是可以预知的。自美国建国时期开始,美国人和投机的关系就不怎么样,而且我们常常不相信投机。从托马斯杰斐逊平均地权的主张到平民主义运动,再到对像J﹒P﹒ 摩根这种金融垄断巨头普遍恐惧,美国公众总是担心财富和权力集中在控制它们的人手上。在20世纪后3/4的时间里—直到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卖空者都继承着这些祖先们留下来的被污染的遗产,成为了在牺牲他人利益的基础上为自己创造财富的一群人。他们是易受攻击的目标,因为无法将他们的动机具体化:他们卖空股票的原因是认为股票估值过高还是另有隐情?尽管卖空者是市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他们却总是被描述成穷凶极恶的坏蛋,不仅通过市场下跌获利,有时候还会打压市场。 
  本书的目的不是证明卖空的可行之处,因为任何对股市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卖空就是市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本书的目的在于探讨一种正常的行为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成为被指责的对象,我们又为何会对国家的金融历史麻木不仁。去年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就像是在金融歌剧院上演的一场长时间的表演一样。演员有所变化,但是政府、管理者、投机者、金融体系、媒体和公众扮演的角色和故事却没有随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历史不一定会以这种方式重演,但人类的本质却会如此。2 
  正如你将要看到的那样,美国人对卖空者的痛恨可以归因于这个国家拥有主街和华尔街两类群体的本质。双方力量对比一发生变化,政治家和愤怒的公众都会找到指责的对象。实际上,2008年发生的现象甚至可以追溯到托马斯杰斐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之间的分歧上。 
  罗伯特斯隆  
  2009年5月
译者自序  卖空的历史和华尔街的历史一样长,甚至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相当。然而,从始至终,卖空却因其从他人的亏损中获利的本质而备受指责和非难。不论是 1929年经济大萧条,还是2008年开始全面蔓延的新一轮经济危机,各方都一致地把焦点引到最易受攻击的卖空者身上,从而转移矛盾、推卸责任。 
  然而,作者想通过本书传达一个关键信息—空头无罪!首先,卖空是保证市场流动性的必要基础。以美国股市为例,卖空是市场主要参与者进行对冲及套利投资的前提,而禁止卖空会使投资交易量大幅缩水,降低市场流动性。在市场形势不明朗的情况下,禁止卖空无疑会使形势雪上加霜。2008年7月,管理部门引进限制卖空者借入股份的新规定来阻止卖空。随着市场的持续下跌,政府开始禁止卖空金融股,但出乎意料的是,信用市场的全面崩溃以股市流动性缺失的形式表现出来。政府把注意力放在调查卖空而非采取补救行动上,最终雷曼兄弟破产,引发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 
  其次,卖空是保证市场信息畅通、揭露上市公司虚假信息的重要手段。卖空者获利的手段非常简单— 找出估值过高的股票,和过度自信的投资者打赌。上市公司经常通过做假账、发布假消息来自我炒作,提升股价,而卖空者恰恰要通过揭露这些行为将其“打回原形”。正如一个民主国家必须要有自由媒体等监督机制一样,如果没有卖空,公众只会成为唯命是从的奴隶。卖空正是在管理者涉足之前揭露安然等公司丑闻的一种途径。 
  作者表示,“本书的目的不是证明卖空的可行之处,因为任何对股市有所了解的人都已经知道,卖空就是市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本书的目的在于探讨一种正常的行为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成为被指责的对象,我们又为何会对国家的金融历史麻木不仁。”作者认为,美国公众历来就对卖空者又恨又怕,追根溯源,因为人们担心他们垄断财富和权力。卖空需要非常复杂的投资技巧,一般公众很少涉足。一旦市场下挫,蒙受损失的股民便跟随上市公司一起指责卖空者打压股价。这让我想起了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参议员克里斯托弗考克斯面对上市公司高管对卖空的控诉时有感而发的一句话——“我不想惩罚那些积极进取、善于运用自己发现的信息的人,而且我也不认为应该设立禁止这种行为的法律……”股民也好,上市公司也好,何不为自己的投机惨败或者经营不善而忏悔,为什么要把罪名强加给卖空者呢? 
  当然并不是说要完全放纵卖空行为。的确,在利益的驱动下,卖空者也可能捏造假消息,对目标个股发动空头袭击。所以,面对卖空,政府需要做的是进行管理,而非全面禁止。禁止卖空的后果是流动性的缺失甚至市场的崩溃。 
  2010年4月16日,国内股指期货正式推出,证券市场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市场参与者终于可以使用卖空的投资策略。在这个大背景下,了解卖空的历史对投资者更具参考意义。不论是卖空相关研究者、政府监管部门、股指期货投资者还是普通投资者,都应该读一读本书。如前所述,政府要做的是对卖空进行管理,而非打压和禁止;对卖空者而言,遵守市场规则是投资的前提;公众则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卖空能为自己提供更加开放和公正的投资环境。 
  本书第1~6章由潘小燕翻译;前言、附录及第7~10章由我负责翻译,欢迎大家就译文和卖空相关的问题和我们进行交流。 

图书目录  译者序 
  前 言 
  致 谢 
  第1章1790 ~ 1800 
  大辩论/1 
  为了建立证券交易的概念,如有必要,汉密尔顿宁愿让投机者获利,爱国的公民受损。 
  第2章1830 ~ 1907 
  华尔街与主街: 民粹主义的诞生/17 
  你们不可将人钉在黄金的十字架上。 
  第3章1907 ~ 1920 
  国会攻击金钱托拉斯/27 
  你可以控制业务,但无法控制人……不是所有基督教会的钱都可以控制信贷。 
  第4章1929 
  1929年前后的美国市场/37 
  华尔街 23号房是华盛顿政府的手臂。 
  第5章1932 
  讹诈、间谍和谎言构成的煽情故事/45 
  一些阴谋家奉行“不治之则毁之”的政策,卖空股票只是他们对任何碍事的企业所用的迫害手段之一。 
  第6章 
  惠特尼前往华盛顿/59 
  你们给这个国家招致了历史上最大的恐慌 。 
  第7章 
  第一家机构经纪商实际上是纽约证券交易所/77 
  第8章1932~1941 
  佩科拉听证会/85 
  我们对金融巨头愿意建立和发展的一切都唯命是从的时代已经结束。 
  第9章1947~1953 
  合众国诉亨利 S. 摩根/101 
  我开始相信并且慢慢地发现,这些被告从来没有制造、考虑、相信、建立、延续或者参与过这种同盟、阴谋和协议。 
  第10章1987年至今 
  依旧如故/107 
  我不想惩罚那些积极进取、善于运用自己发现的信息的人,而且我也不认为应该设立禁止这种行为的法律。我想你也不会认同这么做。 
  结语/121 
  要享受自由市场的优势,买家和卖家、牛市和熊市就必须共存。不出现熊市的市场就如同没有自由媒体的国家一样。没有人 会对错误的乐观态度进行批判和限制,而这往往会引发灾难。  

空头无罪
译者序
卖空的历史和华尔街的历史一样长,甚至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相当。然而,从始至终,卖空却因其从他人的亏损中获利的本质而备受指责和非难。不论是1929年经济大萧条,还是2008年开始全面蔓延的新一轮经济危机,各方都一致地把焦点引到最易受攻击的卖空者身上,从而转移矛盾、推卸责任。
然而,作者想通过本书传达一个关键信息—空头无罪!首先,卖空是保证市场流动性的必要基础。以美国股市为例,卖空是市场主要参与者进行对冲及套利投资的前提,而禁止卖空会使投资交易量大幅缩水,降低市场流动性。在市场形势不明朗的情况下,禁止卖空无疑会使形势雪上加霜。2008年7月,管理部门引进限制卖空者借入股份的新规定来阻止卖空。随着市场的持续下跌,政府开始禁止卖空金融股,但出乎意料的是,信用市场的全面崩溃以股市流动性缺失的形式表现出来。政府把注意力放在调查卖空而非采取补救行动上,最终雷曼兄弟破产,引发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
其次,卖空是保证市场信息畅通、揭露上市公司虚假信息的重要手段。卖空者获利的手段非常简单—找出估值过高的股票,和过度自信的投资者打赌。上市公司经常通过做假账、发布假消息来自我炒作,提升股价,而卖空者恰恰要通过揭露这些行为将其“打回原形”。正如一个民主国家必须要有自由媒体等监督机制一样,如果没有卖空,公众只会成为唯命是从的奴隶。卖空正是在管理者涉足之前揭露安然等公司丑闻的一种途径。
作者表示,“本书的目的不是证明卖空的可行之处,因为任何对股市有所了解的人都已经知道,卖空就是市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本书的目的在于探讨一种正常的行为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成为被指责的对象,我们又为何会对国家的金融历史麻木不仁。”作者认为,美国公众历来就对卖空者又恨又怕,追根溯源,因为人们担心他们垄断财富和权力。卖空需要非常复杂的投资技巧,一般公众很少涉足。一旦市场下挫,蒙受损失的股民便跟随上市公司一起指责卖空者打压股价。这让我想起了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参议员克里斯托弗考克斯面对上市公司高管对卖空的控诉时有感而发的一句话——“我不想惩罚那些积极进取、善于运用自己发现的信息的人,而且我也不认为应该设立禁止这种行为的法律……”股民也好,上市公司也好,何不为自己的投机惨败或者经营不善而忏悔,为什么要把罪名强加给卖空者呢?
当然并不是说要完全放纵卖空行为。的确,在利益的驱动下,卖空者也可能捏造假消息,对目标个股发动空头袭击。所以,面对卖空,政府需要做的是进行管理,而非全面禁止。禁止卖空的后果是流动性的缺失甚至市场的崩溃。
2010年4月16日,国内股指期货正式推出,证券市场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市场参与者终于可以使用卖空的投资策略。在这个大背景下,了解卖空的历史对投资者更具参考意义。不论是卖空相关研究者、政府监管部门、股指期货投资者还是普通投资者,都应该读一读本书。如前所述,政府要做的是对卖空进行管理,而非打压和禁止;对卖空者而言,遵守市场规则是投资的前提;公众则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卖空能为自己提供更加开放和公正的投资环境。
 
                  前言(1)
“那是应该的。”
—一位华尔街传奇人物对乔伊肯尼迪1929年
大萧条期间卖空暴富事件发表的评论
你可以通过很多方法赚钱并受到赞扬。企业狙击手一般会被《财富》杂志和《商业周刊》奉为名人;技术天才因企业家精神而受到赞美;媒体和电影制作人则因为他们的创作天赋而备受尊敬;即便石油公司都常常能得到优待。在美国,你可以第一次尝试把两个小物件黏在一起,然后把它卖出去,有人会称之为创造。但是,如果你卖空某只估值过高的股票,肯定会遭到否定,甚至被看成是不道德的,是在破坏美国的资本主义体制。
当市场变得不景气时,公众就开始抱怨放纵、妄动、贪婪和不正当的行为。人们感觉自己受到伤害、茫然无助,希望山姆大叔能清理混乱的局势,查出应该受到惩罚的对象。在制定罪名的讨论中,卖空者注定再次难逃厄运。把罪名加在卖空股票的投资者身上实在是太方便了。
年轻的时候,我也倾向于指责卖空者。15岁时,我第一次经历了卖空。来自华尔街一家著名机构的高层人物曾经接受父亲邀请来我家做客,后来,他成了叱咤风云的领导者。父亲让我过去向他问好,当时1979年的石油危机刚刚过去,我试图做出有见地的市场评论。我想到了首任证监会主席乔伊肯尼迪,讲述了他在1929年的时候如何卖空,并在经济危机期间赚了1500多万美元。当然,我并无意要赞美他。
这位高管看着我,停顿了一下,然后非常冷静地回答:“那是应该的。”
当时我才15岁,必定没有接受过关于华尔街的任何培训,也没有任何相关经验,但根据直觉,我认为肯尼迪的做法是不对的。为什么他的故事会像习惯性思维一样出现在我脑海之中?为什么我年轻的世界观中已经烙下了反对卖空的烙印?卖空究竟是如何将政治和经济制度分开的?卖空为什么会导致华盛顿精英和企业领导者团结一致的罕见情况出现,同时指责这种行为?为什么市场下挫的时候,金融媒体会激烈地排挤卖空者,指责这种和华尔街历史同样悠久的投资方法?
正是这些问题激励我写下本书。结果证明,答案在于国家的创立过程,以及平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农村和城镇、主街和华尔街之间不断出现的紧张关系。
2007年开始的这场经济危机是由银行高估其账面资产引发的—资产并不能以合理的价格出售。有形权益资本和它们出售非流动资产得到的资金之间的差额正是信用危机爆发的症结所在。
但是,谈到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时,很多华尔街高管却对自己的非流动资产负债表避而不谈。相反,他们的目光又转向了熟悉的替罪羊:卖空者。高管们称,正是这些卖空者含沙射影地散播一些知名金融股股价下跌甚至崩盘的谣言和谎言,才使人们预测市场的衰退。
在这些高管中,很多人坚持认为自己公司的流动资金充裕、资产估值恰当、商业模式也完整无缺。但是,众所周知,这并不真实。为几乎所有交易提供资金的支付系统—无论是普通系统还是最复杂的系统,无论是家庭经营的小公司还是跨国信用卡公司—都即将冻结,一美元一美元地冻结、一家一家企业地冻结、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冻结。截至9月,华尔街境遇最差的公司之一—雷曼兄弟已经陷入了破产的边缘,美国以杠杆为特征的资本主义体制也即将被自己拖垮。
                  前言(2)
当然,雷曼并不是遭遇意外破产的第一家华尔街机构。2008年3月,在摩根大通全国范围内财务接管的援助下,贝尔斯登才免于破产。雷曼公司是一家风险交易和风险控制为主的投资公司,是商业票据市场的主导者。没有人知道批准它破产的代价是什么,但是雷曼保管了世界各国的主权债务、企业债务和个人债务。市场管理者—在他们想要监管的CEO们的怂恿之下,把雷曼的破产归咎于第三方—他们指责卖空者。
市场下挫,历史重演
公平地说,近一个世纪以来,卖空者都是一个很容易被栽赃的替罪羊,因为从定义上来讲,他们就是从他人的亏损中获利。卖空者借入股份,然后将其出售,寄希望于通过以更低价格买进股份获利。一般情况下,卖空者会从经纪商处借入股票,然后以一定的价格将股票售出,希望能以更低的价格再买进股票。也就是说,如果股价下跌,卖空者就能获利。同样重要的是,卖空者中投资方法已经非常普遍,但却似乎并不能为大多数人所掌握。
从本质上来说,卖空是一种在某只股票价格下跌时创造收益的投资工具。卖空的原因很多:公司的商业模式可能是完全错误的,其创收潜力可能不大,或者,有时候有人会怀疑某些公司做假账。但是大多数卖空交易的目的是为了抵消持有某只可转换债券的风险,为并购套利的差价下赌注,或者在指数套利的时候避免利率风险。
进行卖空的步骤有两个。第一,卖空者必须对借入股份的可能性进行研究。(事实上,大型银行都设有专门的部门,其主要任务就是向想要贷款或者卖空股票的人出借股份和现金。)要从银行或者经纪商处借入股份,一般都是通过机构经纪业务部来执行,这个部门本质上就是专为专业投资人士服务的银行。大多数人都利用银行来进行住房抵押贷款、商业贷款、房屋净值贷款和汽车贷款。机构经纪商为管理股票或债券投资组合的专业投资人士提供类似的服务,并通过其机构经纪业务部门来执行这些服务。
一开始,卖空者必须获得经纪商的准许,经纪商必须有卖空者可以借入并出售给买家的股份。为了借入股份,卖空者必须以现金、债券或者股票的形式进行抵押。此外,借入股票还必须支付利息,而且利息可能很高,有时候高达每年50%。一旦借得股票,卖空者就通过经纪商将股份售出,再交割借入的股份,完成交易。
卖空者希望股价下跌。一般而言,卖空者会先从经纪商处借入股票,然后将股份卖出,假设是以每股50美元卖出的话,希望能再以低于50美元的价格买进。如果股价跌到了40美元,而卖空者又认定回报已经足以抵消自己承担的风险,他就会以每股40美元的价格买进股票,收益为每股10美元减去借入股份时支付的利息。卖空者还会将借入的股份还给经纪商,赎回保证金。
尽管名声不好,但卖空是金融体系的一个基本部分,它增强了市场的流动性,甚至是一些资本市场存在的关键。当1931年大不列颠岛摒弃金本位原则时,市场面临困境,纽交所也在短期内禁止了卖空交易。做市商没有能力为交易提供流动性,交易价格急速攀升。两天之后,禁令就被撤销了。1
但是,由于股票卖空本质上意味着损人利己,政治家们纷纷指责卖空者是市场崩盘的罪魁祸首,即便卖空实际上和这次崩盘毫无关系。对卖空(或许是市场上联系最紧密的环节)的这场错误抨击已经走向破裂。去年9月,由于雷曼兄弟濒临破产,政府并没有发表杠杆率、借贷标准、资本结构和市值计价会计准则等可能为银行带来一线生机的重要问题,也没有探索用政府资金解决问题贷款、为其提供支持的方法(不良资产救助计划和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就是这种类型的政府项目)。相反,政府攻击卖空者—这个看上去比其他投资者和政府本身更了解银行系统健康状况,难以归类、也并不被人了解,但却非常可靠的老对手。
                  前言(3)
一开始,信用危机和潜在的银行破产风险被归咎在没有借入股份的情况下卖空股票的投资者—“裸卖空”。由于不用借入股份,卖空者卖空的股数并无限制。裸卖空打乱了市场如何吸收卖空的平衡状态,可能把股价打压到每股几美分。
2008年,管理部门试图通过限制进入金融股来解决次贷危机,这很让人费解,但无论如何却是事实。2008年7月,管理部门引进限制卖空者借入股份的新规定阻止卖空者—它们眼中的敌人。随着市场的持续下跌,政府直接开始禁止卖空金融股。(就在我写下本书的时候,卖空者正接受联邦政府的更多监管。进行系列改革之后,证监会似乎正在考虑再次对卖空者施加更多限制性规定的可能性。)出乎意料的是,信用市场的全面崩溃以股市流动性缺失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政府首先对其卖空者进行了调查,而没有做出对雷曼进行资产重组或者为其提供资金援助的决定。雷曼开始对引发问题的潜在源头进行调查—而没有采取实际行动拯救公司—几个月后,雷曼宣告破产,引发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
管理者本不该表现出对市场的距离和对卖空及其对市场流动性重要程度的蔑视。尽管美联储、证监会和财政部聘请了几位历史学家,但却并不懂得有效地利用这些资源。20世纪30年代,政府也曾有过类似的举动(通过了大量改革市场的法规),结果也是一样的。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后,参议员和众议员开始寻找引发危机的恶棍,调查空头袭击、轧空和投资者为打压股价散布谣言的行为。政府对卖空的打击赢得了公众的喝彩,他们希望找到拖垮经济的金融恶棍。然而,从政治层面来讲,这种攻击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们导致市场流动性降低,并且,和现在的情形一样,进一步拖垮了信贷市场和整个经济状况。
1929年经济危机是美国金融历史上被研究得最多的时期。为什么我们会对危机做出如此错误的即时反应,并在此后多次重复犯错呢?一个国家怎么可以重复犯两次错误?
因为它深植于我们的体制之内。美国人对投机的反应很有意思,同样也是可以预知的。自美国建国时期开始,美国人和投机的关系就不怎么样,而且我们常常不相信投机。从托马斯杰斐逊平均地权的主张到平民主义运动,再到对像J﹒P﹒ 摩根这种金融垄断巨头普遍恐惧,美国公众总是担心财富和权力集中在控制它们的人手上。在20世纪后3/4的时间里—直到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卖空者都继承着这些祖先们留下来的被污染的遗产,成为了在牺牲他人利益的基础上为自己创造财富的一群人。他们是易受攻击的目标,因为无法将他们的动机具体化:他们卖空股票的原因是认为股票估值过高还是另有隐情?尽管卖空者是市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他们却总是被描述成穷凶极恶的坏蛋,不仅通过市场下跌获利,有时候还会打压市场。
本书的目的不是证明卖空的可行之处,因为任何对股市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卖空就是市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本书的目的在于探讨一种正常的行为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成为被指责的对象,我们又为何会对国家的金融历史麻木不仁。去年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就像是在金融歌剧院上演的一场长时间的表演一样。演员有所变化,但是政府、管理者、投机者、金融体系、媒体和公众扮演的角色和故事却没有随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历史不一定会以这种方式重演,但人类的本质却会如此。2
正如你将要看到的那样,美国人对卖空者的痛恨可以归因于这个国家拥有主街和华尔街两类群体的本质。双方力量对比一发生变化,政治家和愤怒的公众都会找到指责的对象。实际上,2008年发生的现象甚至可以追溯到托马斯杰斐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之间的分歧上。
罗伯特斯隆  
2009年5月  
                  致谢
我的父亲史蒂芬萨缪尔斯隆曾经写过一本名叫《鱼的死亡随想录》(Thanatopfish),他的精神在世界各地的航道、海洋和河流中徜徉,并尖锐地曝光了大量掠夺水域珍稀资源的商业滥捕和政府欺骗行为。父亲成功地把自己想象为一位世界著名的运动员和环保人士,前瞻性地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昭示了海洋对人类的重要性,正是这种精神激励我写下了这本书。父亲写书的时候,我帮了不少忙,并建议他和世人分享自己奇妙的深海探索经历。我反复读过《鱼的死亡随想录》多遍,它帮助我找到了自己的理想。尽管父亲已经离我们而去,但我仍要感谢他对我的持续影响。
诺曼梅勒不仅写下了很多关于拳击的书籍,本身也很喜欢拳击运动。有一次他被问到哪一样更难:写作还是拳击,梅勒回答:“毫无疑问,写作更难。有时候我会提到写作是很奇怪的一面。你每天早上去写作,都要从空白的一页写起。可能5分钟后你开始下笔,但也可能要花1个小时。不过,迟早你会开始写,然后就下笔如有神。这些灵感从哪儿来的呢?你自己都说不清楚。你总是想问,‘会不会明天就写不出来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写作是件奇怪的事情。也就是说,你依靠着一种不一定可靠的稀有状态。”1
电脑丢失之后,我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对写作的这种本质的恐惧—写好的书也在电脑里。我没有提前备份,也没有将它存到移动硬盘上。说到底,我必须重新开始写书,错过规定的时间。正如梅勒所说,我发现自己依赖着一样本身并不可靠的东西,找回最初的想法和语句是完全不可能的。10天之后,丽斯卡明斯打电话过来,说她找到了我的电脑。电脑被丢在肯尼迪机场的行李车上。如果不是因为她的真诚、善良和为找到我而付出的努力,我就不可能按时完成这本书。
写下这本书对我来说并不容易,很多人都问我是怎么抽出时间的。事实上,正是因为家人牺牲了和我在一起的时间,我才能够追寻自己出书的想法(当时看上去有些异想天开)。我要感谢我的孩子们—小史蒂芬和泰迪,感谢她们理解这本书的重要性;要感谢我的妻子伊丽莎白,感谢她鼓励我追寻自己的想法,感谢她相信我能实现目标;还要感谢我的妹妹苏珊娜和母亲安娜,感谢她们帮我校对,并给出很多非常好的建议。
此外,我要感谢我在S3 Partners的所有同事和合伙人。没有你们的支持,我肯定无法完成目标。正是你们的专业技术让我了解了市场结构多年来的变化。A. R. 卡普托、伊戈尔杜萨尼夫斯基、史蒂夫格林、艾伦霍华德、迈克卡茨、托尼卡塞塔、杰夫史密斯、杰里米斯莱德,还有霍华德休格曼,他们都花了大量时间分享自己的见解,强化我的记忆,正确地诠释最新出台的卖空规则。我还要特别感谢凯特拉斯。凯特不辞劳苦、耐心而细致地帮我搜集写书的材料。写书时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我想谢谢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卡梅隆贝尔和朱莉克莱恩,感谢他们奉献的好点子和完整、细致的工作。
接下来,我要感谢我的朋友和家人,感谢丽斯一次次宽容我提前离开或者缺席本该一起参加的活动—我用这些时间去挖掘一些新的阐述方法、点子和角度。克里斯约翰、桑德拉约翰、约翰丘奇、金母丘奇、埃尔顿斯科特、阿历克斯斯科特、拉梅什辛格、法丽达辛格、戈登奥格登、塞莉娜奥格登,还有丽斯的父母、鲍勃埃里克、尼基埃里克、肯巴克斯特和苏珊娜巴克斯特,谢谢你们。
我曾经把最初的草稿发给很多朋友,他们都给出了大量的改进建议,包括斯坦利阿金、戴维巴兰德、阿兰巴斯特、史蒂夫布鲁斯、比尔克拉格、鲍勃基恩、杰夫李维斯、乔夫梅宁、道格密尔烈特、吉姆罗文、丽莎索尔巴肯、沙德斯塔斯特尼和梅雷迪斯惠特尼,谢谢你们对这本书表现出的兴趣,谢谢你们对其内容做出真诚、准确的评价。
感谢詹姆斯斯肯巴里帮助我找到自己的梦想,并在我没能如愿实现目标的时候给出中肯、直接的批评意见。
我还想感谢丽亚斯派罗耐心倾听我的想法,积极拥护我和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的关系,并相信我能够履行诺言。此外还要感谢乔纳森凯利在《名利场》中富有创造性、洞察力和勤奋努力的表演。
我想,正是华尔街的强盗高管们让本书成为可能,他们的行为和自卫的本能让我开始重新审视美国的历史,也让我深感愤怒,推动我将他们的行为写入书中。
                  大辩论(1)
为了建立证券交易的概念,如有必要,汉密尔顿宁愿让投机者获利,爱国的公民受损。
—罗恩切尔诺
在提到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者前,我们首先来谈谈卖空交易的几点特性。
在金融交易中,股票卖空被看做很私人的,是交易者对个人财产的攻击。在2001年,当一个有名的卖空交易商对安然非正常的财务程序提出质疑时,当时的安然首席运营官杰弗里斯基林的回答颇为轰动:“嗯,谢谢,谢谢关注……卑鄙的家伙!”让人感到震惊的不是斯基林的毫无悔意,而是他针对卖空商表露的敌意。这种敌意在他与持有安然股票却决定卖出的股东打交道时是没有的。最终的事实证明,卖空交易商对安然的怀疑并非空穴来风,安然的确做了假账来混淆视听。
股票卖空引起诸多反感,在华尔街以外更是被广泛误解,因此要冷静客观地分析卖空操作几乎是不可能的。没有人对卖空大麦或石油的投机商如此敌意。石油卖空商是美国人眼里的英雄,因为他希望石油价格下降。但卖空石油公司股票的交易商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因为他要靠石油公司财产受损来获利。那些卖空腐败的能源公司股票的交易商,其行为只在此公司的伎俩曝光于天下时才被看做正当。乔治索罗斯在1992年卖空英镑,导致金融市场混乱,没有人因此认为他的货币卖空行为使其不适合在美国政治中担任举足轻重的角色。只有对股票的卖空,常常会引起公众强烈的反感。
股票卖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初,恰是欧洲第一个贸易市场诞生之时。对股票卖空的争议也就是那时开始。1609年,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在股票卖空中获利巨大,荷兰东印度公司因此投诉交易所,导致了一年后第一部就卖空交易而立的法规的诞生。
到了17世纪末,阿姆斯特丹设定法令征收卖空交易税。1688年,由律师尼克莱斯马叶斯和约瑟夫德拉维加分别所著在两本写卖空交易的荷兰语小册子开始发行,并被保存至今。其中一册名为《惑中惑》,贴切地表明了股票卖空从其诞生之日起就颇显神秘,易被误解。
以特有的边试边改,摸石头过河的方式,西方国家都曾尝试对股票卖空加以限制,最终又都取消了这些限制。1733年,英国议会议员约翰巴纳德爵士为遏制金融暴发户,提出禁止裸卖空的法案。但是,这一法案虽列出高达500美元等值的处罚,但对其的违反远多于遵守,对裸卖空的限制随后在1860年废除。
在法国,拿破仑的财政部长曾对这位法兰西皇帝热情游说股票卖空的好处,但拿破仑并不买账。和美国总统胡佛近一个世纪后的做法极其相似,拿破仑从保护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禁止股票卖空,称此操作为“国家公敌”。
然而,拿破仑在数年后意识到这一禁令全然徒劳,就废除了禁卖空的法例。5在美国,纽约州在1812年一度禁止股票卖空,然而在1858年,卖空仍“屡禁不绝”时,纽约州取消了对股票卖空的禁令。61896年,柏林贝尔泽曾禁止股票卖空,而1909年也收回禁令。7在不断尝试和调整中,世界各地的股票市场都曾尝试限制卖空,最终都将限制取消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间曾任纽约证券交易所高级经济师的J .爱德华米克,在《纽约时报》对股票卖空的历史渊源做了总结,其洞见在今天看来依然颇有道理:“对股票卖空广泛的误解和偏见由来已久”,米克写道,“ 自证券交易存在起,卖空就被猛烈抨击,但要么是经过多方论证和深思熟虑,要么是通过因禁止卖空的惨重代价,股票卖空最终被看做维持自由证券市场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保留下来了。”8
                  大辩论(2)
为什么股票卖空总遭到强烈谴责,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呢?从过去到现在,问题在于股票卖空交易贯穿着一个隐晦的道德议题,那就是,监管者怎么去判断这些卖空投机者的个人动机呢? 如果股票价格逐日下跌,大家对股市的信心降至谷底,投机熊市的交易商通过卖空把股价推得更低是不是说得过去?这些卖家是出于自保的正当反应还是要大捞一把的私心驱动呢?
然而以上问题掩盖了几个重要的事实。第一,卖空交易者的职责就是发现商业欺诈、前后不一致的运作,以及糟糕的商业模式,设法以股票卖空去抵消原有投资的风险;第二,股票卖空交易所得的利润其实证明上市公司没有在管理上给股东准确如实的交代;第三,股票卖空要成功需要承担相当大的风险。卖空不是卖掉价格高估的股票使其市场价值得以调整。在卖空这一步棋被证明走对了以前,卖空交易商必须在多日,有时甚至是多年,承受走错棋的压力。对冲基金经理只有本人在最近三个月内有金融操作经历的情况下,才敢对市场前景做判断,而且他必须非常有责任心,只能对不能错。市场偏见和资金的短期性使他不得不做卖空来抵消风险。做卖空等的是熊市,偿还所借股票的风险随股市上扬而增加,而这类负面反馈卖空商不但要天天承受,还得把其解释为熊市来临前的利好迹象。做股票卖空的人日子并不轻松。
弗兰克帕特诺伊的著作《传染性贪婪》(Infectious Greed)提供了对卖空最贴切的比喻:
套利的另一个限制是很难通过投注在股市下跌时升值。根本的问题是,看好某一股票容易,要通过卖空去赌某只股票要跌不但很难,而且代价昂贵。此外,看跌期权往往不是不可用,就是太贵,或者过期得太早。9
帕特诺伊接着把股市和赛马场的投注窗口做了比较:
投注一匹马赢容易,你走到窗口买彩票就可以了。但是你怎样去赌某匹马不会赢?你可以去看台找想赌马的人,和他们赌。但这样不但花时间,而且你拿不准随便抓来的这个人会愿赌服输。或者你可以试另一个更复杂的方式:找已经押赌的人借他们的彩票,然后把彩票卖给下一个人,许诺第二个人如果他赢了会给他钱,但他要把彩票还给你。 然后,你把彩票和一定的手续费还给第一个人。这第二种方法也有弱点:它不仅有多个复杂的步骤,而且你随机找的赌马人不一定相信你会信守诺言。10
这个烦琐步骤其实就是大多数股票卖空商所作的。他们通过股票经纪人借股,然后把借来的股权卖给其他投资者,许诺将来会买回股票还给股票经纪人。
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监管机构使散户很难做卖空交易,这正是为什么被允许做卖空的对冲基金经理人得到如此丰厚的报酬:任何能在我们对价格上升的偏好中长袖善舞的人都被投资方大大奖励。而这种回报是如此之可观,以至于在实质上重新定义了财富(这种财富似乎成了公众不信任卖空交易商的另一个原因)。做卖空和买股票差价(利用杠杆作业)的能力是对冲基金和共同基金的主要区别。对冲基金之所以能享受补偿模式,和卖空操作是分不开的。
再回来看安然开篇那一幕。即使卖空交易商对一个公司的实际价值判断准确,由于其自身的财富积累和对他人财富的影响,他们依然成为一个活动的标靶。过去到现在,华尔街交易所的券商们一边在自有资金交易中搞卖空,一边靠为其客户打击和清除卖空散户而从资产变现和可观利润率中发财。他们还将2008年秋的金融萧条归咎于卖空商。首席执行官们指责说,卖空商散布他们公司的谣言,应被绳之以法。首席财务官们则指责卖空商曲解他们电话会议的讨论,扭曲其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市值。他们以此沿用了和美国历史一样长的民粹主义论调:卖空有悖美国精神。
                  大辩论(3)
然而,卖空其实是要多美国就多美国的行为。从美国建国之初,美国就对投机买卖和由此得来的薪酬甚感不适。正如很多当代人,1790年许多人觉得由金融投机而得的薪酬并不正当,而卖空是其中最不正当的。在美国建国初期,就发生过对交易薪酬的正当性及债权转让的争执。这些争论实际是我们现在对卖空的复杂感受的前身。
汉密尔顿、杰斐逊及其就“合理假设”的争论
在美利坚合众国早期,国家的经济基础混乱。在联邦政府和各州都有重债。各州有自己的货币,更有各州的债务法和关税法,一些州借贷有信誉,一些州没有信誉,大部分给那些为美国赢得独立战争的老兵们支付了债券。
1790年,为了稳定经济,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以美国联邦政府的名义合并了这些战争债券和其他州的债务。这一行动被称为“合理假设”,汉密尔顿借此提出一个还贷计划由新税目和西部土地的使用权为抵押。在汉密尔顿的计划生效前,老谋深算的投资家和投机者们(其中一些非常接近汉密尔顿),开始向士兵和其他债权人收购这些疲软的契约,造成了套利现象的广泛出现。原债权人以很大折扣转卖政府的债务和借据,有的低到1美元的债券只贴现15美分。
如果能够找到州债权人以折扣价买下他们的债权,投资者可以赢得巨额财富。参议员罗伯特莫里斯,被一些人看做美国当时的首富,派人去他的老家宾夕法尼亚州西部地区从不知情的人手中买下这些廉价的债务文书。出于同一目的,众议员詹姆斯沃兹沃思派出两艘船驶往南卡罗来纳州。结果,在假定生效前,甚至在汉密尔顿的计划被更多人知道之前,持有债券的老兵和其他债权人已经将大量债权以很大折扣买给了纽约投机者。对他们来说,能换点钱强于什么都没有。 这些债权人以为,狂买债权的人是在赌一把,下注在联邦政府会挺身而出,兑现这些债务。
其实,对这些投机者来说,这笔交易是稳赚的,他们知道新政府就要批准这一还贷计划。 包括一些政府官员在内的投机者们,凭借他们对内部局势的掌握,知道政府会承担并保证还贷的兑现。
关于假设计划的议题为美国200年来的理念分歧拉开了序幕,那就是金融利益应该如何分配。 战争决定了南部和西部州的利率要参考东部州的。
假定计划造成了双重的尴尬:既然政府给的套利机会在前,投资者是否因此获利?还是老兵们作为原债权持有人,应为自己的损失得到补偿?汉密尔顿决定,出于大局考虑,应容许这些投机者盈利。比起让谁获利的棘手问题来说,建立联邦政府良好的信贷信用更为重要。不管对债券的购买是发生在近前的投机商套现,还是一些人出于对新生政府的信心使然,政府应承认债券交易的事实。
汉密尔顿相信建立强大的国家行政是重中之重。 他认为,作为单一独立的信贷个体的联邦政府,是建立全国货币体系的基础,也是政府有效行使税收权,放贷权的保证。有信贷信用的政府不但能促进国家的统一,还使联邦政府具备中央政府的集权职能,使其能有效地工作。正如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说,为使契约精神成为社会支柱,联邦政府面临一个非常艰难的抉择。契约必须遵守。卖方和买方都要接受他们交易行为的后果。 对产权的保护是经济结构的核心。即使报告显示,许多投机商低价购入在政府假设计划下价格不菲的州债券,汉密尔顿对此坚定不移。他认为原债权人在需要钱时已兑现了流动资金,这就是足够的补偿。即使他们在军中的服务使其比投机者更显得爱国。现在需要确认的是,买入债券的行为也可以解释为新的爱国行为:汉密尔顿认为这些投机者购买债券是对新生国家金融结构有信心的表现,他们的信心也应得到报偿。
                  大辩论(4)
由此,汉密尔顿以此从反对者那里夺回了道德制高点,并为美国的债券交易设立法律和道德基础。那就是,债券可自由转让,购买者承担交易的利润或损失。认识到国家不干涉或废除金融交易是如此关键,远超过任何短期的权宜之计。 为了建立“债权转移”的理念,如有必要,汉密尔顿宁可让投机者获利,让为国奉献的士兵受损。 11
汉密尔顿意识到,在建国大业上,将联邦资金用于巩固中央政府的职能是重中之重。 他“知道债券持有者能感受到和借贷的政府的利益联结,因而为巩固政府努力。如果欠他们钱的是联邦政府,而不是所在州,他们主要效忠的对象就成了联邦政府。”12
在假设计划的问题上,汉密尔顿知道,如果国会批准这一计划,计划就能给中央政府,而非某个州,统一征税,统一关税,为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建立信贷信用的能力。 但这些中央集权的职能也给反对派拉响了警报。这些北弗吉尼亚的农民很久以来土地虽多却没有现金,一直处在英国债权者的债务中。13正如杰斐逊说,“弗吉尼亚的种植园片片是伦敦高利贷者的后院。”14
伦敦银行收取的高利息导致许多人,包括杰斐逊本人,不得已出下策:要么买奴隶种植烟草和其他经济作物出售,要么干脆出卖土地,以支付高利贷。杰斐逊也像其他许多人一样,直到1826年故去时仍在重债中。15
假设计划的问题是中央政府集权这第一步,恰恰是许多美国人,尤其是杰斐逊所担心的。 他与汉密尔顿加强联邦政府的主张恰恰相反,认为权力集中到中央有可能导致君主专制,与美国革命的初衷背道而驰。两人的见解存在巨大的矛盾。杰斐逊担心联邦政府行政权的扩张,因而反对强联邦的做法。 同时他主张自由贸易,反对投机获利。汉密尔顿却看好英国国家银行的模式,因其良好的信贷信用有助于增强国力。汉密尔顿想由中央政府统一税收的方法。他是个重商主义者,而且很认同金融投机。 这些火药味甚浓的分歧影响了我们对立宪的基本问题的看法,包括如何看待政府集中财政权,财权和行政权该如何联系,这些议题限定了各州的权力,而增强了联邦的权威。
因此,当汉密尔顿效仿英国银行建立美国国家第一银行时,他的政敌很是怀疑。在他们看来,这种模式只在将君主专制凌驾于法治之上的英式体制中有效果。汉密尔顿的政敌中许多人都欠着英格兰的债,所以英国是对他们私生活都有重大影响的外国势力。所以,当汉密尔顿提议允许投机者保留他们套购得来的国家债券和州债券,使其能从合众国改善的新信贷体系中有合理收益时,自然招致了反对。所以,在建立国家信贷信用上,汉密尔顿确保契约交易的效力,没有把新债权人债券升值后所获的财富重新分配,以补偿原有债权人。
汉密尔顿所用的金融工具是否被众参两院所理解虽有待争议,但无可否认的是,他的金融战略有两个重要结果:它将美国的经济之都和政治之都分开。另一个同样意义深远的结果是,它使得美国银行利益与借款人利益分离,产生了不同的利益集团。
定都的妥协:纽约管钱,华盛顿掌权
专以宴会而论,1790年6月20日由托马斯杰斐逊在纽约主办的宴会,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重大和影响深远的。在汉密尔顿的假设提案被国会多次否决后,他认识到要通过法案,他必须缓和美国南方佬们的顾虑,他们担心北部的纽约将成为银行家与政客聚集的亲英者的老巢。汉密尔顿需要说服心有顾虑的南方佬们,特别是杰斐逊。绝好的机会来了。杰斐逊邀请汉密尔顿和詹姆斯麦迪逊,讨论了各种各样的妥协方案。这将奖励波多马克附近的土地持有人:让纽约成为商业之都,而费城作为国家临时首都,华盛顿为永久首都。
                  大辩论(5)
在这一大妥协中,三人决定商业集中在纽约,费城掌握立法(并承诺最终迁到波多马克)。让政府所在地由亲英者所盘踞,是对美国国家独立性的根本威胁,这一顾虑可以缓解,或至少看来如此。
汉密尔顿对他认为应管理新合众国国家经济的人期望甚高:这种人应富有,但能无私到看重国家的财富增长超过对自己财产的经营。然而,汉密尔顿的朋友远达不到他的期望,他们利用自己接近决策中心的优势图谋私利。因此,很多汉密尔顿的追随者成了追捕或私刑的对象,最终被投入债务人的监狱(财政部副部长威廉杜尔就是在狱中终老)。美国政府和华尔街两个共生体间不自然、相互不信任的共生关系就由此开始,直至今日。
汉密尔顿并不满足于仅在纽约有国家银行。 他以宪法为依据,提出出于必要和适当原则,银行应有权力影响和个别时期统一调度政府行为,即使开国者对银行能否有此权力的意见并不一致。银行通过卖股票积累资金,股价飞涨。 意识到许多投机者并不是碰运气,汉密尔顿允许投资者购买看涨期权。只需25美元定金,投资者便可以按面值购买股票 ,在18个月内偿还余额。16
1791年,杰斐逊去曼哈顿庆祝新银行开业时,看到无以数计的乌合之众拖着金银口袋赶到城里买代息。对股票的购买是如此疯狂,以致认购股票开始时,银行职员都被踩倒了。股票的价格直线飙升,只有在银行明确拒绝将额外的信贷利息延伸到非常个别的投机者时,股票价格才略为稳定。
因此,作为20世纪最热的词汇之一,股疯这一新词在此期间应运而生。我们对于股市投机的反应中有两点显而易见:第一,只要有利可图,债权人不在意借贷者用借他们的钱搞投机,然而,如果这种借贷利润微小或者根本无利润,借贷者的投机便成了众矢之的。
让农民深恶痛绝的是,他们要把农作物卖给不可预知的市场,而市场是由从未在田间流过一滴汗的银行家所操纵。这加重了人们由来已久的对银行和金融契约的不信任。正如约翰亚当斯所说:
“股票经纪商将成为政府的掌权大将,一方面是政府的工具,另一方面又能飞扬跋扈;他们被政府收买,同时又能团结一致威胁政府。”17
拥护农业为重的理念,杰斐逊、亚当斯和麦迪逊相信以钱生钱的运作对社会无实际贡献。杰斐逊说:“从银行出来的贵族阶级和英国法国贵族一样对社会有损无益。”18他还说:“在美国,每个银行是为个别人的利益加在大众头上的重税。”他轻看银行家,认为他们不过是骗子和小偷,19银行就是“不断犯下盗窃重罪的系统”。20
而对汉密尔顿来说,银行业绝非盗取钱财。效仿英国银行建立的美国国家第一银行,加上公众对私人信贷的权威和信赖,汉密尔顿眼里的中央银行能够凝聚整个国家。21他认为,除非政府有能力筹集资金,收取税收,吸纳存款,有信贷信用,否则新的主权国家很难得以巩固。
首先是汉密尔顿1972年发表的Report on the Mint。他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用一定的金银比例制作新的美国硬币可以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来缓解国家通货紧缩的局面。所以,他试图通过固定各州美元的价值设立一个适用于整个联邦的标准,将美元的价值和硬币中的金银比例挂钩。
汉密尔顿的“复本位制” 的立场受到亚当斯、杰斐逊和麦迪逊的怀疑,后者认为,每一美元内银与金的比例倾向于缩小,因此货币供应总是对贷款人有利。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阴险的秘密操作(secret handshake),本意是让东北的经济体受惠。
第二个加强美国城市新经济阶层的存在的是,汉密尔顿坚持国家应允许私人创建有限责任公司。杰斐逊视有限责任公司为谋取私利的机制。他憎恶企业可以作为财富积累的实体这一观念。 他偏向私人合作形式的无限责任公司,纯粹为赚钱而无任何实质产品的公司应遭诉讼、曝光。让投机者失去一切的恐惧应成为遏制他们贪婪的手段。
到了18世纪末,两种对投机截然不同的观点已各有阵营。在一个失去土地的阶层和在银行体系中为钞票形式的财富所着迷的冒险者阶层间,一场战争开始了。 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后者和美国原有的农业社会理念是如此格格不入,更加深了杰斐逊的担心,他担心纽约只是聚居着一群亲英的股票投机者,他们穿着言谈像英国人,心里希望自己像杰斐逊深感痛恶的英国人。换句话说,在美国玩金融游戏与美国精神格格不入的说法,就像这个国家的历史一样长。 这些国家缔造者间的争执预示着230年后谁会为经济衰退受责。
                  华尔街与主街:民粹主义的诞生(1)
你们不可将人钉在黄金的十字架上。
—威廉詹宁斯布赖恩
独立战争时期,美国与英国因诸多分歧而战,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人摒弃了所有古老的欧洲传统。其中一项仍被保留的就是对收借贷利息的反感和憎恶。想想看,把辛苦赚来的钱交给从不务农的债主,而后者手上唯一所谓的劳动痕迹不过是他们剪开债券时被纸划出的小口子而已,这是何等可恶的剥削。靠天吃饭的农耕生活,奴隶制废续的道德难题,新出现的令人迷惑的商品市场,海运货品到世界各地所涉及的种种危险,所有这一切都是可忍受,甚至被看做理所当然的。但是支付贷款利息却让人产生强烈的不满与不平。在许多农民看来,这就像是赶走了英国这个同语系的外国势力的盘剥,又置于北方银行的利息剥削之下。
许多为宗教自由而安家美国的移民发现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利用美国在经济大公上的漏洞: 欧洲法律禁止基督徒从其他基督徒身上收税。 这一以信仰为基础的对银行系统的规避一来导致对税务的强烈反感,二来使农业为主的南方和商业化的北方进一步利益分化。使矛盾进一步加剧的是,几位19世纪的美国总统,在其在职或卸职期间,有的被投机者所骗,有的被银行家搞到无家可归。比如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就在童年有过整个家庭被银行家驱逐出自己家门的惨痛经历。很多人相信,当尼古拉斯比德尔请求总统赋予美国第二银行特许权时,正是这段幼年经历使他决然否决,并最终撤回了政府在银行的资金。
对杰斐逊派的共和党人来说,人权宪章中所谓的“追求幸福”是指拥有个人财产,一个小店,一个新商业业务。而对一个汉密尔顿派的联邦派来说,同样的字眼是指这个国家鼓励个人迅速的财富积累。1退而广之,华尔街被从两种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它要么被看做企业兴办,财富积累的经济动力的提供者;要么被看做与独裁、腐败、反共和为伍的政治势力的推动者。 其后的事实加强了第二种观点,非同寻常的财富积累出自纽约,到目前也是如此。因此其后的几次政治运动就不足为奇了,1830~1896年的多次政治运动中,华尔街成为敌意的中心,被视为对平民、小企业主和劳动工人的压迫。后者作为一个利益集团的松散联盟,即麦凯恩在2008年总统竞选中所称的“主街” (Main Street)。现在看来,麦凯恩所说的主街阶层,部分程度上是在19世纪民粹主义运动中产生的。
主街阶层对华尔街早期的不信任可以清楚地从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和第二银行主席尼古拉斯比德尔就延续第二银行特许经营权的斗争中看出。第一和第二银行使政府与银行间的密切关系成为日益突出的关乎宪法的问题。银行资本已强大到足以改变政府的性质,因此金融权力的控制、联合与巩固也成为敏感的政治问题。
就第二银行延续特许经营权的争议集中在该机构的性质上。第二银行应该像比德尔所希望的成为中央银行,还是如杰克逊所主张的,每个州有自己的银行呢?这场分歧的赢家是杰克逊。第二银行未能延续特许经营权。然而这是一个代价高昂的胜利。杰克逊和他所代表的民粹主义者都没有意识到这股刚开始形成的强大经济力量。很快,国家需要功能完备的银行体系来资助19世纪的重要产业:捕鲸、采矿、铁路建设、农业、石油勘探和生产制造。
                  华尔街与主街:民粹主义的诞生(2)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美国由开创者塑造
1896年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发表了体现当时民粹主义热情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讲话。发言场合最为宏大,是民主党在芝加哥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对势力扩展到横跨大平原的东部有钱阶层的诟病。 尽管表面上布赖恩主张金银并用(基于银本货币会有利于银子多的西部),他用“黄金的十字架”演说来平息他选区选民对不断扩展的东部商业利益的恐惧。这一做法很有效。36岁时,布赖恩成为民主党史上最年轻的总统候选人。
其实,布赖恩“你们不可将人钉在黄金的十字架上”的说法只是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所做的学术探讨的延伸。1893年,特纳发表了具开创性的文章《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特纳否定了他导师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的说法,后者认为所有美国的重大政治和文化发展都归功于继承从英德移居到美国的祖先。特纳认为是西部的开发,奠定了国家未来的基调,塑造了美国人的品德。在西部定居的过程,对“蛮夷”土著人的征服,渐渐让位给新的发展顺序: “随着农业生产的渐趋成熟,土地开发、捕猎和贸易最终发展到城市和工厂的复杂程度。”2
特纳担心,西部拓荒的不复存在意味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力量会胜过杰斐逊的自耕农理想。他讨厌“金融大祭司”3作为和美国塑造国家品格的西进精神相竞争,暗示国家的前景。
在特纳看来,西部边疆是美国民主萌芽地。在这里,野蛮与文明相遇。而如今,边疆的拓展已完成,拓荒的动力要被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动力所替代。简而言之,西部的发展意味着东西方要建立关系。科罗拉多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矿工们,纽约来的材料或资金。也许,“不断扩展的边疆造就了美国特有的、真实的民主”,但现在这些开发出的土地被华盛顿和纽约的利益集团所控制。4同样这些金融大祭司们也在骚扰特纳所赞的美国人品格,特纳也许憎恶这一说法,但是要阻止已经太迟。从阿勒格尼到塞拉利昂内华达州,华尔街已经渗透了主街。
所以,正像大西洋海岸是逃脱英格兰枷锁的必由之路,美国的内陆已成为另一个需要跨越的海洋,去发现自我、自由、生命的意义和财富。但如果美国政府和华尔街势力能横跨美国内陆,那将如何?西部拓荒者们—杰斐逊理念里自耕农19世纪的化身,他们 “敏锐和好奇与朴拙和力量兼备,充满个人主义者特有的不安和活力”,与汉密尔顿式的资本家为敌,因为后者利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为自由谋利。5
这种对现有生活方式可能消失的恐惧是19世纪90年代民粹主义情绪的根源。正如一些美国人现在担心全球化和后工业时代的秩序将结束他们现有的生活方式,在19世纪90年代的美国人害怕即将到来的工业时代这种模糊的恐惧令人产生强烈的焦虑,类似美国劳动力在日本、亚洲四小龙、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崛起中所体验的。就业机会的减少,廉价外国劳动力的增加和贸易开发,触发了对中产阶级消失的恐惧,正如美国人在19世纪80年代对新兴的金融和工业秩序的感受。
这种冲突表现在当时就货币定值的时代。西部的男女都担心东部的银行会强加以黄金为本位币的货币标准,从根本上威胁他们的生存。 和今天没什么不同,人们当时用借贷方式购买土地,当时货币供应是黄金和白银比率为货币发行基准。如果比率降低到更多白银比较少的黄金,货币就要贬值,借款人就不得不在更低的水平上再融资。对于这些男女来说,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在于土地的拥有和使用。 金融权力的集中将大大影响这些定居者赖以生存的各个领域:农耕、放牧和采矿。
                  华尔街与主街:民粹主义的诞生(3)
布赖恩宣称,金本位制被后来被称为“金钱托拉斯”的资本家所控制,它只是另一个令拓荒者生活艰难的机构。布赖恩辩称应该增加支持流通的本位币白银对黄金的比率。这项安排将有利于西部的农民、矿工和农场主因为他们可以借昂贵的黄金币做资本 ,然后以价格膨胀的、更便宜的白银币来偿还。如果让他们借得起贷款,股票持有者和家畜饲养者可以保留其财务自由,而这正是其中许多人参与西进运动的原因。事实上,布赖恩的民粹主义论坛的一部分,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在住房抵押合同签订后的再调整。
布赖恩了解,南方人和西方人担心唯利是图的信托机构有能力去以资金支持西部开发。 布赖恩尤其明白,能将西部边疆驯服的人,不想被中央政府或东部银行家所驯服。
在特纳看来,民主源自土地私有。 他“从小到大相信传统的保守派哲学,认为美国民主的关键是利益与社会息息相关的个人与团体间的动态竞争。这一“利益相关”的体现,就是土地,对资本家和农民无一例外,就是土地资源现成,而且供应广泛。 铁路、钢厂、小麦加工厂在这点上很相似,就是它们都建立在对地产和其他不动产的控制和掌握上。6而边疆的消失,意味着“美国民主赖以为继的血液没有了”7,曾以对土地的征服抗衡与东部金融利益的崛起的西部人已经丧失了上升空间。
列车途径
到20世纪早期,对资金信托的恐惧取代了对东部投机者的恐惧,作为西部拓荒者的大威胁。就货币发行上金银比率的争论演变为担心,担心华尔街存在着一个无所不能、阴谋险恶的金钱集团。 特别让人担心的是,这一阴影组织在操作信贷流量以控制商业利益,使以原材料为主的重产业经济转变为由为商业利益而进行的原料生产。具体关注的是,这一阴影组织操纵的信贷流量控制在这样一个经济正在从以原料为主的商业应用为原料生产的领导一个接一个的商业利益的方式转变。
托马斯杰斐逊早就警告说,不仅要小心银行的权力膨胀,也要小心对政治和金融权力垂涎三尺的集团公司。到了19世纪末,杰斐逊的担心被验证了。铁路、钢铁、石油业都被整顿为信托公司的形式,来掩盖大财团们的变相垄断、欺行霸市和价格控制。但是,由于政府不能决定如何从联邦政府的角度参与银行运作,并解决一些有限责任公司的问题,给投机者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真空地带。
捕鲸船堪称19世纪的科技奇迹。 因为它速度快,能承载大吨位货物进行长途航行,捕鲸船成为采油勘探的首选。在19世纪电力发现前,鲸油的市场需求很大,因此捕鲸虽非常危险,因其有利可图,仍是个诱人的行业。然而,美国人很快发现,地下采矿比海里捕鲸更能赚钱:金、银、铜、能清洁燃烧的石油,远比鲸油利润更高。当中部地区开放,需要新的运输系统来将这些资源分配出去时,因此,铁路取代了马和马车,以更好地服务于银行资助的西部矿业。
本来就对银行业并不信任的美国人,到1907年时更对银行厌恶至极。 如今,东部的投机者不仅投资于使西移运动成为可能的列车,而且西移运动让他们大大得利。大量资本落入少数行业龙头手中,杰斐逊和其他民主共和同道对小农经济的设想已在现代工业时代无容身之地。在银行业中,最大的龙头就是约翰皮尔庞特摩根。 摩根在此期间填补政府留下的空白,其手法足以重新定义银行业、金融、资本市场和信贷,不仅如此,让民粹主义者一直担心和不信任的少数利益集团,获得了政治权力。
                  国会攻击金钱托拉斯(1)
你可以控制业务,但无法控制人……不是所有基督教会的钱都可以控制信贷。
—J. P.摩根
1907年10月,美国银行在全国范围内的投机操作危险地冻结了信贷市场,信贷流通不复存在。美国公众对华尔街的信心在一夜之间消失殆尽。在这场危机中,J. P. 摩根一把从美国财政部手中揽过经济调控的缰绳,策划了庞大的拯救行动以避免大型信托投资公司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崩溃。从大投资者那里集中信贷,为困境中的银行注入大量资金,种种行动都由摩根在麦迪逊大街的银行一手承担。可以说,摩根和他的职员把整个国家从经济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然而,摩根没有想到的是,他在这次金融恐慌里超乎寻常地负面地美国公众对他的看法,他们越来越担心,摩根掌舵的所谓金钱托拉斯公司,其实比美国联邦政府还强大。
摩根公司在1907年金融恐慌中的主导作用似乎证实了民粹主义者的所有怀疑:居心叵测的财团实现了高度集权,给华盛顿政府敲响了警钟。 被公众舆论所驱使,政府常试图将经济崩溃归咎于少数人。就当代金融界而言,政府对金融机构的问责始于普若委员会的成立。这一委员会是在数年来政府对金融机构的非正式调查后由国会成立的专门委员会,以路易斯安那州民主党代表阿森纳普若为首,负责调查“金钱托拉斯”的存在及其权力和影响。其中,“金钱托拉斯” 一词是由查尔斯林德伯格提出的,这是对颇为公众关注的铜、钢、石油、信托基金的统称。1
1912年,伍德罗威尔逊竞选总统时提出自己上任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整顿“银行、铁路、运输、保险、制造、采矿和电力开发公司的联盟,这些公司的持股权和董事均会被少数关键人物所组成的群体所操纵,他们之间利益捆绑,关系紧密。如果乐意,他们随时可以操控信贷和企业运作”。2
国会力证银行在其融资或投资的各公司董事会都有代表人,这些信托基金控制了“人寿保险公司、储蓄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和类似的吸纳市民存款的机构”。3在《纽约时报》的描述中,华尔街小集团“是个有其独立身份的由少数金融巨头组成的利益共同体,它们的联合产生于相互控股、互兼董事,以及对银行、信托公司、铁路、公共服务和工业集团的其他形式的控制。它们在种种利益联系中巩固着联合,以致对货币和信贷的控制权在少数几个人手中高度集中”。4首席检察官塞缪尔昂特迈耶称,美国五大银行控制着超过220亿美元的资金。5当时最大的几家金融机构包括J. P.摩根、信孚银行、第一国民城市银行、库恩、洛布公司和大通银行,其领导层间互兼董事,控制着如采矿、铁路、轮船、和水电等敏感行业的公共和私营公司达134个之多,再加上人寿保险公司、储蓄银行和信托基金等现金吸纳机构。
尽管货币信托本身难以定义,摩根庞大的证券公司不言而喻成为美国国会的主要攻击对象。摩根家族是金融界的龙头和证券业的主导,美国大部分跨州经营的集团公司都是它的客户。事实上,摩根公司的地盘是如此庞大,以致律师路易斯布兰代斯写道:“没有摩根的参与和首肯,没有哪个大企业能顺利运行。”6对公众和政府而言,摩根是“非正式的货币信托……它影响着大多数美国最大的州际集团公司,垄断了证券业,尤其是股票和债券的发行、承购和分销。”7
                  国会攻击金钱托拉斯(2)
有说法说,美国有两种经济,一种是实实在在的国家经济,另一种是金融经济。银行已变得如此强大,以致银行业的巨头自视为国家的管理者,因为他们资助国家的诸多产业命脉。前总统杰克逊和杰斐逊都不曾对这一局面有过担心,但他们的无挂虑是基于错误的理由。杰克逊和杰斐逊仅将货币供应量、信贷创造和授信看做政治问题而非经济问题,显然低估了出于纯粹经济目的的信仰和信贷的强大结合。当时的人们还没有参透的是,私人银行一旦有了建立信贷和影响货币政策的能力,可能比政府特许经营的国家银行权力更大,影响更深远。
J. P.摩根本人曾被传唤至国会作证。但得到更多媒体关注的是威廉洛克菲勒的兄弟约翰洛克菲勒拒绝接受国会传讯一事。美国联邦执法人员包围了洛克菲勒在纽约州塔里镇的寓所—曼哈顿第五大道689号,以迫使他出庭作证,但他拒绝接受传票。 据《纽约时报》的头版文章称,连接洛克菲勒寓所和他女儿家之间的侧楼也被监视着。洛克菲勒的医生则一再告诉委员会,洛克菲勒患有严重的咽喉病,不能出庭作证。8几天后的新闻报道说 ,洛克菲勒看上去“真的病了”。洛克菲勒在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被记者发现,当时他正在赶往洪都拉斯的途中。 他对记者们说,他不知道委员会在找他。他显然正在为咽喉病寻求治疗,据称他患的是喉癌。
几个月后 ,委员会终于向洛克菲勒问讯。问讯在格鲁吉亚哲基尔岛上的洛克菲勒的公寓里进行。据报章报道,公寓高档优雅,做了方便四位委员问讯的布置。然而寓所的豪华场面破坏了委员会问讯工作的严肃性。为什么这些参议员要听从一个声称患病的证人,由证人来决定何时何处他可以接受问讯呢?
威廉洛克菲勒作为证人面对普若金钱托拉斯调查委员会12分钟后,开始浑身抖颤,剧烈咳嗽。 很明显,这场对金融大亨的发难不得不中止,否则垂老的洛克菲勒甚至会猝死现场。 至此,委员会只提了四个问题,洛克菲勒艰难地以耳语般的低声回答了。 在历时九个月终于追踪到洛克菲勒后,委员会没从他口中获得任何新信息。9
要追记的是, 洛克菲勒在被问讯10年后才去世,他并非死于喉癌,而是自然老死。
在J. P.摩根失忆前,他至少回答了,或者说有选择地零散回答了一些委员的问题。其中,摩根对检察官以塞缪尔昂特迈耶关于信贷根本的回答,是最常被人提起的:
昂特迈耶 :贷款不是由债务人的金钱或不动产来决定吗?
摩根说 :不,先生。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人格。
昂特迈耶 :人格考察在金钱或不动产之前?
摩根 :在钱和其他任何东西之前。金钱买不到品格。我不信赖的人从我这里得不到一个子儿。10
摩根还强调私人关系在银行业中的重要性。他最后在证词中说:“他一生中从未做过卖空,不喜欢卖空这种操作,但也不去评判它,因为卖空操作很难避免。”11
当被要求谈及他可能影响到的个别人、董事会和公司,摩根说他不记得任何特别的细节。 摩根也不知道为银行家托拉斯而组织的投票信托。他也没有听说过对国际农机公司信托基金,直到他后来从报纸上读到。12他也记不得是否他的儿子小摩根担任美国国民城市银行的董事,或者在过去5年里纽约中央证券出现的任何新问题。
                  国会攻击金钱托拉斯(3)
内务委员会的初衷是建立补救性立法以防止纽约金融部门进一步集中,恢复资本市场的自由竞争,通过联邦监管使高端金融更民主化。13但最终没有任何法令出台,这些想法未曾实现。普若委员会试图使美国了解:少数权贵人物如何操纵控制信贷;它设法解释债券如何发行,金钱如何被筹集,公司间如何通过向银行借贷而利益捆绑。它还试图解释这些公司如何结党营私,排挤宿敌。更重要的是,委员会要通过民事和刑事手段指明摩根集团操纵的违法性,将华尔街集团刻画为自由和劳工阶层的敌人。正如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先前所为。普若委员会对摩根的问讯,其实是美国民粹主义者百年来对特权阶级的恐惧的表达,摩根财团成了发难的对象,然而他们其实伤不到摩根一根毛发。
可以肯定的是,最后的调查报告为下步发展议程奠定了基础,最终产生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通过了《克莱顿反托拉斯法》(Clayton Antitrust Act),并产生了美国宪法第十六条修正案。但普若委员会在报告中提交的实际建议并未得到实施。 然而,将这个委员会看做政府行为中微不足道的一步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对金融巨头这几场听证是当时民粹主义者对华尔街的不满情绪最重要的体现。
普若委员会的几场听证会也表明民粹主义精神的美国有拉特权恶棍下马的胃口,特别是在经济困难时期。普若委员会听证背后的推动力正反映了著名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所说的“美国政治的偏执狂风格”。霍夫斯塔特看出,美国人倾向于通过将恶棍妖魔化来理解历史。“国家公敌被明确地界定为此种形象:他是恶的完全化身,没有丝毫道德感的超人—邪恶、强大、无处不在、残忍、追求享乐、喜好奢华”。霍夫斯塔特写道:“他随意影响,甚至一手创造历史演进的规则,或以邪恶的手段让历史的车轮偏离正常轨道。 他人为制造金融危机,操控银行,引起大萧条,然后从他一手导致的苦难中坐收渔利和享受。” 霍夫斯塔特的论文显示,这样的历史观有着“鲜明的个人色彩”,其中重大历史事件并非政治、思想和文化浪潮所汇合的产物,而是某个恶棍随意而为的后果。说一个人造成了1907年的金融恐慌比去理解促成危机的一步步微妙的历史演进要容易得多。
正如在他之前的威廉詹宁斯布赖恩,阿森纳普霍为南部和西部民众做利益代言,很大程度上,这批人当时他们被遗忘了,北部的迅速发展也让他们不堪重负。事实上,现代美国经济的中心问题是城乡贫富差距,也是造成金融恐慌的根源。美国城乡差距是如此悬殊,以至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1908年专门建立了联邦乡村生活委员会探讨这一问题。14大规模移民,迅速的技术发展,钢铁、汽车和商品等行业的组合,争取计划生育和妇女选举权的社会运动等,只是诸多重大文化变迁的一部分而已。15
让民粹主义理想的大众在急骤的社会变化中深感幻灭。农民的情况只能更糟。当生产力为配合战争时期巨大的海外市场而大大扩增后,战后的美国农民身陷农产品过量供应的泥沼。“棉花价格从战时的每磅35美分跌至1920年时的16美分,玉米价格由每蒲式耳美元降至52美分,羊毛价格从每磅近60美分跌至不足20美分。”16在战时国家农产品需求巨大的几年前,这些农民曾贷款来扩大生产,如今,产品价格的大滑坡致使他们没有足够资金偿还贷款。无望中,许多人为了寻找较高的薪资和稳定的收入,开始了向北方城市中心的跋涉。横扫美国全国的巨大变化似乎全都有利于美国北部的资本家。所以,自然而然地,当农民在寻找他们挫败和伤痛的根源时,金钱托拉斯首当其冲。
正如金融历史学家文森特卡洛索指出,普若听证会显示了的民粹主义者和资本家之间关系的基本特征,其直接导致了美国政治的偏执风格。问题是双重的。一方面,银行业非常复杂 ,专业性很强,一般的美国人不能充分理解;另一方面,银行家暗箱操作,“执意拒绝透露任何他们与其他银行或与其所服务的公司客户的关系的信息”。 因此,即使是最具好奇心的公民也没有多少关于银行的信息可供消化。
历史学家大卫肯尼迪指出,“20世纪30年代前,华尔街股市信息惊人的匮乏。许多上市的证券公司不公布定期报告,如果他们发布报告,数据也是由他们任意选择和草草审核,甚至比没有更糟。 正是这种情况使像摩根那样的少数投资银行家有了无上权力,因为他们垄断了能帮助他们做出合理财务决策的信息。 ” 17信息匮乏的公众和暗箱操作的银行业催生了金融阴谋论,最终在1929年金融大崩溃时,问责的火烧到了证券卖空商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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